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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华:数化人与数化主义

2012-09-29 00:2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阅读

 又一天,我们清晨出游,去看帕提侬遗址,古罗马酒神戏院。忒修斯圣殿,仍存在十六根廊柱的宙斯神庙;最感动我的是古老的哈德良大门,人们从前经由这里从老城到新城,一天中肯定曾有上千个美好的人在此相互问候。现在没有人由此出入老城或新城,它矗立在这儿,喑哑而荒凉,就像一口古井从它的管道中曾伴随着亲切的哗哗声涌出清滢的水。

    ——德 荷尔德林

    就目前人的行为来看,改写人的概念已迫在眼前。

    这是基于,不概定人的概念,人们似乎就不知道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不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人对宇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态度,不应该行使什么样的行为。

    对传统的概定,在此保留一说,也是给人提供一面镜子——人会犯错误但能修改自己犯下的错误——这是人。但是,这个概念似乎不能再概定人了,因为现在是人制订法规与对错标准。

    ——以上并不作为论述的起点

    我们经常遇到一些司空见惯,细一琢磨又莫名其妙的现象神秘得像上帝的怪念头。

    现在想来,一些不足为奇但又实在难以辩析的问题是在“终结的境遇”下出现的。比如劳伦斯.卡弘总结哲学终结,发现哲学无法关注人类,甚至理不清人与自然这本属简单的关系;丹尼尔.贝尔总结了形意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面对现实总会略显尴尬;约翰.马林斯感到痛楚的是男性的终结,性征展现的特殊精神气质和独特的社会方式被情歌软化;还有令阿瑟. 丹托遗憾的艺术的络结;科斯塔斯.杜齐纳人权的终结;斯科特.拉什断言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让人们沿袭了多个世纪的以上各个方面的知识与传统全面进入终结境遇。据威廉.斯塔诺而言,其实,人们也不再对那些一度发挥过文明作用的东西作什么指望了。这些障碍在社会演变中退居到终结这个概念后,另一类概念水落石出。

    终结理论遇到了一个良好的时机。两种好斗理论目前也处于疲倦状态,按照常规讲人们以为它们在准备新的论证与新的论据,或许人们在等待两种好斗的意识形态重新开始相互攻击,但是,两种好斗理论之中没有哪一方准备满足人的期待。它们自己也进入一种双方都无法排解的力量中。

    海德格尔——他认为哲学知识首先是一种“观察”,是对先于观念、先于推理、出现在经验中的现象之把握——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真实性就是如实呈现的观点之后,达梅特的唯实论就实在难以概定两种好斗的意识形态的陈述哪一种具有客观真值。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陈述以及资本主义的物资陈述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陈述或者它们之们的斗争,一切似乎陷入无根据之中——包括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甚至更近一点的数化社会形态。其理论根据是——仅仅是理论根据,在此之中开辟出新的路径的唯实论者认为,关于有争议的类的陈述,其意义与我们所能得到的有利于它们的证据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包含在决定它们的真伪的方式之中,这是由事物的状态决定的,而它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是否掌握有关它们的证据。

    那么,这为当下社会制造了多大兴趣呢?真价值不是依据一组判断,也不是依据争论双方的胜利程度,也不是依据双方争论过程中的社会行为组建一套崭新的社会体制,因此,唯实论必然会找到这么一个说法。“总之,唯实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断言式判断的正确是就判断对象而言,而判断对象的性质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一组判断;彼此相反的判断不可能同样正确,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与正确的判断相一致”1(劳伦斯.卡弘《哲学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9页。)在这个一致之间,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把一张跳板延伸到了判断与真实世界之间。判断失去真实的世界不是因为知识失误,而是因为知识发生了性质变化而后成为城市饲料,而真实世界不再在知识、真理中进行理性上的呈现,而是在感官世界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人终结,进而出现非传统人、非人——数化人,就势在必然。这是人类第一次失去根据后的结局,“人类失据”以致任何判断包括哲学一时半会还无法理解人的行为,面对失据后的人类行为,现实也显得慌乱。

    从数化时代再一次回到古希腊文明时代,“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就出现支流,河流-世界-事物收起了它们的态度,人的态度和行为准则开始变得大于河流-世界-事物,人的态度和行为准则表现得大于客观准则和自然规律,这就是,人不是不能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是人愿不愿意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第二次不再愿意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有可能取其支流下流或是上游。“如果”人的全部任务和终极目的恰恰是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伟大或非伟大的、庸俗或高贵的、浅显或深刻的,并一直顽固地强加给传统人的一些结论时,摆脱真实世界与价值判断任何一方的纠缠都具有理由(这个理由不需要更客观一方如哲学的检验),这就是终结。要想两次不踏进同一条河流,只有摆脱根据,事实上摆脱根据后,在这条道路上人们越走越宽。那么,假设一个人相信自己拥有否定权力,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使命,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权力和目的就可以重新定义。人也就不可能再次讨论以前一些话题、一些非数化概念——道德、伦理、准则、义务、使命等等,——这些旧话题就像旧河流一样,人不可能两次踏入。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第一条河流——根据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准则、义务、使命等等就是人存在的根据,但是可以通过人们对无根据进行歌颂发现其变化的态度,一旦心理依据摆脱了人类文化态度的制约,我们似乎能够发现,数化人的存在依据是以生命个体而非以集体为依准,是以个体心理而非以集体文化心理为依据,是以生物意义的生命而非以文化意义的生命为依准。或许这一点依据都不需要,大面积而言(社会范畴)的自由和小范围的随心所欲甚至会认为生命个体的心理依据也是束缚,就此一点,能不能发现数化人这个概念的一些内在的涵义,和它所表现的本质呢?!

    对于当今的或是更未来的人而言,无根据值得歌颂的地方还在于,他永远有权力发现隐藏在根据后面的东西,并且会知道它们藏在什么地方。这一点虽然只是表现了数化人的一些个别爱好、一些个别习性,但是数化人从淡化行为根据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启发。举一个例来说明,比如国家形式的国家,无论是民主制度的国家还是非民主制度的国家,她不可能把善按等级进行排序并按等级结合在国家行为中,但是这个国家在制定体制时这么做了,甚至有法典加以保护,善的根据是在行为中呢还是在法典中,国家公民行为过程应该表现的善是表现法典的善呢还是表现定义的善还是表现公德意义上的善,根据的无等级导致行为的无等级,当人在行为中必须寻找那个根据时,寻找过程是无根据的,即使善最终出现了并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善也是无根据的;同样,制订保护善的法典那个过程一样也是无根据的,人们想象的根据、知识的根据、感性的根据、理性的根据反倒成了人们不想见到的同一条河流。       无根据给予人的好处就是避免人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并能够发现根据以外的事物。

 这些应该都是数化人的根据——物质根据或是精神根据。也就是说,无根据是数化人的根据。当然,应该说得明白一点,相对于数化人这些都显得不太适应,于数化人这个概念,无根据才是数化人的所有根据。正是因为此一点,在二十一世纪,权威的伦理学家、高校的哲学教授、研究院的道德学家以及民间的文化学家,从数化人的行为上很难发现其道德、伦理的痕迹似乎就成正常,相反如果能从数化人的行为中发现道德、伦理的痕迹,那反属不正常。那么,比如我们从伊拉克战争中寻找正义而怎么也找不到就是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在数化时代,国家行为——如美国这样一个号称先进、文明的国家,它的行为——同样失去根据。

    人和那个国家一样,突然从文化人理论人——人已经做了几千年的文化人——一下子成为数化人,——无需存在根据的人。而此前他们一度做为非文化人,以削减文化的羁绊逐渐向绝对单纯的人还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首先感到人这个概念的沉重,他们首先发现根据的非时宜的力量,同时也发现“根据”使“人”这个概念沉重。如果谨守传统人概念,人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就不能彻底得到解放。而带给人沉重与不自由的,“根据”的份量远比“文化”的份量要重,文化是在存在的根据上建构起来的,哲学界一度讨论的非人(并非利奥塔论及的“非人”)或可作为非文化人理解,存在范畴上而非存在根据上条呈的文化,是一个极想摆脱这类文化的人实难做到的,非文化人只能表现出一些个别特征,或者是表现出令人称赞的反叛精神,但是,数化人发现了文化的千丝万缕,发现了气候文化,如果没有一个季节性转换,阴霾和雾一样的文化还得持续笼罩人类。正是属于文化范畴的科技让人们发现了一种可能性,科技一直满足人的本能需要,在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的今天,本能与无边要求合法化,切断文化与存在之根据成为生物意义的人也是合法的,数化人以丢开

    根据彻底摆脱了非利己文化,实际上,摆脱根据比摆脱条呈缕悉的文化要彻底得多。目前出现的一系列终结境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需要为行为找到一个辩解,而面对人类当今的行为,任何辩解都是耗散型的,我们不能把很早流行的耗散理论拿来肯定或是谴责以上的行为,但是,现在还没有肯定某些性质——褒义或是贬义——的词汇以文化的方式消费人的行为,可是就目下人类的行为来看,其指向是十分明朗的。消费理论不能不说是耗散的最前沿的表现,消费不能不说是麦克斯韦妖的最时髦的表演。其指向是什么呢?我认为比如文化根据、较此前的价值观等等,都是其对象。因为,文化伦理上的麦克斯韦妖她可能把一个仅有的或是极少的东西进行无限地递进损耗,其最为可怜的——人类行为其实小得可怜的、经不起反复消费的根据,在麦克斯韦妖手法上变得无序庞大。究竟是什么权力赋予她去如此自信并宣布自己的法则呢?按列夫.舍斯托夫的分析,人类社会无论哲学家的理论,还是走有理论之先的人类行为,已经学会了终结,人类行为就如同一次狂欢酒会后开始把《无根据颂》唱得高吭嘹亮。借用舍斯托夫的一个流变式的陈述,我们可以明白现在的理论处境和行为处境。舍斯托夫在分析了托尔斯泰后,一个当时极为鲜明的现实把他推向托尔斯泰的对立面,“在尼采那里和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一样,对一件重大事件的认识——‘上帝死了’——正如尼采本人嗣后表述的那样——或‘上帝即善’——正如如今的托尔斯泰伯爵所说的那样,他告诉人们,这正是基督教的本质,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意识——成为精神转折的开端。至于说‘上帝即善’和‘上帝死了’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而且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所根据的都是同一个观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引尼采的下述一段话为证明:‘开始一天的最佳方式是:醒来后要想一想,今天我能否无论以什么为由而令哪怕任何一个人欢乐。如果能以此取代旧有的宗教习惯的话,那么人只能从这种替换中获益’”2。(列夫舍斯托夫《无根据颂》1999年12月版第240页)面对这样的局面,此时我们无法远离分析哲学的习惯,我们可以不理会“为”之后的是任何一个人,还是一个比人更大一些的对象如团体、社会等等,但是“想一想”、“以什么为由”这样的思考过程不仅是宗教失去了,就连人——最起码有这样功能的人都失去了,功能与思考的终端因为上帝的死去而失去了根据,假设善可为一种根据,显然,现行的理论与行为都无法对其挽留,实际上,不是对善的无法挽留,而是无法挽留行善的根据,因为,人的行为依据的观念、依据的根据消逝了。

    失去了根据,就连辩解都不必要了。这就是数化人行为的全部内涵。但是我们千万要明白,这种内涵不指向个别,也不单属特别阶层,也同艺术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迥异。利奥塔非人的概念无法收集社会的全部特殊性,也无法承担其普遍性。不过利奥塔提到,人的本意可能是指心中萦系非人的人,这是在人总像至少是一种可靠的价值被某一种社会结构解散后出现的侦讯。但是这样的讯问遇到了这样的境地,“价值之所是,可靠之所是,人之所是,有人将这些问题视作是危险的。很快停止讨论这些问题。有人说,这些问题开辟了通向‘一切都是允许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无价值’之路。”3(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版第1页)我们无法涉及法西斯诞生这样的特殊而又历史的现象,但是这个结论确实是十分危险的,这个结论虽然十分危险,但却比那个特殊历史更为普遍。

    这不是在追寻数化人的发展脉络。当某一个阶段需要非人的品质,并通过艺术家对其社会的价值来加以保留与肯定,艺术和肯定已经是比人们不愿触及的问题更加危险了。虽然非人在利奥塔那里出现时显得那么纯粹,但是他们制订的风景王国、符号王国、时间王国已经比美国纽约的大厦与街道都还要坚固。时间或是说未来,有如波佩的面纱一样,它让一些居时间之外的东西比日夜萦绕在人们左右的根据要美得多。数化时代就如是波佩一样制造了许多不在场,制造了许多淡淡的晨雾,让-斯塔罗宾斯基肯定,“阴影具有一种使我们放弃一切猎获物的能力,这仅仅因为它是阴影,它在我们身上激起无限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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