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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成都市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李永才先生

2021-09-13 09:04 来源:中国报道 作者:李毅 李永才 阅读

在诗意的时光里执著与吟唱
——专访成都市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李永才先生

中国报道讯(李毅 报道)金秋的蓉城,丹桂飘香。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栏目走进成都这座有着三千年文化根脉的城市,对成都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中,一些默默耕耘的作家进行了专访。鉴于李永才先生在诗歌写作和诗学理论探索上的执著和坚忍,我们首先采访了他。李永才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诗歌多年,已卓有成效。其作品在《诗刊》《星星》《诗选刊》《人民日报》《文艺报》等三百余种刊物发表,在全国诗歌大赛中获得多种奖项,并入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歌排行榜》等数十种选本。出版诗集《故乡的方向》《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灵魂的牧场》《南方的太阳鸟》《与时光伦理》等多部。他三十多年对诗歌的守望和耕耘,不愧为一个坚实的跋涉者和清醒的说梦人。以下是中国报道人物访谈对李永才先生的专访实录,以飨读者。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李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对中国新诗百年历史有过系统梳理,对四川成都作为中国诗歌重镇对中国新诗发展的贡献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具体谈谈吗?

李永才:1917年2月,创刊于上海的《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白话诗《蝴蝶》,被认为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新诗诞辰百年来,不仅传承了汉语文化的璀璨传统,还为新时期中国文艺复兴拉开了序幕。百年新诗的发展,从追求“白话”诗文到今天的诗歌繁荣,中国新诗已形成自己的气质,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和精神食粮。2017年1月,我在《当代文坛》第1期,发表了诗歌文论《新诗百年:贡献、问题及展望》,在文章中系统梳理了中国新诗百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我认为中国新诗自“五四”白话诗的初创,历经百年发展,在诗歌的现代性建构,现代汉语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新诗面向未来,寻找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您长期学习工作生活在成都,绝大多数诗歌创作都是基于这片土地上的日常公共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怎么评价四川成都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李永才:自古诗人例到蜀。自唐代以来,成都就成为了诗人到此必须要有所表达和抒写的地方。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韦庄、元稹、薛涛、王勃、陆游等,在成都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对成都的历史文化积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四川诗歌的表现甚佳,在艺术创新方面锐意探索,甚至无所顾忌,为四川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当代诗歌创造了更多的新质。其间四川诗歌界涌现出了郭沫若、何其芳、白航、石天河、流沙河、傅天琳、吉狄马加、叶延滨、张新泉、杨牧、梁平等许多有影响的诗人。成都在中国气象万千的诗歌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来看,蜀地诗群,是唯一能与北京现代诗群难分伯仲的诗人群体。1985~1986年,在成都,由大学生赵野、唐亚平、邓翔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由八大院校,十多个学生诗歌艺术社团参加的“成都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编印了《第三代诗人》诗集,并提出了“第三代诗人”的概念。与此同时,“非非主义”、“整体主义”、“莽汉主义”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社团也相继涌现。当时诗人数量之多,出现的诗歌流派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中国诗坛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中,有数十位就是从蜀地走出来的。近来年,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官方和民间诗歌的迅猛发展,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感觉到,一个大的诗歌时代已经来临。成都诗歌也再次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每年政府都要举办成都国际诗歌周,各种官方和民间诗歌活动异彩纷呈,应接不暇。

2021年6月5日,在《四川诗歌》夏季审稿会暨都江堰市诗歌作品改稿会上致辞。

2021年6月5日,在《四川诗歌》夏季审稿会暨都江堰市诗歌作品改稿会上致辞。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诗歌产生了兴趣?激发你的诗歌灵感的是生活经验还是阅读经验?能谈谈你的生活经历与诗歌的关联吗?

李永才:我是1966年农历正月15那天,出生在重庆涪陵市毗邻长江的一个小山村梨子坪村,就读的小学,就在这个村山梁上的一座庙里。那座古庙改成的学校,有我童年的记忆:虬枝苍劲的黄葛古树,一排国槐,花开时沁人心脾的芳香;树上的喜鹊窝,山梁上的猫头鹰,偶尔飞过的野雉,拖着长长的华丽的尾巴;远远遥望,长江忽隐忽现,而满江川流不息的波澜,曾经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少神秘的幻想。我在第一本诗集《故乡的方向》里有一首诗《怀念弥勒小学》,这样写到:“二十多年了,我还在怀念/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我的老师/像那座庙里的佛心/让智慧的雨水/打湿了我童年的夏天”。

我家乡的山地是黏性极强的黄土,下雨天,地上非常滑溜,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满身的泥浆。就读村小的农家小孩,家住远地的,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而川东多苦雨,许多孩子经常是满身泥水走进教室,我也不例外。由于出身贫苦,我在村小就读五年从未领过新书,一般的农家孩子,早就被生活的苦难磨去棱角,最多读到初中后,就回家务农,在惋惜中重复祖辈的宿命和麻木,跟鲁迅笔下的闰土实在没有两样,但我没有这样复制自己的人生,每逢隆冬上学路上,我孱弱的身体似乎经常微微发抖,但却一直把书念了下去。因为内心的刚强,也因为内心的热爱,从弥勒小学,念到了永安公社的初中,又念到了涪陵城里的重点中学,最后念上了大学——那个时代的大学入学率极低,这在我的家乡,无异于今天中了彩票。

在我的老家,除了长江这位自然母亲的伟大意象,成为了我诗歌的基因外,还有记忆深刻的涪陵榨菜青菜头,青苗蔓蔓的丘陵,丘陵中的野兔子,长江冬季干枯后暴露的河床,以及一个又一个连着的小湖和小湖里敏捷地乱窜的鱼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李双在我的诗集序言中曾这样描述:长江连接着大海,大海连接着世界,当看到每年冬季北方飞来江边避寒的野鸭、大雁、白鸽,以及它们从天上携来的北国信息,深感自然是多么神奇,自然满足了诗人,又孕育了诗人。1985年,我考上了成都狮子山上的四川师范大学。一个农人的孩子,造化弄人,偏偏学的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就好比诗人艾青,大堰河的乳汁,却哺育了他充满法国风情的诗意。我卑微羞怯的性格,被异域文化赋予了浪漫多情的色彩。

在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读书时,我就对英美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我们上文学翻译课的黄新渠教授,将自己编译的《英语抒情诗选》中的每一首诗歌都进行详细的解读和分析,让我饱受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和熏陶。当时的大学校园,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广泛传播,校园里掀起诗歌文学的热潮,如果在大学里没有读过诗、写过诗、参加过诗歌活动,就像没读过大学一样。在这波诗意的浪潮中,我读了很多西方诗人的原著,比如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忧郁》,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叶芝的《当你老了》等,也深受英美诗人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惠特曼的《草叶集》、庞德的《诗章》以及俄国的莱蒙托夫以及奥地利的里尔克等诗人作品的影响,让我对诗歌产生了偏好和迷恋。在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写作诗歌,1987年,在《四川师范大学校报》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冬天印象》,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内心满满的成就感,不自觉早已溢于言表。1989年3月参与成立四川师范大学学生诗社东方诗社并与陶诗文、饶勇、李文化等一起编辑四川师范大学校园诗选《新一代》。

1989年10月,我考入西南政法大学读双学位,那时重庆校园里的诗歌活动也很多,重大、西师、重师等高校都会经常举办一些诗歌朗诵、交流活动。在这些诗人聚会中,认识了燕晓冬、王琪博、董继平、钟山、喻言、胡永志、冀津、钟咏民、夏阳等校园诗人。不少诗人后来都成为常来常往的朋友。1990年3月,我加入由胡永志、冀津任社长的流沧诗社,该诗社成立于1988年10月,著名诗人流沙河、百航、叶延滨、刘滨、吉狄马加等为顾问。还参与编辑了一个校园文学刊物《大学春秋》,刊载小说、散文和诗歌,为同学们提供一个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 。高绍先院长为刊物提字“写大学生活丰富多彩,续春秋篇章推陈出新。”刚开始写诗那阵子,接受西方理念比较多,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给了我很多写作的灵感和技巧,在自己的作品里,其写作技巧、语言等完全跳不出西方诗歌的形式,很少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因此,当时的诗歌自己满意的并不多。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从事诗歌写作这么些年,你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诗歌的?怎样才能写好诗?怎样才能把新诗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李永才:诗人写诗,就是希望通过诗歌,揭示事物的本质。在其中寻找一些干净而简单的时光,让自己沉浸其中,让内心更加开阔、澄明。诗歌一定要揭示事物的本质,不能停留在文字本身。同时,诗歌一定要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通过审美,进入哲学、进入宗教,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古诗词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至今还能打动读者的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体现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审美虽然并不是文学的唯一的功能,但却是其核心功能。同时,诗歌只有进入哲学、宗教的层面,才能揭示人内心的本质,用不可感知的东西来感化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都和宗教结合的非常紧密。中国传统诗歌是空灵的,讲究道教的上善若水,崇山拜水,通过山水的意象来映射,用道教的自然法则,佛教的色空法度来表达内心的情感。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创作效果?

李永才:我于2018年3月在《星星》(理论版)发表了《略论诗歌写作的审美向度》一文,在文中我谈到,诗歌创作离不开想象力、洞察力、抒情性、创造性这几个关键因素,其中创造性尤为重要。诗歌首先应从语言的新鲜,文字的陡峭奇崛,意象的陌生上去创造。我认为写诗是对人和他物的具象及关系,从个体经验的视角进行独特表达。以陌生的语言和新鲜的文字来对事物进行本源的描述和命名,回到事物的本身,直击事物的神性,还原生活的本质,并对生活和自然进行创造和展开,以此获得美学,哲学和宗教意义上的诗性,进而探寻人类生命存在意义的新维度的可能性。

2016年7月3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灵魂的牧场——李永才新书发布会暨诗歌朗诵会”在成都白夜酒吧举行。

2016年7月3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灵魂的牧场——李永才新书发布会暨诗歌朗诵会”在成都白夜酒吧举行。

中国报道人物访谈:你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好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新时代的作家应有怎样的使命和担当?

李永才:新时代诗歌的价值取向应当体现在人民性、主体性、现实感上。诗人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拷问人类的命运和追问生命的意义,甚至探索宇宙的无限奥秘,都是题中应有之意。诗人对诗歌精神的薪火相传和人类对诗歌的喜爱都决定了诗歌在这个时代应当也可以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么写,如何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坚守诗人的天职与担当。对于诗人来说,要尽可能地走进社会生活,走进自然世界,走进动植物,在田野调查和城市游走中,抒写人间的真善美,鞭笞假恶丑。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诗人必须关心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关心广阔的公共生活,关心整个人类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深入思考诗歌与人民、诗歌与政治、诗歌与生活、诗歌与时代、诗歌与艺术等诗歌发展的诸多问题,回答诗歌创作的这个时代之问,找寻解决时代课题的答案。以我们独特的情感结构和理性认知,通过深入观察、体验、思考当下生活,获得对生活的某种感觉,重塑诗歌和和生活,诗歌和生命的关系,以博大悲悯的情怀、朴实真诚的态度去抒写,使我们的作品能够反映具体的、生动的、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我比较认同西渡关于大诗人应当具备的素质,精神的自由,高贵的人格,天真的想象力。一个优秀的诗人,应当从历史和时代塑造的精神结构中走出来,以天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自由开放的思想去洞察经验世界和现实生活,把握诗歌的内在精神。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今天的诗人,我们要敢于不断追问,在一个异质与同构相互博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百年之大变局时代,一个慌乱而喧嚣的时代,在诗歌的写作中,是否仍旧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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