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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 文学:梦游与苏醒

2020-08-10 08:31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 作者:韩少功 阅读

韩少功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韩少功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该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 这是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作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 and should not be 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看来我们眼下的许多争论可以追溯到罗马、希腊的时代。那时候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的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跨跨托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汉区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但儒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晚清以后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动摇,一大批作家成了推翻圣人的圣人,比如鲁迅和巴金。巴老去年去世了。有些青年作家对他感到陌生,找他的《家》《春》《秋》,读了一下说,写得不怎么样啊。我说你别小看这几本书,在那个时代,巴金可是一代人的精神路标。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一本《家》,就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去追求自由和幸福。最近媒体大量报道一些烈士事迹,“永远的丰碑”什么的。那些烈士大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牺牲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其精神支撑很可能就是一本鲁迅的书或者巴金的书。所以你不可想象,鲁迅、巴金这样的作家在当时处于怎样崇高的地位。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整个人类还充满着理想色彩。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卡察金有一段内心独白:“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这种人生信念,拿到我们今天这个消费时代里来,会被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被当作斯大林主义的红色宣传。其实这里有一点误会。因为这一段独白并非小说作者的独创,而是来自富兰克林的《自传》。富兰克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国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资本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小册子里面,还专门谈到富兰克林,认为他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伦理的代表性人物。那么奇怪的是: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战士,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实业家,他们怎么共享一种崇高的精神信念?怎么都立志投身高尚的事业?其实不奇怪。在后上帝和后儒家时代,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上升的无产阶级和上升的资产阶级,都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

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用到了极致,也最终出了问题,比如革命样板的宣传后来受到大家抵制。同学们比较年轻,对“文革”难有切身体会。我并不是说样板戏一无可取,比如有些剧目在音乐上、表演上、乃至思想情感上还确有亮点。我只是说样板戏所代表的精神教化到底取得了多大效果,显然值得怀疑。有些道德说教甚至产生了很多负作用,比方说造成讲假话,造成虚伪、偏狭、残暴等等。“文革”期间的许多灾难,恰好与这种教化同时发生,使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灵魂工程打上一个问号。精神蒙受污名,也是“文革”副产品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进入市场消费时代,作家们大多对精神躲得远远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几乎烟消云散,倒是大批“人类肉体工程师”冒了出来。屏幕上这是一位“美女作家”。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从网上搜索到的。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你们也不知道。但网上有大量的类似图片,据说她们眼下都大红大紫。她们中的一部分,不但代表了文学的游戏化,而且代表了文学的欲望化。柏拉图说文学是GAME。但游戏还需要智力,需要技能,需要严格训练,智商低的还不行啊,就像玩棋玩麻将踢足球。但现在有些文学是欲望化的,连游戏精神都没有了。比如网上的那本著名的性日记,性流水账,完全没什么技巧,但在国外出版了很多译本,被当成中国的前卫文学。

作家们耻谈精神,知识分子把精神当传染病,那么精神交给谁呢?请看,屏幕上这些江湖术士就开始接管作家们的业务。他们比作家们的水平低得多,说句话可能连语法逻辑都有硬伤,但他们身后有浩浩荡荡的信众队伍。他们正在指导人们该怎样生活,告诉人们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有些信众的死心塌地和坚韧不屈,让司法机关特别头疼:转化不过来啊。现在农村还出现一些仿基督教,仿伊斯兰教,与上帝和真主没有什么关系,打着宗教的幌子,相当于一些改头换面的邪教或准邪教。他们对文化领域里的精神空白实现了大规模的乘虚而入。

文学的第二个旧梦是“个人发现”。文学是发现个人和表达自我的一个载体。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有一个使用频度最高的词叫做“自我”。很多人都会用,作家们用得最多。张承志曾经说:“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我曾说得温和一些。我说:“作家采取个人视角,都是广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作家不是法官、学者、政治家,只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来认识社会和人生,所以个人风格在文学中是表现得最为充分,甚至个人偏见在文学里也能得到最多的容忍。文学家说女人是花,是合法的。科学家说女人是花,就是不合法的。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里,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万、两百万,让我们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谦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辨白。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写作中“撞车”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或“近似”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算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撞车”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但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文革”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别称为“延安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等等。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工人作家”、“军旅作家”等等,这些名称后面也都有特定的职业和经验。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不少作家都住豪宅,泡酒巴,自驾旅游……在模式化的中产阶级生活里乐不思蜀,在流行化的拜金意识形态里乐不思蜀。这当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当这些作家像挤牙膏一样挤掉自己的一些往事记忆之后,他们还能有多少经验资源和感觉资源?

有些作家的经验开始寄生于报纸或影碟。前不久有一个作家被指控为抄袭,其实他的小说取材于报上的一则新闻,而被抄袭的那篇小说,也同样取材于这一则新闻。问题的结论:都是新闻惹的祸。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自称订了五份报纸,每天在报纸的社会新闻栏里找素材。还有些作家常常花大量时间看碟,比如说要写土匪,要写爱情,要写大海或高原,把相关的影碟看上一二十个,基本套路就全有了,就能写出个八九不离十了。这就像有些画家,现在也都不写生了,带个数码机出去走马观花一轮,拍上一堆照片回来,对着照片就可以妙笔生花。这种文化成品之间互相寄生和互相复制的现象,当然很难把我们引向真正的个人化。屏幕上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曾经访问过。它有一些经典保留节目的展区,也有新作品展区,经常更换的,甚至三天两天就换。我的朋友说,这地方你一定得去看,但你一年看一次,一月看一次,一天看一次,感觉会差不多,所以也不必经常去看。这样的“现代艺术”玩完抽象玩具象,玩完现代玩古典,新潮的装置或行为也多是大同小异。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出现了这种高产中的疲惫?有发展但没有惊讶,有演进但没有陌生,就像我们吃了大苹果小苹果好苹果烂苹果红苹果青苹果,但没有遇见香蕉和桔子。罗马尼亚作家E. M. Cioran说:As art sinks into paralysis, artists multiply…we realize that art, on its way to exhaustion, has become both impossible and easy. 我把这段很精彩的语录送给同学们。

下面要讲第三点,也是文学的第三个旧梦:热点娱乐。屏幕上有几个八十年代的数据:《人民文学》发行一百二十万以上,《上海文学》发行五十万以上,《湖南文学》发行三十万以上……当时没有因特网,几乎没有电视,所以文学家都有天王、天后级的声誉,走到哪里都可能遇到“粉丝”在尖叫。这种情况至今让很多作家怀念。但现在你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们,问问杂志的发行量多少,他们大概都会守口如瓶,就像大姑娘的年龄不能问。以前一本《青春之歌》或《铁道游击队》,可以诱使孩子们逃学和旷课。有时得一个晚上读一本,第二天把书流转给别人。当时读小说就是人们最大的娱乐呵。但时至今日,文学的娱乐的功能已大量的转交给电子产品了。大家去看看报纸,“娱乐”、“娱乐版”、“娱乐圈”这些词基本上与文学没有关系了。

再看几个数据:中国现在拥有电视机是五亿多台,以三口之家算的话,平均每一家都有一台电视机。网络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多个,而且这个数字在继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五亿多台电视机:如果一个电视片的收视率是10%,那就意味着全国有近五千万人在收看;如果每台电视机前有两个观众,那么就有近一亿人在同时接受这个作品。游戏用户是二千五百万个:如果一个游戏软件有10%的在线使用率,那就有近两百五十万个用户在使用它。可以比较的是,作家余华前不久的小说新作发行,放了一个卫星,也就是四十万,相对于电视和电子游戏的市场占有量来说,也许连个零头都不到,但已被我们的出版界都视为奇迹。几年前,我在海口看到一个聚集着农民工的录像厅。我很好奇,看这些民工在看什么,就走了进去。这时一个武打片放完了,店主拿出王朔的片子来放,但农民工一齐起哄,说我们不要看这个什么王朔,我们要看艳情猛片!王朔是谁?九十年代的大玩家,流行通俗文学的代表,曾经被很多严肃文化人恨得咬牙。也就是几年、十几年的光景吧,连王朔都被很多人看作太闷片,在录像厅里被人起哄,不大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了。苏童也曾是九十年代阅读的一大热点,《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红遍中国光照世界。但他最近对记者说得有点悲壮,说哪怕是只剩下几千个读者,我也得坚持自己的写作追求……批评家李陀在海南见到苏童,说你别那得意,你的读者也在减少,你知不知道?苏童说:咋不知道呢?不是一般地减少,是一个零一个零地减少。这里更不用去说那些诗人。他们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活得有点像地下黑社会团伙,偷偷摸摸,暗中串联,相濡以沫。我说这些,不是说这些作家和诗人黄花菜凉了,其实他们可能写得比以前更成熟了,但时过境迁,文化生态在剧烈变化,娱乐功能从文学里流失和转移出去,带走了大批受众——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文学的第四个旧梦是:“强势媒介”。在人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文学并不是特别发达。比如在古代欧洲,人们没有草木造纸术,只是使用那种又昂贵又笨重的羊皮纸,所以并没有文学发达的技术条件。他们那时候主要的叙事艺术是戏剧,是口传艺术,即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史诗是戏剧的前身。那就像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也是以口传文化为主,史歌一唱三天三夜,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广泛运用。我们现在去雅典、去罗马,乃至去庞贝古城,可以发现那里大量剧场的遗迹。那就是他们特定历史的证明。到后来,壁画也曾经成为一种强势媒介。那么多宗教的、历史的、权贵的故事画在墙上,构成了当时主要的公共传播,差不多就是当时的电视台。至于文学,什么时候比戏剧和壁画变得更重要呢?是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以后。在这一点上,中国比较牛,至少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造纸业,文学家们也就大量涌现。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董仲舒这些人,著作量都是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空前发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科举制度。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以造纸和印刷为前提的文学霸权能否长久?历史还在不断的变化,新技术还在不断的涌现。正像造纸和印刷一旦发明就不会退出历史,现在电子技术一旦发明也不会退出历史,而且肯定要改变以纸媒为主要传播方式的局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与新技术相关的写作方式: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网络博客,网上QQ,手机段子……这都是写作,但我们也许很难把它们叫作严格意义下的“文学”。在这些领域里出现了很多著名写家,各地的作家协会可能根本不知道,传统作家们也可能不知道。他们是作家吗?或者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大写作、小文学”的时代。“小文学”是指传统纸媒的小说、散文、诗词等等。“大写作”是指文学的扩散化趋势,指各种新兴的泛文学体裁和领域。有人乐观地说,这个“小文学”是“大写作”的核心,起到了引领和标高的作用。比较难听的说法是:“小文学”正在被“大写作”边缘化。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适,我们可以讨论。

艺术界早就有所谓“波普艺术”,POP,以反艰深,非专业,即兴式等等为特征,其中很多是通俗化和流行化的那种。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些人:他们不用上美术学院,不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做功课,只是在广场上把衣服一脱,上千人就都成了艺术家。这是艺术吗?很难说。这个艺术作品属于谁?也很难说。实际上,我前面提到的“大写作”,其中很大一部分也开始POP,越来越缺少专业的背景和内涵,甚至与日常生活难以区隔。墨西哥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有一个领袖,叫马科斯,自称“副司令”——实际上他们那个组织从来就没有司令,大家都是副司令。你们看他的装束,像个蒙面的恐怖主义者,但实际上是和平主义者,是格瓦拉和甘地的结合,甚至是一种符号学的反抗。他们并不打仗,只是用文化来作战。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世界一个结论,只能给世界一个谜语。所以他们的很多政治文宣是寓言和童话,拿一个甲虫或者小鸟来说事。我这里摘了一段他们的公告:“我们是言说者,我们是玉米人,我们走遍大地,我们分享思想,我们是编织匠,我们是历史,我们同花朵交谈,我们是雨……”好诗啊!但是它是2003年发布的一份政治公告。你们说这是不是文学?

下面这张照片,是前不久在罗马大学拍摄的。中间有苏童。右边这个人是我。这些大学文学系的孩子,几乎全是女生。这种情况以前只在我们国家的大学外语系出现过,现在也出现在文学系,以及文科的其它专业。男性几乎缺席,是不是在证明传统文科的人力资源危机?我不是说女孩子不行。女孩子对语言和感觉有天然的敏感,有一点性别优势。但男生统统跑光肯定不正常,至少使这个学科的后备军少了一半。当一个学科后继乏人的时候,我们没法对这个学科保持盲目的乐观。有时也得不得不问一问: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同学们,总结以上四个方面,我有一个小结,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两种变化,一种不可逆的变化——如人死不能复生,破镜不能重圆。文学的技术因素正在出现这种变化。另一种是可逆变化——如季节可以循环,土质可以恢复。文学的心智因素大概正处于这种变化。这就是说,文学正处在以上两种变化的交织。

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的过着好日子。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再超过耶稣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基本面的情况上: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妣。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作CEO,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来找你啊。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文革”的社会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当苦力,学业荒废,还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是排不上队的。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下台,所谓“伤痕文学”,所谓“先锋文学”,就实现了高压井喷。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高潮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用的都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还有美国的9,11和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如果信奉利已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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