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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话语的隔膜从《埋伏》在柏林未得奖看到的

2012-09-30 01:1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杨慧 阅读

    今年(1997年)国内来参加第47届柏林电影节的影片《埋伏》未能得奖。这种结果自然是令人失望的,但却是在电影节上看这部片子就预感到的。这种预感是来自《埋伏》本身提供的一些启发和认识。

    作为中国人,在国外看到《埋伏》这样写国内现实的片子,自不必说是很高兴的。那里有艺术家非常人道的对普通人的关切,对生活中不起眼的事件中包含的美好人性的细心发现,悉心揣昧,经心讴歌。特别是影片涉及的是国内社会转型期现实中的人文精神中复杂的焦点问题:价值观的何去何从。在价值观急剧变化的现实下,《埋伏》一往深情扶持的是老田这个对许多人来讲已不时兴的形象,要观众为它感动,对它认同。对于一代和老田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来说,这是现实对历史的一种承认,对美好的一种客观肯定。对仍眷恋这种价值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慰籍,一种支持。

    《埋伏》中出现几种类型的人物,但从其生活态度上看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克己奉公,兢兢业业的献身,一种是社会转变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浮躁。坚定地代表了前者的是老田这个形象。它是影片的思想倾向的重心,实际上也是影片潜在的主角。故事层面的主角,叶民主的形象则代表了一种在价值变革中的游移,也即在“老田精神”和其他价值观之间的选择。正是这点上,影片触摸的是国内真切的现实之一:时代变改革,价值观念分化,使得社会中的“老田们”那种从过去带过来的生活态度多少与时代疏离,也使一些“捷足者”迅速腾入时代飞转的浮躁中,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叶民主这一类的,他们尊重“老田式“那不改初衷的坚贞,但更看重自己对时代的直接靠拢;他们不屑于有遮掩或赤裸裸的堕落,但与老田那纯金式的踏实比,他们的风格又有水分。于是影片中,叶民主是一个两种价值之间的游移者,一个选择者。正如他的女朋友要在他还是日本男友之间选择一样,叶民主这个形象在影片中犹如一个对“踏实、坚贞”还是“浮躁、堕落”进行价值评判的砝码,它完成的是一个逐渐向“老田精神“靠拢、看齐的过程,是对“老田“的肯定。叶民主最终继承了老田的精神,遗志,完成了埋伏的任务。他悲痛地赶去向已框在黑色像框里的老田告别;他揍了耽搁了老田的病的浮躁者,被关了起来,又被放了出来,关他的人还向他表示致敬,要与他做朋友,这皆因为叶民主此时已是“老田精神”的体现者。影片表现的是一场价值观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老田”是胜利者。不仅他的朋友在精神上向他走近了。他的对手也心悦诚服地甘败于他,因为佩服“老田精神”。至此,《埋伏》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不言而喻的了,那是中国大陆式的。

    在这点上,《埋伏》可以说是第一部把中国最近切的现实带到柏林电影节上来的影片。

    于是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柏林电影节期间,西方对《埋伏》的评论中对老田这一形象的认识大致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同事”。至于树在他的敬业精神之后的那种理想主义,那个历史特定的时代的追求,那一代,两代“老田们”的信仰内涵,这些处在另一种意识形态中的西方评论家们就很难吃透了。当然西方社会里也有以身殉职者,可那牺牲精神的内涵并不相同。所以,了解“老田们”精神背景的大陆中国人会为这可贵的形象感动,会理解影片的真诚和苦心所在,然而纯粹的西方观众与影片的沟通,对影片的理解、欣赏就有问题。

    这里的经验当然也不新鲜了。好莱坞的制片原则就是以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中引起共鸣为准,因此它的影片从题材到主题大都从较远离现实的泛人性入手。这当然是商业目的很强的态度。也是许多视电影为艺术的电影艺术家对好莱坞愤怒地方。

    此时再回想前几年在国际影坛为中国电影争得席位的那些影片,如『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香魂女』等,其艺术上的精湛和对东方文化的深刻理解都毋庸置疑。可这些片子的题材和主题的张力也大多在文化与人性之间,也主要以是人性与文化间或束缚或归宿的纠葛与冲突取胜的。人性加异邦文化,这样的艺术对于习惯于在文艺中处理人性,又自上世纪来就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厌倦和没希望的西方人来说,无疑容易沟通,并热烈欢迎。但现在,一来这类题材对西方来讲也近烂熟了。二来中国的现实是另一会儿事,并总要进电影的,中国电影也总要带着中国的现实出现在国际影坛的。另一个事实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两代人,如《埋伏》中的老田,他们或许可以说没有文化,因为中国的传统那时被人为的割断,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东西,也有过追求,有过理想,他们也有自己作为人的特定内涵和心理路程。这些人还在,还是中国人文现实的广大基础。社会变革要求的新型人也还要以他们为基础的环境、气氛中脱胎出来。这样一种人的现实,人的转变和价值的交替在今后一段时间是电影艺术必然要面对的社会实际。

    换言之,即中国电影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要写中国的现实,又要继续得到世界电影的理解、承认。意识形态话语有隔膜,艺术又要相通,这就是中国电影继续走向世界途中面临的新挑战。这次《埋伏》在柏林电影节的经历中实际就有了这层色彩。

    1997.3写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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