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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邱志杰: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吊古与反思

2012-09-29 01:31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邱志杰 阅读

  主持人:谢谢您作客搜狐文化客厅的访谈,有专业媒体评价您08年的工作觉得您是08年最勤劳的艺术家之一。

  邱志杰:不光08年吧。

  主持人:设个限定范围,是年度最勤劳艺术家之一。当中“南京长江大桥计划”这个系列是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从7月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庄子的镇静剂”到广州三年展“如何学习失败”……到前波画廊的“莫愁”,到今天尤伦斯的“破冰”。

  邱志杰:还有新加坡有一些。

  南京长江大桥:从宏伟形象到废墟

  主持人:整个系列想听听您当中的思路,能给我们详细的谈一谈吗。

  邱志杰:我05年其实也是劳模,策划在南京的现在改名叫“南京三联展”,在南京呆了大半年,很累,展览策展结束之后我就去说要拍照,我要回来当艺术家。南京的朋友带着我到处逛,当时经过的大桥残破不堪,就一个废墟。我们当时说下去偷那个桥上的栏杆,给人勾起那种欲望来,摇一摇就可以把那个佛雕给晃下来。我在那儿拍了一些照片,那个时候开始关心大桥,因为我们小时候记忆里面最宏伟、代表着进步、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伟大的一个形象,突然间在你生活中重新相遇的时候变成一种废墟,那时候开始感兴趣,开始做非常多的研究。一直到06年、07年左右开始发现,这么多人在桥上去自杀!那么第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为什么?开始做调查。正式开始做调查是07年底开始去进行一些访问,开始和一些自杀救助的志愿者发生一些关系,我甚至去联系过大桥的管理处,我可以带一群研究生帮他们做长江大桥4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们要做展览什么的。这里面有大量的计划后来都没有能够实现,我希望搜集各种老档案,这样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那个铁皮地面上我搜集了非常多的,光奖状就有几百份,各种老奖状、老照片。我是想这些档案馆未来是可以形成一个小博物馆,送给大桥管理处或者以后的大桥博物馆、南京市政府都可以。

  现在我自己征集,还有非常多的实物,像那些镜子我都拿来做作品。但是很多计划实现不了,我想帮他们做纪念活动,大桥管理部门不清楚是谁。首先整个大桥是国防设施,武警在那儿管,然后其次它是铁路设施主要是归上海铁路局管,它的公路桥桥面是归南京市公交系统管,南京市政府感兴趣做纪念活动,铁路部门一点不感兴趣,他们关心铁道部管不管得住,所属非常暧昧,根本找不到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或者可以决定做这个活动的人。底下的那些员工——在大桥底下工作时间长的那些员工也有感情,他们非常愿意促成这个事情,帮我联系他们的领导什么的。年轻一点从外地铁路局调来的领导,他们对这个事情完全没觉得有必要。所以很多计划实现不了,那么我自己做艺术第一次完整的呈现通过上海这次展览,因为是第一次,整个结构必须交代清楚,这里面有档案馆的部分,有思想库的部分,我一直用写作和绘画在做这个思想库。

  这次展览的“思想库”应该说就是墙上的这30张画,它的“档案馆”其实是压在铁皮地面下的东西,这些更像经典意义上的艺术品的部分,我想它虽然是来自一种社会经验,但是它都是经过提炼而转化过来的东西,就像舍利子一样是练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叫“晶体”。这个晶体往往是一些大型的装置、雕塑或者行为。

  另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工作我叫做“诊所”的部分,就是我后来开始直接做一些类似于艺术治疗的工作,这个工作因为以前没做过,而且我也知道它涉及到心理治疗,其实要求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艺术创作不太一样。我很谨慎地一边在做一边在学,国内不太有这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工作我把它叫做“诊所”,在上海那个展览里面稍微涉及了一点,在这次展览当中没有诊所的部分,它不是每次展览都要有。所以这几次展览的关系就是上海证大去年7月这个展览等于必须全面交代这个计划的基本结构,这个计划规模比较庞大,基本上会是像这种规模的展览应该再做三次才能做完,但是现在发现它没完没了,一次会长出另外一次来。“莫愁”这个展览等于是一个装置用十张新的绘画画出来,新加坡这个基本全是思想库加了一些档案馆,加了一点录像在里面。

  主持人:整体结构在第一次证大的“庄子的镇静剂”展览当中都囊括进去了。看过这个展的朋友跟我说第一印象感觉非常奢侈,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这当中做了多长时间?

  《给邱家瓦的信》:一个给女儿的展览

  邱志杰:这个展览其实做的时间非常短,从我知道有这个档期有这个空间可以用是11月4号,到开幕2月15号正好101天,11月4号是我女儿的生日,开幕那天是我女儿一百天,非常宿命的一个时间。中间时间是非常短的。其实,奢侈是因为UCCA的空间本身就这么奢侈,它继承了一笔社会主义工业时代的遗产,这个才是真正奢侈的部分。我用的材料还算廉价,这些木头,关键是要用心去做的,奢侈的部分是花的精力多,跟钱没关系。

  主持人:“给邱家瓦的信”当中落款是09年2月份。

  邱志杰:对啊,一天两张。

  主持人:能描述一下当时一天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邱志杰:这里面确实是有故事的,我11月4号接到他们尤伦斯中心的电话,说我们要做你的展览,赶紧出方案。15分钟之后女儿就出生了,兴奋劲都没过,结果第九天我女儿就生病了,而且病得半死不活的,送到儿童医院恐吓你,差不多说这个孩子不能要了,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而且医院是为了免责,把你往严重里说,收钱收得再贵你也兴高采烈。当时很恐怖了,有一天好像我大概有一个印象说,这个孩子会脑瘫,我就开始给邱家瓦写一封信,说你就算变成一个傻姑娘,爸爸也会爱你。我开始卖掉哪座房子卖掉哪幅作品要筹出多少钱来,然后开始想卖哪件作品,属于一直想买不想卖,现在可以卖给他们筹出多少钱来,日本治不好可以德国治,走遍全世界准备做这个治病的。事实上孩子现在很健康,但是当时我做这批方案的整个过程中是夹杂着这么一种特别个人的东西,所以我就突然间想,好吧,我准备这个展览的计划显然已经受到干扰了。它不可能完全照原计划去做这个工作,我唯一诚实的办法是把这种干扰带进这个展览里面,把它由负面的干扰变成正面的一种帮助。所以我想好吧,那我要画一批画给孩子,不知道要画几张。由于展厅仔细一看很巧有九对柱子龙骨,长江大桥刚好有九个桥墩,所以就很自然的会有30张画来形成这个展览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作品也和这三个月的工作是有关系的,一直住院住到满月才出院,这一个月时间就是做方案的时间,这个月就一直在医院里面脑子里在想方案,想方案的时候脑子里面想医院,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包括装饰方案有很多微妙的东西,有很多强硬的东西跟脆弱的东西之间的那种力量对比,其实可能都和这种经验是直接有关。当然另一个层面是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些话我都假设自己站在长江大桥上,面对一些要自杀的人我会想起我的女儿来,我有一些话要告诉她,变成是这样一种状态。

  然后接下来方案确定,方案其实做了好几个版本,方案确定后接下来制作作品,特别紧张,因为展厅很大,要求作品的量很多,我自己百感交集,想说的话也太多。最不幸的是赶上春节,又赶上今年经济不好,其实很多工厂都提前放假,所有的工人都回家了,北京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工人了。我临时用几倍的价钱把工人从他们家乡又给叫回到北京来过年,那就是得花更多的钱。另一方面我的学生们跑来救驾,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已经毕业了的学生,我不好意思叫他们,如果在暑假我就会下一个死命令,全都给我过来,但是春节期间不好意思开口了,因为他们也得在家过年。我的学生们都自己一个一个聚集在北京,整个春节期间在我的工作室里面住着十几个工人十几个学生大概三十个人的一个团队,这里面20个装置每个学生基本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制分下去,我自己的全部精力,在质量上加强监管。学生们跟我工作了很多年,那些画每一笔都是我自己画的,所以那些画很疯狂,你可以看那个落款的时间,除夕两张、大年初一两张、大年初二两张,这么画出来的。

  现在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成功

  主持人:这批作品可能会还原到社会主义初期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些记忆吧,我很想知道您自己对于那个阶段会有什么样的记忆,或者会有什么样的感情。

  邱志杰:就这个展览而言,它涉及的不光是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都一样,都是工业化的,都是要走现代化道路的,其实是关于现代化问题。具体到社会主义,我们小时候因为我是69年底生的,文革后期我是有记忆的,见过武斗,出过黑板报,所以也经历过社会主义美学的末期,也是红旗下的蛋。怎么说呢,我们用整个80年代慢慢去恢复,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联系,然后去恶补暴食西方思想,去缓解饥饿的后遗症。所以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整个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我在中学时代就跟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读《资本论》。后来我还跟卢杰一起做过《长征》,研究过中共党史。具体到长江大桥这件事情来跟社会主义美学有非常多的联系,它在视觉的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当年的社会主义艺术形态。我跟南京的策展人朱朱聊天,他跟我同岁都是69年生的,他说的一句话我很有感触,看见长江大桥里面雕塑少年儿童的形象浓眉大眼正气凛然,他觉得那个就是自己,他要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从这样一种形象当中解救出来,我们应该有机会堕落,应该有机会颓废,应该有机会生病,不要这么健康,这么健康太恐怖了,不要这么红光亮。这个是一方面的考虑,这种考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做得非常多,所有的用政治波普用脱皮的办法来消解掉这种红光亮的英雄主义美学,做得非常多。

  我做完长江大桥计划,觉得跟政治波普比有一个不同的点是,我开始意识到它不是简单的解构、消解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社会主义遗产没有真正好好被清理过。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革命了,已经变成成功了,而且成功是有具体的指标,是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跟革命时代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可是即使这样,那个革命的记忆,社会主义记忆根本没有严肃地被清理过,我们再转向市场经济,不管什么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迅速地把那个当做一种历史图象进行简单消费,并没有真正深入这个历史的形成和这个历史在今天的影响。老百姓当然变成去卡拉OK里面唱红太阳的歌曲,在民间出租车司机把毛主席像当护身符,民间修了毛主席庙,大家买股票都要去毛主席庙抽签——我在陕北衡山见过这么一座毛主席庙。这个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清理,这个遗产、这样一种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清理,历史一定会重演。1969年重演过的事情1989年会重演,2009年也会重演,历史会一再地重演。那么理想对于我们的伤害也会一再重演,集权时代对于我们理想会滋养我们也会伤害我们,没有理想也会伤害我们,只追求成功也会伤害我们,所有的伤害都会一再地发生,之所以今天大桥还会成为一种致人死命的凶器,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真正被清理,光靠消解靠讲政治段子消解掉霸权或者暴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靠理性的清理才可能。

  主持人:这个也是这次展览当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植物的等待”,有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吗?

  邱志杰:这次长江大桥的计划关心的命题涉及到好几个层面,一部分涉及到关于理想的清理乌托邦的清理,也就是你刚才讲的社会主义记忆。另一方面涉及到中国历来的吊古环境这样一种情绪。还有涉及到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这次比较集中在工业化现代化这个问题上。

  主持人:我看到展览当中有一个叫“失败之城”,跟长江大桥的主题似乎重心有一点偏移,是怎么考虑的?好像更偏重南京这个历史符号。

  邱志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个命题之间,其实有四个命题,还有一个命题关于命运的问题,你说一个人老死在床上就叫死得其所吗?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就叫死于非命吗,老死在床上为什么不是死于非命,其实是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怎么理解自己的命运,或者怎么把自己的个人和时代或者和整个周围的力量整个社会的力量能够联系起来,然后保持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的可能。这些关于命运的问题更多在这次展览上在那30张画里面保留着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一直有。

  那么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破冰”,用明天的作品来做标题,这样也吉祥一点。但是我内在的潜命题是“巨人症”,整个现代化的“巨人症”,失败之城是比较吊古的一件作品,当然你吊古代的古吊明朝的古跟吊1968年的古不都是吊古吗,所以你可以说枕木龙骨的结构是吊泰坦尼克的古吊工业革命的古,但是那个奖状什么可以说吊1968年的古,那个不过是调1668年的古而已,而且他们有一致的巨人症的狂想。失败之城是想象的地下城市,露出地面的一个城楼,那个城市全部是埋在地下的,想象有一个地下的城墙围绕着明孝陵,这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做的工作,又变成一个王权的非常集中的东西。其实我想这个东西在展厅里面存在其实想把王权和小草民一个很脆弱的石头在水上打过留下的水漂这样一种关系类比到整个工业化和一些个人的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我是这么设想的。确实是它会全面影射我所说的几个结构,关于吊古的题目,关于工业化的题目,关于革命的题目。像红旗那个就是奖状那个就跟革命更有关系,那个也有点吊古,印章也有点,最那头那个大印章。

  主持人:地面上铁皮下面有一些奖状有很多格言体,我注意到《给邱家瓦的信》也有一些格言,我在想这当中是不是有类比的想法?

  邱志杰:我搜集的档案资料非常多,什么都有,但是这次放在地面里面的东西我是挑过的,我挑跟个人有关的,一张小小的粮票,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我在淘宝上买到很多带长江大桥的信封,里面会带着一封信,那些资料来自那些信或者笔记本,我只是买带长江大桥图案的笔记本,一翻开来那里面精彩得不得了,那些笔记本今后我会做一个研究,专门出一本文字的书。里面非常精彩,1979年给人送礼花多少钱,某人买肉花了两块钱,抽烟花了一块钱,一个月的收支,送礼花了四块钱,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那些我是挑过的。

  这个事情我想过,其实好几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格言。格言是规范性的东西,弄个格子套住你管住你的东西,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格言,这个是律令是命令。还有一种是警句警告你,你可以不听,但是不听你要会很惨,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是警句。还有一种是醒句,你浑浑噩噩的,总是不去多想,有个人跳出来说了一句话,对啊,这样说也对。比如说释迦摩尼说骷髅玉女,再漂亮的姑娘过几年也就是一把骷髅,这种属于醒句,当头棒喝。这个表述以前在我们老子里面有一句很流氓的话,不适合在媒体上说这样的话。有些话是醒句。我尽量追求去写醒句给家瓦,写的不好会搬一些别的格言警句过来,有一些话也不是格言,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但是有过人生经验之后其实也蛮深的,其实格言、警句、醒句都太追求智慧,其实有时候一些话并不需要什么智慧,但是它有感情之后就好了。比如我给女儿写你曾经九死一生,因为她生病,然后真的就是你会突然间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你也一样我也一样他也一样,我们小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幸存者,都有无数的拦路虎被我们躲过去绕过去了,前面也还会有,这个也不是格言,你曾经九死一生,这里面就是带着感情带着期待,其实这种东西比较珍贵。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跟我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

  主持人:刚才谈到到淘宝上去买,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很多故事,您在淘宝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买,到什么地方买,搜集南京长江大桥带着这样的线索吗?

  邱志杰:现在淘宝上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资料贵了很多倍,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人有就会买,所以现在有人专门去搜集跑来联系我,我有专门一个学生负责这个事情,负责帮我买东西,一开始是我们找就收,收了跟他联系,有一些人说我还有或者有时候我们会问什么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能不能帮我找?慢慢形成一个网络帮你找这个东西。有些是网上买的,有些是朋友送给我的,有些在跳蚤市场,在南京有人专门卖革命文物的这些人,这些人又跟搜集记忆就会在文革武录这个行当里面专门出现一种文革武录这个行当,跟我们这个年代的消费心态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已经把文化大革命也好,把新中国的历史也好,都是用一种消费的方式在挥发掉了,在把它消费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回避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其实是消费不掉的,你以为已经完结的历史其实不会完结掉。

  主持人:下一次在尤伦斯的讲座当中好像会放映对您产生重要影响的四部电影,能提前在这里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电影吗?

  邱志杰:我提的这四部电影是对这个展览有影响并不是对我个人多么长远的影响,如果对我个人有影响我肯定会塔可夫斯基。在这里面我提了四部,《尤利西斯精神之旅》这部里面有一个巨人症长镜头,列宁的标志放在多瑙河上的船上飘过来,那个触目惊心的景象其实在视觉上和我这个展览有点关系。另外一个是《地下》,关于社会主义遗产的,关于历史的理性与非理性,个人和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也选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因为那个跟我的少年时代一模一样,我的少年时代是我们那个漳州市是为打台湾而准备的一座城市,整个地下是空的,我选《地下》有点这个原因。我们小时候各个中学的中学生在那个地下防空洞里面打架,所以很像我的小时候,我选了这个。很让大家意外的选了罗伯•格里耶《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这个电影非常形式主义非常超越非常不现实题材,但我选它是因为在表面上的社会性之外,这个展览其实内在包含了一种关于时空这些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失败之城里面这个石碑变成了门洞,变成你可以穿透的东西,原来放石碑的位置是已经过去了的运动,这些关于时间空间的计较,应该说所以我就找了这么一个片子来代替,跟那三部反差比较大,就这四部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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