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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恩特斯谈马尔克斯:他还有一部比《百年孤独》更具超越性的作品

2021-09-03 09:07 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蕊 译 阅读

近期,“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随笔集《勇敢的新世界》由作家出版社·S码书房出版。本书首版于1990年,内容部分源自富恩特斯八十年代在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授课讲稿。他借助维柯和巴赫金的思想,聚焦神话、史诗、乌托邦、巴洛克等核心概念,为西语美洲小说的错综复杂及其整体性提供了一种全景的研究视角。

同时,他越过漫长的时空跨度,通过对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罗慕洛·加列戈斯、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马里亚诺·阿苏埃拉、加西亚·马尔克斯、莱萨马·利马及胡里奥·科塔萨尔等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分析与批评,勾勒出西语美洲小说独特的发展脉络,这一脉络与作家赋予文学的四个中心职能:命名、发声、回忆与渴望相互关联、彼此观照,并生发出对新世界文学、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深刻反思。勇敢的新世界,是富恩特斯心中的乌托邦与托邦;是应想象的过去和渴望的未来;终了,它就是美洲大陆的“此时此地”。

今天夜读从富恩特斯论马尔克斯的文章《加西亚·马尔克斯:权力形象》里选取部分篇幅,以飨读者。

译作选读

在《百年孤独》中,加西亚·马尔克斯领着我们从创建的乌托邦到堕落的史诗,再到一个让我们在当下忆起我们的历史、为它命名并将它书写的神话的黎明中。这一切的实现要归功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一种嘲弄的、富有人性的角度看待伊比利亚美洲的整体历史进程。

在诗学意义上,《百年孤独》中的文学技巧被激进地体现在《族长的秋天》中。为了把所有过去的经验囊括在现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试图对时间和人物进行一种诗意的冶炼。就像在前一部小说中一样,在这部中我们能发现所有已讲之事作为一种“正在讲述”被呈现。官方的历史,但也有野史、诽谤、流言、梦境和想象,全部交织在一个语言经线上,一张无接缝的网上。一种没有句号的连续,只是用逗号做了区分,只有一个长句子,其中第一人称单数(我)在通过第三人称单数(他或是她)停留在另一个第二人称单数(你:读者)之前突然变成了第三人称复数(我们)。

一切都被聚合,离散被战胜。民众在皇宫,阳台被拆除,就像是舞台上的那些小脚灯一样。舞台和观众之间的分界线在巴赫金归为拉伯雷的狂欢散文中消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是一种伟大的、批判的、民主的、平等的散文,而非随意之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者带我们从过去,从一个创建的乌托邦(最初的马孔多)穿行到邪恶的史诗(历史的马孔多)再到神话的回忆(孤独的马孔多)——既在《百年孤独》也在《族长的秋天》中——将我们置身于当下的一个新的地域中,在此处,这一穿行的经验获得了一种诗性的厚重,在其中我们能绝对清楚地看到它。

得益于这一视角,我们才能随即将自己从历史事件中剥离出来,从历史角度去理解它们,将它们吸纳进我们冲突的现代性。我们创造了历史,维系它是我们的义务,但是历史还没有完结,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延续它。作家只能影响语言——一种他从过去承接的,从语境上看,是被其他人的声音和被汇集在一个整体社会体系中的语言多样性所包围和决定的语言——的秩序。

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一位作家完全地履行了他的文学和社会职责。然而,他把我们放在了历史传承的门口。他的想象力、他的语言改变了那个历史。我们能以全新的、更加创新的方式看待历史。我已谈过了乌托邦、史诗和神话。但是,阅读《族长的秋天》让我在改变、丰富、更新这些词语。我在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时阅读安东尼奥·葛兰西。不禁自问我们是否误读了莫尔和马基雅维利,我们难道不能像作者和意大利政治家建议的那样,将乌托邦与权力重新阅读,同时把马基雅维利理解为一个积极的、动态的乌托邦作者吗?不仅仅是描述“实然”的政治作家,也是描述“应然”的先知。

马基雅维利式的征服主题是关于解放新人类活力的主题,这些新人类无法去继承,而只能通过一种对需求和自由意志的糅合赢得他们的王国。但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作为乌托邦,不仅是凸显个人伟大的史诗,更是葛兰西提出的具有新意的理论。《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札记》的作者在《君主论》中发现了新意,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新意植根于“实然”的范畴(将马基雅维利当作一位描述权力真实方式的作者),而是力证这部作品是一部书写“应然”的作品:它描述了一种动态的乌托邦,关于君主应该如何行事,如果他想要领导他的人民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在葛兰西的诠释中,为了组织起一个被摧毁、无交流民族的集体意志而努力。这位君主试图说服人民,他们需要接受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如何获得想要之物的强大首领,以此让人民充满激情地接受这种动力。

譬如,如果在神权政治统治的帝国——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征服者取代蒙特祖玛或是阿塔瓦尔帕为自己赢得了政权,这就有可能成为他们面临的问题。要怎样才能把土著暴君手中专制、垂直的权力,变成拥有自由意志、从宿命中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君主的权力?或许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出自葛兰西观念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动态乌托邦:作为一个“应然”的现实。

征服——除其自身含义,同时也是作为对可怜的印第安人的胜利——是伊比利亚美洲众生男女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基础,对这一关系的观照,我们以多样的形式,已经在加列戈斯、阿苏埃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有所体察。征服者们征服了印第安人,是不是也征服了西班牙的王室?他们,能像新英国大陆上的殖民者一样,成为自己管辖之地的庇护者吗?怀揣个人的雄心壮志,他们要在作为民主精神的个人主义和作为领主特权的个人主义之间做出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如此他们让王室的回答变得简单了。他们像其祖辈一样行为处事,即,像悠闲、任性、受剥削、满脑子都是封建制野心的乡绅一样,他们迫使王室做出的回应就是:用抽象的世袭制法律——印第安的法律——限制和捆绑他们,也用他们所获的头衔和财产所准许的可怜的具体行为限制和捆绑住他们。

科尔特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严肃地面对葛兰西提出的动态乌托邦的可能性。然而,他的许多信件都泄露出了这一野心:驱动和整合一个新的集体,一个由西班牙中产阶级的新人类统治的集体。是民主的个人主义还是封建的领主统治呢?无论如何,刚刚以君主制的统一和极权打垮了西班牙封建制的王室,是不会允许它在新大陆上重新复苏的,而且也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在殖民进程中王室遵守过民主的引导:他们也刚刚打败了卡斯蒂利亚的公社运动。科尔特斯打败了蒙特祖玛,可是王室打败了他。王室权威让征服者科尔特斯解职,有时侮辱他,有时奖励他,但是作为政治因素,永未再起用他。我们记得科尔特斯给卡洛斯五世的《奏呈》在1527年被禁,同样,在1553年,关于征服期的编年史也被禁止向引进,只因被贝尔纳尔歌颂、广泛流传、蒸蒸日上的丰功伟业变成了王朝权力的专属事业。

富恩特斯(左二)与马尔克斯(左三)

富恩特斯(左二)与马尔克斯(左三)

葛兰西对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和法国的博丹政治哲学作了基本的区分。前者发生在期,发生在美第奇家族城邦期;后者,是在平衡期,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 三统治下的民族-国家时期,那是当一个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集中掌握在日益上升的中产阶级的管理者马扎然和柯尔贝尔手中时。博丹可以诉诸中产阶级——第三个社会阶层——的权力,因为关于建立、统一和平衡的基本问题都已在法国得以解决;而马基雅维利必须要诉之于革命的权力,因为一切——领土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不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社会——还有待在意大利完成。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中给我们提供了最后一个暴君的形象,没有姓名,与他的替身相混淆,最终死去,被秃鹫啄食。最后一个世袭制暴君,古老的,先于革命暴力期的,但是也先于民主平衡期的暴君。19世纪的统治者必须要面对或是回避同样的问题:如何走出无政府状态建立可行的国家?如何建立起民族国家而不是巴尔干岛声明狼藉的共和国?如何才能填补被西班牙帝国留下,被酋长、神父和军人填满的空洞?无论好坏,华雷斯和迪亚斯在墨西哥回答了这些问题,波尔塔雷斯在智利,罗萨斯和米特雷在阿根廷,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在危地马拉对这些问题做了回答。他们中有些人,如罗萨斯般,在统一的军事力量中延长了无政府和暴力的萌芽期。另一些人,如华雷斯和巴里奥斯一般,为了把军事上的个人至上主义抛在身后而建立起国家的基础法制。其他一些人,像波尔塔雷斯一样,试图给国家塑造出一个经济上充满动力的社会形象,越来越民主和多样化。还有一些人,如米特雷和迪亚斯般,想要砌起一面现代进步的墙,却不改变真实的国家。

最终,如墨西哥的奥夫雷贡和卡列斯、古巴的卡斯特罗、尼加拉瓜的桑地诺主义者的领导人,不得不把暴力期定义为是为了国土统一、民族统一、机构各司其职的革命建立时期。然而,20世纪在西语美洲发生的三次革命是各不相同的。在墨西哥,被革命推动的社会最终超越了其父母:政党和国家。在古巴,社会变革没有找到相应的政治体制匹配教育、医疗和就业等新的元素所达到的高度。一个漫长的个人至上主义最终也不能够替代或抑制古巴社会的活力。在尼加拉瓜,一个敏锐的政治方向已然知晓如何建立起一个不存在于革命前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懂得保护自己不受外来战争的危害,打破作为美国傀儡的历史宿命。今天这个民族国家面对着一个由相当多不同的对立派组成的政治战线,在双方的张力和冲突之中必将诞生出尼加拉瓜之前不曾拥有的一个现代的国民社会。

这一社会在墨西哥已经存在,它的问题是要更新政治活力,以便和社会活力保持步伐一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国家强大,社会孱弱。现在,一个日益强盛的社会削弱了法团制国家。相反,在阿根廷,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依然需要建立起与之相当的政治制度。智利拥有一个曾经屈从于军事独裁的民主的国民社会。我仅选取以上三个例子提出下面的问题:西班牙美洲能够通过革命道路或是自然进化道路,依靠或是避免暴力,诉诸马基雅维利或是博丹,超越那单纯的力量或是纯粹的平衡,企及那伴随着公平和公正的“动态”发展吗?

我们曾从“大族长的秋天”走进了技术治国的欺人春天。我们也曾不得不走过非公平发展的冬天,穿过充满着债务、通货膨胀和各个层面都不景气的地狱。真正民主的春天将会通过这些考验,不会再一次成为只是为了让少数人受益而推迟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幻想。我们已经接受了很多教训。新的发展模式,作为政治民主,但也作为社会正义,是对我们政治生活所有的参与者的严格要求,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这个新的发展模式为所有人赋予了责任。它要求我们付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在西班牙美洲不会有无来由的现代,也不会有不观照我们这些国家文化整体性的现代。或许也没有一纸文书的现代。没有人会相信与其真实的一面剥离的理想国家。得益于像《族长的秋天》这样的书,我们知道还有另一种书写,一种想象力的书写,呈现出渴望的能量和改变的意愿。抽象的法律永远不会独自存在于西语美洲大地上!权力的语言从此刻起也是作家和他所处集体的语言。

(《勇敢的新世界:》[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著,张蕊/译,作家出版社·S码书房 202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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