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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现实里的种种“不可能”|评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2021-01-11 09:48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张猛 阅读

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帕斯捷尔纳克与家人一起被疏散到奇斯托波尔。当时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文学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完成的。顺便插一句,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莎士比亚和歌德,至今在俄罗斯翻译界无出其右;不过,他还是在空闲时间,创作了一批与战争有关的诗歌。

令他苦恼的是,这些诗歌因为不像西蒙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文本那般意象朴实、简单易懂,最终没能在苏联的战时获得广泛的知名度。其实,那个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在酝酿写作小说,早在30年代,他就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到自己更渴望散文体的写作。在经历过几部未完成的半成品之后,他在1946-1955年间,创作完成了后来获得诺奖的《日瓦戈医生》。

鲍·帕斯捷尔纳克

鲍·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生于画家家庭。著有多种诗集及翻译作品。代表作《日瓦戈医生》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

撰文 | 张猛

01

“奇迹”是《日瓦戈医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于“讲故事”的热爱,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幼年便显现出来。据德·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记载,有一次,在一间黑屋子里,鲍里亚(“鲍里斯”的昵称,即帕斯捷尔纳克)讲了一个“蓝胡子”的故事,把自己的弟弟“简直吓傻了”。看到弟弟的魂儿都要吓丢了,鲍里亚后悔不迭。那个时候,他就相信自己具有感染其他人情绪的超能力;而叙事作品无疑是实现这种超能力的最佳途径。在《日瓦戈医生》里,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确立了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几种品质,其中之一就是对“奇迹”的追求。

在贝科夫看来,“奇迹”,或者说“巧合”,是《日瓦戈医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广泛运用了这些手法,尽可能使之凸显出来,并带着个人的愉悦感,堆叠了各种偶然性,赋予它们以韵律。他甚至认为,除却作品中这些“命运的交叉”,整部小说就“只剩下被人们称道的风景,再加上几个警句”。贝科夫这里似乎有些夸张,不过翻开这部小说,这样的“命运的交叉”的确有不少,其中最典型的或许要数那段对“冬之夜”的描述。

1907年圣诞夜,日瓦戈和冬妮娅乘坐雪橇到斯文季茨基家参加圣诞晚会,在卡尔梅格尔斯基街上,日瓦戈无意间瞥到一户人家的窗户,“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这场景使他内心受到震动,他瞬间获得灵感,低声念出“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这样的诗句。作为主人公的日瓦戈和作为诗人、作者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此处实现了联动——这诗句后来出现在这部书的末尾,成为诗歌《冬之夜》的内容。

而这亮着烛光的窗户的情节也远没有结束,帕斯捷尔纳克在其中安排了一个当事人双方都不知道的剧情:就在那个圣诞夜,日瓦戈凝望窗子的时刻,拉拉正在房间里向未来的丈夫安季波夫表白心迹。“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原本处于两个时空的男女主人公,被烛光聚拢在了一起。

在这个场景过去十八年之后,日瓦戈和拉拉经历了时代洪流的冲刷,经历了与彼此的相爱和别离,重新回到莫斯科时,造物主/作者又一次安排了故地重逢的情节。日瓦戈命中注定却又毫不知情地住进了这间屋子,并在这里迎来死亡。拉拉故地重游,再次踏进这间屋子时,却不期然发现了放在其中的棺材,里面躺着的正是自己的爱人日瓦戈。拉拉不由得回想起自己当年曾经在这里,和未来的丈夫进行过一番倾心的交谈,但她想象不到,那晚的烛光对于尤拉(日瓦戈)而言并不陌生。

她怎么能想到,躺在桌子上的死者驱车从街上经过时曾看见这个窗孔,注意到窗台上的蜡烛?从他在外面看到这烛光的时候起——“桌上点着蜡烛,点着蜡烛”——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里叙述者的全知视角是很明显的:日瓦戈和拉拉的命运充满了巧合与偶然性,很难说他们是现实生活里真实存在的人物。男女主人公会不可思议地几次相遇,不仅如此,在政治命运出现突转之时,安季波夫也会邂逅日瓦戈医生,并与他倾心交谈,诉说自己良心上承受的谴责。这样的巧合实在太刻意,数度脱离现实主义小说的轨道。在学者弗拉索夫看来,《日瓦戈医生》是“客观史诗叙事与主观抒情叙事的结合”;而阅读其主观抒情的部分,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带有浪漫色彩的西方作家惯用的惊险-传奇情节的技法,以及中国传统话本小说里的“无巧不成书”。

数不清的有悖于常理的相遇、重逢,可以从小说的开头一直延续到主人公生命的终结。在那个日瓦戈意外离世的电车上,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时而走在车后头,时而又赶上来,不由得思索起在学校时经常做的数学题:两辆先后出发的火车以不同的速度行驶,何时能够相遇。从两辆火车的追赶问题,他深入到对人生境况的追问:几个赶路的人有先有后,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的运气总是好过其他人,而一些人在寿命上又赶超了别的人呢?沉迷于这种哲理性思索的日瓦戈没有留意到,这个电车外的老太太正是当年在麦柳泽耶夫城里撮合他和拉拉的弗列莉小姐,而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很快他就要在车里猝死,而那个老太太最终第十次超越了电车,只是她自己没有料到她超越了日瓦戈医生,也在寿命上远远超过了他。

这种刻意安排的情节,符合故事讲述者的心理动机——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之初所设定的读者并非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而是苏联乃至世界的大众读者。要写一本普通读者可以接受的小说,这是曾经作为未来主义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有些幼稚的构想。他渴望通过拆解和聚合,使读者感受到时间与空间在此处的“裂隙”,并体验到阅读传奇或童话所带来的快感。就像童话故事中主人公经历的情境上的急剧转变、时空的不一致,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时令自己的人物经历这种奇遇,从而给读者类似于解谜一样的体验:既然革命的语境已经如此动荡,诡谲多变,“奇迹”就自然变成了情理之中的变数。

02

“现代化”的叙事视角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如何讲述一个“神奇”的故事有着执着的热情。据作家的儿子回忆,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帕斯捷尔纳克对童话理论曾经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还仔细阅读过普罗普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这让许多读者在入手《日瓦戈医生》时,会被表面上一些看似传统的叙事线索所蒙蔽,以为它是一部19世纪的经典作品的延续,而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故事讲述者,这是一部包裹在“俄罗斯童话”或“民间神话故事”外衣之下的现代小说,要理解其中的巧合、隐喻、象征等叙事手段,读者需要花费的精力不亚于理解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时投入的努力。

譬如,帕斯捷尔纳克讲故事的视角就非常“现代化”。在孙磊的专著《长篇小说的叙事艺术》中,曾对这部作品的叙事视角进行了考察,认为整篇作品呈现出多重视角的转换、交织和呼应,与传统意义上一以贯之的“主人公视角”或“上帝视角”有非常大的差别。小说中关于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安季波夫)炮轰妻女所在的城镇这一情节,曾经先后讲述过三次,但却使用了不同的视角。

第一次描写使用了全知视角,揭示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时帕斯捷尔纳克还没有向我们披露他就是安季波夫)在轰炸前的内心活动。建功立业的革命情怀最终使他放弃了儿女情长,做出了“大义灭亲”的举动。叙述者假装不知道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真实身份,对此事并未置评,只是说“革命给了他思想上的武器。”第二次描写是在拉拉与日瓦戈的谈话里。通过拉拉的视角,读者读到了她对丈夫行为的不解和埋怨,“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除了原则就是纪律……”对于这种谴责,读者会产生强烈的认同;而在苏俄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安季波夫为了躲避政治清洗而逃离队伍,与日瓦戈不期而遇,在他的忏悔中,炮轰情节第三次出现,读者对此事的评价又发生转向——找到造成“人祸”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残酷的战争和摧残人性、人情的意识形态政治。这样,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三种视角的呼应,就让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命形态都立体化了。

除了上面的论述,今天的许多学者也都对小说的神话和圣经结构、小说的民俗学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是《日瓦戈医生》跨越时代藩篱的表现。但当时的读者并没有对这些实验性的写作手法有太多关注,他们能够读到的更多还是那些俄罗斯民间故事、欧洲冒险小说构成的“外衣”。他们指责这些充满“奇迹”色彩和重复情节的安排显得陈腐老套,况且,帕斯捷尔纳克讲故事的语气也总有些不友好。学者米哈伊尔·帕弗洛维茨称,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的写作上受到托尔斯泰影响颇多,他也希望在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具备导师“传道者”的身份,渴望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先通过巧合、重复、冒险这些伪装来吸引读者,然后与他探讨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主题:关于基督、关于信仰、关于不朽与生活的意义。然而,他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再是19世纪的晚期,“经过了战争,经过了古拉格、奥斯维辛、广岛、长崎之后,对很多人来说,那种对一个睿智导师的渴望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

03

充满隐喻和夸张的醒世寓言

同时代人中,对于《日瓦戈医生》提出尖锐批评的作家并不在少数。除了与他关系亲密的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与楚科夫斯基,亲苏立场的肖洛霍夫甚至认为,根本没必要在苏联禁止这本书出版。官方有义务让读者们都普遍了解到,这部书写得究竟有多差。所有指责的一个重要落脚点,正在于对帕斯捷尔纳克叙述能力的质疑。譬如作家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俄语译本的序言部分,毫不客气地将《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描述为“一位怀着低俗的神秘主义渴望的、多愁善感的医生,言谈中带着庸俗的循环往复。”显然,纳博科夫也对这部小说里的“奇迹”情节态度鄙夷。

说起上文肖洛霍夫的建议,其实在当时苏联禁止出版《日瓦戈医生》的大环境下,小说第十一章《林中战士》中的一节当时还是在《文学报》上刊印出来;当然,后面还附上了最初帕斯捷尔纳克投稿的杂志《新世界》编辑部的负面评论。刊登它的目的并非显示官方的宽宏大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这部小说在思想上的毒害性。有趣的是,这个发表出来的段落也涉及了“奇迹”的情节:日瓦戈被迫参加了游击队的战斗,尽管他内心极其不情愿——根据国际协定的要求,医生没有权利携带武器。他同情战壕对面的白军战士,认为他们和自己接受过同样的教育,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但他又必须在敌我两立的场合扣动扳机,于是他便将枪口瞄准了枯树发射。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在他的扫射下受了伤,有一个年轻的战士被他“打死”。激战结束后,日瓦戈走过去查看倒在枪下的战士,意外地发现自己的那一枪打在了战士胸前的护身符上,从而使他幸免于难……

这样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的巧合,偏偏让日瓦戈医生遇到了。他渴望在革命的风口浪尖做一个中立的人,而这样的中立似乎并不可得。于是叙述者为他找到了“奇迹”,使他免于良心的谴责。也正是凭借着“奇迹”,日瓦戈医生在种种离乱之中得以幸存并回到莫斯科,并保留下自己的诗歌。这个时候主人公神秘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少将从天而降,帮助哥哥搜集并保存所有的诗歌,最终这些诗歌被交到日瓦戈朋友们那里,才有了后来被刊印的遗作……对这些“任意巧合的敞露无遗”,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给出的解释是:“我希望以此展现存在的自由和近乎不可信的逼真。”

他的这种说法似乎很难令人信服。不过,一个怀揣着人文理想、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在大动荡的年代存活下来,并尽可能地保存下那些不合时宜的诗意,不求助于超现实的“奇迹”,想必是不可能的了。贝科夫将《日瓦戈医生》定义为一本充满隐喻和夸张的醒世寓言。它因为这些巧合和偶然显得不可信,正如神秘历史转折中的生活一样不可信。换句话说,借助那些“奇迹”,帕斯捷尔纳克希望穿越现实上的种种“不可能”,而呈现处于理想状态下心灵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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