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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外国文学这个月亮,确实要比中国的圆

2020-10-19 10:3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叶兆言 阅读

叶兆言

叶兆言,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著有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刻骨铭心》,长篇非虚构作品《南京传》,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乡关何处》等。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琢磨缘由,我能有今天,毫无疑问是外国文学催化的结果。可惜只能看翻译作品,这始终是心里不大不小的一个疙瘩,因为无法享受阅读原文,感觉不了原汁原味,想到了就沮丧,就垂头丧气。有人说起我的作品,认为中国文学的传统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不知道连这点可怜的传统,其实也是从翻译的外国文学那里获得。看来,我注定只能是个把玩二手货的家伙,王小波曾对王道乾的译本表示了极大敬意,我心目中也有一批这样的优秀译者,譬如说,在下学习写作的最好语言读本,有一度就是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

很多年前,《译林》杂志搞庆典,要求谈谈与它有关的话题,我胡乱地说了几句,标题就是“外国文学这个月亮”。限于字数,很多话没有说清楚,因此今天不妨再多说几句。喜欢阅读外国文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感叹,且不说人家的好东西,不说那些高雅的精英文化,不说那些阳春和白雪,就算是畅销作品流行小说,就算是那些通俗的下里巴人大众文化,也比我们自己的国产货强得多。“外国的月亮圆”通常是一句骂人话,有洋奴之嫌,有不爱国之疑,可是,我是说可是,外国文学这个月亮,它确实要比中国的圆。

长期以来,一直是《译林》的读者,我喜欢翻阅这本刊物,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谈到一个奇怪现象,这就是同样属于通俗文学作品,外国的中国的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品格。中国的通俗文学,常常恶俗不堪,外国的通俗文学,却时时可以带来阅读的惊喜。崇洋媚外是一种要不得的情绪,不过,是人就难免喜欢好东西,所谓见贤思齐,这又是一件没办法的事情。很显然,外国的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中,也存在大量垃圾。不由地想到曾经的中国足球教练米卢“态度就是一切”的名言,这或许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我想大家见到的外国流行文学,许多都是已经过滤和筛选的文字,既然不能品尝原汁原味,我们只能被动地坐在餐桌前,只能无奈地把选择权交出去。应该好好感谢那些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感谢那些专门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刊物,是他们或它们帮读者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还是回到“态度就是一切”那句话,通俗文学和畅销小说并不意味着格调低下,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精彩的小说,这种精彩是因为别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换句话说,有一批很认真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兢兢业业披沙拣金,并不是说外国的通俗文学就一定好,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我们所以会产生错觉,仅仅是因为译者和编者的眼光独特。

我们恰恰因为别人的态度端正而坐享其成,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专家告诫我们,好的优秀作品总是占少数,或者说是极少数。在过去的这些年,我偶尔也会非常认真地关注一些国外的流行小说,譬如《廊桥之梦》,譬如《挪威的森林》,譬如《朗读者》。流行不一定是坏事,有阅读经验的人都明白,有发行量的未必是好书,真正的好书最终还是会有发行量。任何一本世界名著都一定是流行读物,只不过在时间上可能有些错位。没有流行的支撑,所谓名著都不会靠谱,我们说到某某世界著名作家,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说到龚古尔奖,说到布克奖,其实已经在向流行举手致敬。我们说到卡夫卡,说到乔伊斯,说到胡安·鲁尔福,说到雷蒙德·卡佛,说到他们写作经历中的种种不幸和寂寞,不过是在赞赏另外一种晚点到达的辉煌,因为这些不幸遭遇,只是一种流行迟到的铺垫,只是文学后生们的励志话题。

关于外国文学,我已经写过很多文字,在当代的中国小说家中,恐怕已是这方面文章写得最多的人之一。我实在太老实了,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把自己向洋人学习的经历老老实实地都交待出来。古老一点的作家,像莎士比亚,像塞万提斯,像歌德,稍稍晚一点的巴尔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再近一些的美国作家和欧洲作家,都写过篇幅不短的文字,因此想在这些话题之外,再说出些什么新鲜玩意真不容易。一说到外国作家,我就有些卖弄,可以轻而易举地开出一长串名单出来。有一年在贵州的一家宾馆,和作家韩少功、何立伟、方方一起聊天,大家说起看过的外国小说,都感到很吃惊。仿佛革命党人回忆地下工作往事,我们发现在过去的岁月,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量真是惊人,原来我们都是喝外国文学的奶长大的。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这些新生开过一本中文系学生必读书单,上面罗列的文学作品,中国古典作品有许多还没读过,要求阅读的外国文学部分,差不多全知道,我读过的起码要比这份书单多上十倍。很显然,以后的中国作家,恐怕再也不会有我们这代人的奇特经历,在你的青少年时期,你不用面临高考,根本就不需要文凭,你有着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阅读小说就像偷偷地与情人相会一样快乐。同样的话我已经说过无数次,在今天,阅读文学作品常被当作一种营养,是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要求,是文化人装点门面的普遍素质,你做好了准备要当作家,要混文凭写论文,而在过去的年代,我们疯狂阅读,仅仅是因为无聊,因为没事可做。无聊才读书,我读外国小说最多的年头,不是上大学读本科读研究生,不是开始写小说准备当作家,而是在上大学前,都说这十年是文化的沙漠,是最黑暗的年月,我却有幸而且很从容地在很多时间里,躲进了外国文学这个绿洲。

德国人顾彬说起中国当代作家,口气十分不屑,他说他们不懂外语。言下之意是中国作家就算是看过几本外国小说,也都是靠别人的翻译,二手货作不了数,不可能领略到欧洲文学的精华。这番话一针见血,戳到了中国作家的痛处和软肋。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的大师,譬如鲁迅,譬如巴金,譬如茅盾,他们创造的成绩文学后生必然是不可能逾越的,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阅读外国小说的原文。顾彬的观点在中国很有市场,虽然理直气壮,可惜似通非通,隔膜得厉害,难免有蒙人之嫌。首先,我们的文学前辈外语水平本身就十分可疑,能翻译可以阅读距离精通之间,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路程。其次,对外国文学的了解程度,与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仅仅是说了解,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我肯定比几位大师了解得多。

德国的歌德和美国的庞德都号称“中国通”,都喜欢卖弄他们的中国文学知识,事实却是,他们的了解几乎为零,所谓东方神秘元素完全莫名其妙。 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远比他们的国外同行知道得多。在中外文学交流上,始终存在不对等,一个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毫无了解理所当然,一个中国作家,他要是说自己不看外国小说,没有受到过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一定是在骗人。我们都生活在外国文学的阴影下,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不一定真的是大,可是它始终挂在中国作家的心中,始终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上闪烁。

歌德

歌德

茨威格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有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通过赌场上一系列手的动作描写,男主角跃然纸上入木三分。我父亲和祖父都曾对我说起过这个细节,它确实很出彩,有着很高超的技术含量,对学习写作者非常有帮助。德国的同行们惊呆了,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茨威格这样一个在他们看来并不太重要的犹太作家,会在遥远的中国有那么大影响。我告诉德国同行,在作为中国人的我看来,茨威格的影响还不止是他的小说,小说之外的东西有时候会更重要。事实上,我更在乎他对死亡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已经从纳粹魔爪下逃脱的犹太作家,最后要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世呢?

在中国作家眼里,名著都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很少会有一位中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那样猛烈地抨击莎士比亚,在世界名著面前,中国作家不仅保持了足够的虚心,而且显得非常世故。名著就是名著,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不能顶礼膜拜,就得敬而远之。我告诉德国同行,歌德小说在中国的影响远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告诉他们曾经有过多少种译本,有过多么大的发行量,这些都是我在出国前做过的功课。歌德作品译本之多和发行量之巨大,曾经让我目瞪口呆,现在,把这些数字说给德国人听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和我一样地惊呆了。仅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在中国印了一百多万册,前后译本却不下二十种。

外国文学始终是中国作家心目中的高山,前辈作家就是这么教育我们,我们也忍不住用同样语调告诉后来的作家。世界文学是所有学习写作者的共同财富,有着取之不尽的营养,俗话说取法乎上,优秀的外国文学就是最好的榜样。具体地说起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不外乎名著和禁书。当然,这里说的名著和禁书并不对立,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名称。人类社会经常会是这样,官方有一种标准,民间另外又会有一种标准。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卖弄自己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是摆脱自卑的一剂良药。 我自小性格内向,不擅言辞,常常被别人欺负,世界文学名著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同时也是可供吹嘘的资本。有人曾经问过我,今天的文学环境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相比,哪一个更好一些。答案似乎是肯定,当然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岁月更占上风。不过也可能还会有些意外,以最流行的电视婚配节目《非诚勿扰》为例,想当年,男生女生介绍自己,常以热爱文学为时髦,就算是一个没看过几本书的人,也喜欢用文学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在那个思想贫瘠的年代,文学可以用来泡妞,能够打动姑娘的芳心,然而在各种文化活跃的今天,文学的神圣光环早已不复存在。这样的镜头大家肯定已经熟悉了,男嘉宾们红着脸说起自己喜欢文学,或者业余还写几首诗,立刻导致征婚女嘉宾一片声地灭灯。文学正在变得很惨,已不能够再用来炫耀,用来博得女性好感,而且很显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家还将不得不面对。

自“五四”以后,“崇洋媚外”一词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伤及外国文学,不同时期,大家在读不一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读那些已经有了定评的世界文学名著,这是最保险的一种投资,不管怎么说,阅读名著总归不会有太大的错误。名著自有名著的道理,名著构成了文学史,形成了传统,统治了我们的阅读经验。主动也好,被动也好,外国文学名著就像大家呼吸的空气一样笼罩着,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可能再离开它。因此非常值得一提的倒是流行,不同时期的流行文化,它们是我们阅读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毫无疑问,流行文化的影响,畅销书的魅力,一点也不比那些早已经成为传统的外国文学名著差。

说一句最坦率的话,无论文学时髦还是不时髦,大家都会忍不住操一份谁才是当今世界上最火作家的闲心。 我们喜欢海明威,喜欢雷马克,喜欢马尔克斯,都是因为他们是当时最火爆的流行作家。印象中,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追捧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并不是太把这个文学最高奖项当回事。回顾历史,年轻人的阅读或多或少地要受前辈人影响,我们注意到,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远不及东欧弱小民族。也许是因为这个文学奖过多的欧洲元素,在一开始,它只关心欧洲的主流文学,带一点皇家威严,还有点资本主义色彩,反正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学似乎注定离开不了思想,注定要被不同的政治左右,我们向西方学习,更多的是为了盗得火种,“窃火”这个词一度非常流行。所谓文学,无论写实还是浪漫,不过是为了实用,为了人生,为了反封建,为了劳苦大众,为了反对包办婚姻,为了治病救人改变国民性。

真相常常会让人感到尴尬,中国文学界的流行,很长时间里都是跟着日本人走的。道理很简单,在学习先进的西方方面,倭寇总是先我们一步。留日学生的趣味不断地改变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口味,因为鲁迅,因为郭沫若郁达夫们的创造社,以及后来的夏衍和周扬,中国的主流文学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五四”文学,出现了大革命前后的革命文学,出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它们的主将都是留日学生。这种显而易见的文学影响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宣告结束,一九四六年,德国作家雷马克的作品走红世界文坛,他的《凯旋门》德文原著发行前,英译本先行在美国出版。据说当时的销量就达到两百多万,而它的中文本几乎也是同时推出,遥远的美国报纸还在那连载,朱雯先生的译文已出现在连载专栏上。这个文学上的同步非常耐人寻味,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这就是随着现代文学作家的逐渐成熟,文学越来越精英,也变得越来越小众,流行很快就会变成小圈子里的事。

我记得在这本书的翻译后记中,朱雯先生曾提到了三件事。一是告诉大家,此书目前在西方影响巨大,很火,它的水准上乘,在行家的眼里评价极高。二是在中国的反响很平常,连载了两个月便腰斩。第三,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巴金和钱锺书先生的帮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文学名著可以重复出版,而自己一度非常喜欢的《凯旋门》却还没有获得再版机会。后来终于有了再版本,已经是九十年代,“文革”后的文学热已经降温,朱先生对这本书进行了重新修订,在再版后记上,没有提到当年的腰斩,也没有提及钱锺书。

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作家其实也受过雷马克的影响,譬如北岛,然而这种影响显然形成不了什么气候。时至今日,重新回忆这种影响仍然十分有必要,因为它代表着一种逝去的文学记忆,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发展轨迹。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追随外国文学步伐,亦步亦趋苦苦追赶,终于在抗战胜利后,有了一点点与世界文学同步的迹象。这时候,文学开始变得多元化,变得小众,变得更文学,再热闹的流行也是转瞬即逝,这一点倒是和当下很相似。文学的时髦仅仅只是时髦,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文学只是当时文学爱好者的事,只是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地被大家欣赏,而不是拿来实用,读者已不再过多考虑它有什么社会意义。

回忆阅读历史,回想那些看过的外国小说,不同的文学时代,注定会有不同的文学阅读,而不同的文学阅读,又注定会造成不同的文学时代。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外国文学影响是一种巨大扭曲,一方面,它继承了前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轻视,继承了重视弱小民族发展中国家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把苏联文学演义成一种新的时髦,造就了一段不可理喻的新神话。譬如朱雯先生就翻译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同一个译者,同样是英文转译,仅仅从版本上就可以看出雷马克和阿·托尔斯泰的不同待遇,《凯旋门》厚厚得像块砖头,装帧简陋,而《苦难的历程》则是极度漂亮和考究的精装本。比较朱雯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不同时期的译本,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学的不同时代,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不一样的光谱。

外国文学这个月亮确实很大很圆很亮,它高高挂在文学的天空上,仔细回想我受到的影响,除了名著经典,最直接的恐怕还应该是外国文学中的那些禁书。一九四九年以后,苏联文学统治文坛,成了真正的老大哥,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是这样。这种特殊的不正常文学现象,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结果我那位喜欢藏书的父亲就一直在悄悄地收集非主流文学。当时有一种内部发行的图书,后面印有“供批判”字样,俗称黄皮书,装祯简单到只剩下书名和黄色的封面,譬如爱伦堡的《解冻》和《人·岁月·生活》,譬如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譬如加缪的《局外人》,还有《麦田守望者》《愤怒的回顾》《带星星的火车票》等。越是不让看就越想看,我是违禁之物的直接受益者,它们在我身上的影响,丝毫也不亚于那些早已成为古代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籍曾是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当然,必须要强调一下,影响最大的一套书是《人·岁月·生活》,厚厚六大本,它们断断续续地提到一大堆当代作家,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可以效仿的对象。

说白了,雷马克的《凯旋门》也好,后来供批判用的内部读物黄皮书也好,在我身上能够产生不小影响,都和它们的小众阅读有关。有时候,你会自投罗网,心甘情愿身受其害。这是另外一种赶时髦,基于希望与大众阅读不太一样的心态,人永远都是矛盾的,对于外国文学这个月亮,你总是若即若离,想着要走近一些,看清楚一些,结果便可能一不小心就走远了。因此对于浩瀚的外国文学,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始终保持一份感激之心。转益多师无别语,既要坚定不移地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致敬,同时也不能忘记活着的当代,要随时留心当下世界文学的最新成果。当然,要关心最流行最畅销的,也要照顾到被冷落被忽视的,换句话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份开放的心胸。

本文节选自《无用的美好》 作者: 叶兆言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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