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文学

黄梵:小说家宁可把现代审美的探索,全部抛给无利可图的诗人

2020-02-20 10:30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黄梵

黄梵,一九六三年生。诗人、小说家。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现为该校文学副教授。著有《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女校先生》《南京哀歌》《浮色》等,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日语、德语、韩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文字。

本来中国小说自胡适开创新文学以来,大致有了还算不错的现代叙事传统,此传统由鲁迅发轫,通过《药》引入安德列耶夫的黑暗象征,使象征成为中国现代叙事的起点。这就如波德莱尔在现代诗的开端,也紧紧抓住象征,由此才能深入民族国家的亢奋与困境。《恶之花》对于巴黎光明的视而不见,其实是对启蒙理性的质疑,即由启蒙造就的民族国家,它们是为人类备好的光明未来吗?当然,这个问题已由一战和二战予以了回答。本来象征自古就有,为何能撬开现代人心灵的,既不是杜甫《画鹰》中鹰的象征,也不是高尔基《海燕》中海鸥的象征?只要我们不忘记民族国家的问题,就不奇怪现代文学为何在起点,会倚重黑暗象征。当然,在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刚刚建立的民族国家,尚处于少年,它还想全神贯注于刚启程的启蒙,这时有人偏要把启蒙和黑暗象征合二为一,必是当时的另类,也可以认为,这是现代叙事中国化的开端。这也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既不能放弃对“吃人历史”的理性启蒙,又深谙安德列耶夫讲述的现代困境。由此可以理解,当新诗奇迹般地创造出来,它为何不是一步到位,直接从象征主义起步,倒显得慢条斯理,先由《女神》进行狂飙突进似的启蒙,再让李金发的幽暗象征,戴望舒的情绪象征登场。是的,那时的国人还没有准备好,他们需要时间来“温习”入华不久的启蒙理性。鲁迅做了一件超越时间的事,他让中国现代小说一步到位,让启蒙理性戴着面具,藏身于黑暗象征。他的作品,让我深深感到了他心中的急切。从《狂人日记》到《药》,他竟在一片荒芜中,为中国现代小说筑下了那么高的起点,比新诗的起点《尝试集》、《女神》等高很多。无需置疑,如果小说照此起点提示的路径走下去,中国当代小说一定不会输于新诗,一定更接近表达民族国家困境的精神核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当代小说似乎遗忘了起步的基因,并没有发展出像新诗一样多元的审美可能,在洞察现代人的困境上,也不如新诗敏锐和深刻,它没有长成它应该长成的样子,这说明,原本跟起点相称的路径,已被其它话语改变,失去了对初衷的执著……

作为简便的勾勒,我只列出鲁迅、废名、施蜇存、张爱玲、钱钟书、无名氏等,这是民国时期真正的现代小说路标(我把无名氏1950年代写的《无名书稿》,仍列为民国小说遗产)。上述每个名字,都能促使我们想起有类似追求的一群作家。比如,施蜇存会令人想起穆时英等人,张爱玲会令人想起苏青等人。这种抛弃枝节的勾勒,能让人一眼看清现代小说的主干,这条主干追踪着横行二十世纪的世界现代小说。这样我就能说,沈从文、老舍是这条主干上的例外,如同哈代是西方现代小说主干上的例外。这条主干在民国时期的足迹,让人感到它没有孤立于城市的兴起,它应和着城镇环境中的异化人性。要不是1949年起有三十年,中国小说把自己的脚后撤,又回到欧洲十九世纪的小说趣味上,那么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就不会试着又从头开始。比如,当王蒙“率先引入”西方意识流,他似乎对施蜇存早已拓荒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并无觉察。汪曾祺于1980年代重新起步的小说,依旧是与沈从文、哈代一样的例外,着重讴歌返乡和人性。我认为,求助哈代来理解汪曾祺,倒颇为恰切。哈代晚年的诗歌,比他的小说更长于投身现代意识,也更受其他作家的推崇。汪曾祺的诗作《彩旗》:“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无疑是中国1950年代诗歌风物中的例外,它的反讽和现代感,一样把汪曾祺置于哈代的境地。

要寻找新时期现代小说的起点,自然应避开伤痕文学,如同德国现代小说应避开废墟文学的代表伯尔。我认为,北岛的《波动》通过对幽暗的诗化和孤独感,成功脱离了中国前三十年的小说轨道,他也许并不自知地,试图把小说驱回民国时已筑就的轨道。这是新时期现代小说的真正起点,虽然《波动》本身并不完美,缺憾也像优点一样显眼。我把1980年代真正与现代小说精神结缘的作家,归结为这样一串名字:韩少功、马原、刘索拉、格非、余华……这些名字还与更多的作家不可分割,追求类似,可被推为代表。比如,韩少功也代表马建,格非也代表孙甘露,余华也代表苏童等等。这些作家出现的时间顺序,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出场顺序很不一样。比如,韩少功、马原、刘索拉较早出现于1980年代,他们的叙事之心更贴近后现代,但要认识比他们更晚出现的格非、余华等,就必须返身回到现代主义的叙事传统中。博尔赫斯之于马原,卡夫卡之于余华,即是佐证。进入新时期,当西方现代小说的历时思潮,几乎同时抵达中国,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就不得不是共时的。哪段历史会孕育哪位作家,完全靠因缘际会。

小径分岔的花园
作者: [阿根廷] 豪·路·博尔赫斯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王永年
出版年: 2015-7

记得我1979年刚进大学,就在校图书馆读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我,成为我后来偏爱战后小说的滥觞。1980年代,官方文学荣誉对文学方向的牵引,基本是失败的。比如官方对于朦胧诗的批判,不能阻止新诗从现实主义(内核是浪漫主义)苏醒过来,经过朦胧诗的助推,冲向第三代撬开的后现代之门。由于真正的现代派小说不受官方待见,韩少功们的寻根小说,并非是对现代派的遗忘,恰恰是现代派作家为避官方锋芒,返身寻根进行的迂回表达。毕竟中国的小说家们,并不在乎卡夫卡与马尔克斯的区别,只会视其作品为现代小说的不同版本。但官方“只记得”现代派是不待见社会的,一旦小说家把寻根作为护身符,一头扎入沈从文们的乡村领地,一旦小说中那片蛮荒的地狱(何尝不是现实的隐晦表达?),与当下不在同一个时代,隔着时间这堵防火墙,寻根小说就有了生长的“合法性”。这是理解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一个入口,即为何多数先锋小说家会激励自己去写乡村,并通过乡村来探究错综复杂的人性和现代意识?他们为何要舍城市而远求?只需记得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突出(非文本突出),恰恰得益当年的那些非议,与朦胧诗的突出(文本突出)如出一辙。

于晓丹译的《洛丽塔》(我心中最好的译本),于1980年代一出世,就坠入被忽视的深谷。妨碍读者接受的原因,不光有审美进化尚未完成,城市变局也尚未到位。问题是,1990年代起,当城市把复杂的现代意识和困境,真的投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小说为何偏去接近西方十九世纪的小说趣味,即把写实和自然主义视为归宿?与其说中国小说的零度写作,来自罗兰·巴特的激励,不如说来自对自然主义的心领神会,多数小说细节的琐碎,已大大超出人物和故事的需要,读者感受不到类似海明威的克制魅力。1990年代应时而生的诸多小说标签,如“新写实”、“新状态”等,不过是现实主义的种种变体,要么是重新“发现”福楼拜,要么是重新“发现”莱蒙托夫(所谓多余人)。即使是“新历史”,也不自知“借用”了《战争与和平》的主观遗产,即历史不再是对客观的呼唤,托尔斯泰不需要一成不变的历史教科书,他要找到自己的原创历史逻辑,来为十二月党人的悲剧提供起点。1990年代真正的新声,无疑是林白们的女权主义作品。要粗通女权主义并不难,法国大革命已把这种意识陈列在历史中,但真正要给文学刻上女权的刻痕,还得等到二十世纪的伍尔夫。只是林白们的刻法,与伍尔夫很不一样。比如,与伍尔夫的现代派不同,林白并没有远离写实的乐趣,但加入了普拉斯式的自白声音(莫非与林白写诗有关?)。

洛丽塔
作者: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于晓丹
出版年: 2000-3

当中国城市有了离弦之箭的发展速度,当现代社会的光明与黑暗,一起抵达中国人的内心,这时,为人性而存在的文学,如果不想变得俗套和空洞,就得进入现代社会的黑暗区:城市中异化的人性,和渐渐空心化的乡村。问题是,80年代之后的严肃小说,堆积了太多的乡村题材,仍旧用农耕时代的悦耳音调,歌颂乡村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空心化的乡村并不合拍。我想说,小说家这样写当代,是对身上加冕的“现代”一词,受之有愧的。相反,读者们对现代生活不会弃而不顾。卡尔维诺和帕慕克,分别成为1990年代白领们流行的谈资;进入新世纪,《洛丽塔》和卡佛遭遇被追捧的盛景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读者已完成了审美转型。复杂多样的城市新经验,令他们愿意以现代人的亲历身份,置身复杂多样的现代小说。同时他们对现代小说的亲善,也是翻译界持续启蒙的成果。当原创严肃小说把叙事之心,紧贴写实和自然主义,是翻译界在这片顺应的荒地,开掘出了现代小说的汉语读者沃土。翻译界没有出于追逐市场的短视,只翻译可能畅销的严肃小说,相反,他们利用各种基金或补贴,几乎译入了严肃小说的所有流派,所有的多元形式,根本不避难懂或晦涩,不在乎市场成功与否。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波拉尼奥的《2666》,1990年代对麦克尤恩的译入,即是一例。

记得2011年,我受邀驻留台湾期间,恰逢特朗斯特罗姆获诺奖,邀请方请我讲解他的诗,我搜遍整个台湾,只找到陈黎译的四首。相反,当时大陆已出版他的数本诗集。小说翻译比诗歌翻译还要繁盛,许多与文学无关的出版社,扎堆涉足翻译小说,即是一例。为了看清这种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可以谈一谈与美国的对比。2015年,我受邀驻留美国期间,看清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微不足道。就算汉学家们竭力想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每年也只有十来本中国书出版,他们认为再过十年,若能达到每年二三十本,他们就心满意足。我逛过纽约和弗蒙特州的一些书店,完全证实了汉学家们的看法。美国书市上翻译最多的是法国书,每年也只有五十本左右。这说明,美国读者有文化自闭的心态,我大致可以辨出,这种心态与唐人类似,即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削弱了对外国文化的好奇。成就这种自闭结局的,恰恰是美国社会的开放。一般置身沉睡的社会,或半开放的社会,人们对外界会有无穷无尽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在戒严期会出现翻译盛况,而现在台湾翻译界的大门,就像挂了一把锁——我在台湾有这样的观感,即目前台湾的芸芸众生,对外界兴趣寥寥,有类似美国人的自闭心态。大陆目前的翻译盛况,恰恰得益大陆与外界之间,有一道类似中国园林的半透墙。“半透”会让翻译书顺利涌进来,“半不透”会点燃芸芸众生对外界的兴趣。

1990年代通俗小说的迅速崛起,曾震撼了严肃小说界,震惊之余,严肃小说纷纷侧身市场,只剩下了投其所好的顺应之力,顺应之心。问题是,此时中产阶层尚未崛起,阅读市场的趣味,完全是大众社会的趣味。于是,已退出国际主流的写实与自然主义,就被中国小说家们集体相中,成为首选。只需观察余华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到《在细雨中呼喊》、《许观三卖血记》、《活着》,再到《兄弟》的变化,就知道市场已成为小说家心中的刚需,小说家们宁可把现代审美的探索,全部抛给无利可图的诗人们。只是他们没有觉察到,严肃小说的读者审美,经过翻译小说的持续启迪,已悄然发生变化。甚至就连通俗小说,也没有限制自己的视野,它们依据翻译小说提供的成功范例,开始了类型多元化的征程。玄幻、科幻、恐怖、穿越、网游、戏仿、盗墓、耽美、逸体、仙侠修真、轻小说、悬疑、灵异等小说的涌现,即是一例。

只要想一想,文化人与市场已隔绝了四十年,那种面对市场的淡定,大概要到他们的祖辈身上才能找到,市场对1990年代的文化人,已具有多重意味。市场以它的自由选择,反衬着一切计划的僵化,作家从中听到了摆脱限制的召唤。道德即便在世界各地具有普适性,由于它是中国前时代的佑助,不少作家便借市场来摆脱它。了解这一点,就能会心于王朔们为何大耍痞态,朱文们为何大谈金钱、嫖娼并无羞愧(诗坛有所谓的下半身写作)。面对此情此景,已在墓里的米勒们,恐怕也想起身助战。但也必须看到,试图把道德败坏者,树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即不像《洛丽塔》中的罗伯特那样,是被反讽的对象,这样的写法只适合少数过渡期,并不具有长久的人性根据。就如同试图叫人们去同情知识分子腐化一样,终究会徒劳。人们更愿意看到,道德败坏者成为反讽的对象,哪怕像罗伯特那样,为堕落者发表雄辩的护词。果然,当宽松成为新世纪的文化氛围,中国人的道德感就再度被唤醒。我在《第十一诫》中描绘的高校知识分子,曾吓坏新世纪初的编辑们,直到十年后,评论界才确信高校知识分子已沦为精神之谷,这时才“发现”了《欲望的旗帜》(格非)等一批高校小说的共识。正因为1990年代堕落者的美名,此时难以为继,人们已认为,填补道德空白才是对的,这批比潮流提前了十来年的高校小说,才被“追认”为揭示知识分子精神堕落的先声。

市场也有最悲凉的无情。如果原创严肃小说只把大众趣味(非小众趣味),作为它想迎娶的“新娘”,那不幸的是,主要受通俗文化调教的大众,一旦度完与写实的蜜月期(1990年代),一旦通俗小说朝着多元方向,绝尘而去,严肃小说就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1990年代的严肃小说,已失去培育小众读者的耐心,甚至幸灾乐祸看着诗歌的无为而为;当严肃小说以了不起的销量,验证写实是成功的法宝时,诗歌却苦苦挣扎于诗界内乱,和门庭冷落——自带观众的诗会模式,就诞生于诗歌不被正眼看待的1990年代——但诗人们并没有被眼前的厄运吓倒,正是靠了大众眼中的自娱自乐(民刊,诗会,设奖,沙龙等),他们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一代新人的现代诗启蒙,以无为而为之力,完成了现代诗的多元化进程。这样当上网成了年轻人的刚需,诗歌就与通俗小说一起,插上了网络翅膀,在新一代超凡脱俗的小众读者中,渐渐找回了市场尊严。我倒不惊讶,现在的诗歌市场有多好,倒惊讶小众读者对某些难懂或晦涩诗歌,有不可思议的忍受力。但严肃小说就没有这样的幸运,读者远不能忍受读来费劲的原创小说,他们似乎已习惯把费劲的阅读和思考,只留给译入的严肃小说,似乎认为深邃和深刻,是属于翻译小说的专利。

考虑到写实有着与主流意识形态融洽的优势,考虑到出版体制的国有性质,出版社就必然会青睐容易与主流融洽的写实。通俗小说的多样化,主要来自民营书商的推动,他们通过购买书号,部分摆脱了出版体制对写实的激励机制。所以,一旦网络成为另一种发表,且有不同于出版体制的独立思维,通俗小说就把网络视为最佳的发表天地。写实不光受到出版体制的激励,还受到两种机制的固化。一种是小说选刊对文学期刊的塑形。小说选刊对写实的执拗,既来自1990年代对市场的学习,也来自新世纪唯恐丢失老读者的忧心。新世纪以来,网络和图书已成为遭遇读者的主要途径,街头报摊的消失和邮局订数大幅下滑,令文学期刊重新缩回文学界,销量之于主编,如同年龄之于女人,已不适宜谈论。为了体验成功,文学期刊不得不注意小说选刊的一举一动,把被小说选刊转载,视为期刊审美达成的成功。文学期刊在小说选刊面前的身价,就“轻浅”、“渺小”起来,等同已接受小说选刊的“指导”。各地作协把被小说选刊转载视为政绩,则把小说选刊的“指导”更推上尊崇的峰顶,这样文学期刊就有足够的动力,把写实视为“最有用”的写作形式,选刊对期刊的审美塑形就大功告成。

万有引力之虹
作者: [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张文宇
出版年: 2019-3

对写实固化的另一种机制,是各地作协的大量资助。比如,官方奖项均把写实作为处理时代的优先形式,认定那是普罗大众之需,并没有想到普罗大众的无情——他们的兴奋点永远在通俗小说的领地。真正会把严肃小说铭记的小众读者,他们持有的小众审美趣味,又不会只钟情于写实,“小众”恰恰意味抢先拥有暂时孤寂的审美形式,直到它又变得稀松平常。本来出版资助的初衷,是令小说家可以心无旁骛,不受市场销量的拖累,甚至令小说家回到培育读者的野心上,但吊诡的是,资助并没有令小说家走上培育读者之路。小说家们始终没有忘记1990年代勃兴的写实市场,更敏锐“领会”了评论界的写实口味(评论家第一次遭遇市场的震惊和不知所措(1990年代),渐渐转为对写实市场的臣服),资助反倒成了把小说家与新世纪市场隔开的防火墙,与多元化的通俗小说和翻译严肃小说市场隔开。不是说受到资助的小说,完全没有培育读者审美的野心,有的!但数量之少和影响之小,完全可以被写实大潮忽略。文学界三十年(新时期)的写实大潮等于告诉我们,写实趣味得到了过多的体制恩惠,严肃小说没有出现诗歌那样的审美交替,即边缘审美与主流审美的正常交替。为什么?我想,小说家们除了没有耐心培育市场,也没有像诗歌那样,建立起官刊之外的民刊传统(诗歌民刊传统起于《今天》),来抵御市场和主流审美的同化。官刊、评论界和市场利益的诱惑,很容易架空小说家对审美探索的野心,让他们无法拱卫起一个小说民间,让边缘的小说审美趣味,先存活十年或二十年,再重见天日。忠于民刊代表的边缘趣味,一直是先锋诗人的廉耻观,民刊是他们度过困难期的渡船,这种长期忍受被忽略的勇气,并没有传导至小说家。古今历史上,这样的审美征程不胜枚举,时间或长或短。长如陶渊明、《呼啸山庄》、荷尔德林,孙康宜对明清女诗人的挖掘等等,需数百年;短如废名、张爱玲、穆旦等,需十数年到数十年不等。我不认为有多少小说家已作好心理准备,来把目光投向这样的审美征程,但很多诗人都自认,已踏上这样的征程……

我还听到另一种论调,认为写实之外的小说形式,不适合中国人和中国传统。首先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对传统和新诗已在中国人身上,开掘出的多元审美共鸣视而不见。即使回到传统的地盘,我也看不出中国古典小说只属于写实。比如,客僧为传播佛教,讲述的“真实”故事(很多可视为幻想故事),成为志怪小说勃兴的动因,再经过唐传奇的着意虚构,才开始有了人间烟火气。一旦接近当代小说家推崇的写实,如话本小说,古代小说并没有从此只凸显写实,话本是它达成写实又迈向多元的特殊时刻。仅以明清出现的章回小说为例,就可以看出,章回小说隐含着唐的“传奇”情节,宋的“话本”结构,文人的“诗词”雅癖,就算它写的是生活,又哪里是当代小说家脑中的写实呢?更何况明清小说家们,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拓宽了章回小说的多元疆域。比如,《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所谓不同,就是小说家虚构历史的冲动,通过战胜写实得到了展现。加上短篇集《聊斋志异》等,这些都让人看清,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一旦涉及写实,其态度与希腊人别无二致。比如,希腊人一旦创造出《克里特翁男孩》——与真人一模一样的写实雕塑——马上又主动放弃写实,转而发明偏离写实的种种表达。这类神奇时刻,一样也浮现于中国古代绘画和西方近代小说的历史。雨果们表达的悲惨,还无法摆脱哥特小说冒失的传奇和浪漫,到了巴尔扎克们,他们一边对街道进行田野调查,一边还得用典型人物等协调主观与现实,左拉们则把表达克制为记录,所谓自然主义的记录,这就是刻意追求写实的神奇时刻。接下来的世纪之交,年轻的现代主义者们,普遍又把写实视同魔鬼,竭力用意识流、蒙太奇、诗化等摆脱它……为何不管是艺术还是小说,达成写实又摆脱写实的事,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原因就在二十世纪学者的新发现,通过海鸥实验,他们发现人至今仍有夸饰本能。只要社会文化不对人的追求加以限制,关乎人生存的那些特征,就会被人刻意夸大,到处粉墨登场。比如,女人会描眉抹粉涂唇,男人会秀肌肉,卡通人物会被画成丰乳长腿蜂腰等等……夸饰本能阐明的审美主张,只有四个字:不喜写实。

严肃小说已坚持六十年的写实(含前三十年),只在1980年代有过偏离写实的十年探索,这个神奇的多元探索期,还未来及得真正完成,就戛然而止,写实又卷土重来。由此留下的审美遗憾,令我想起埃及历史中的阿玛尔纳时期。埃及艺术曾三千年屈就正面律,一直没有丝毫改变,只在阿玛尔纳时期,出现过改变正面律的神奇探索,但只维持十七年就戛然而止,正面律又卷土重来。正是社会等级对于艺术的规定,抑制了埃及人体内的夸饰本能。1980年代就相当于严肃小说的阿玛尔纳时期,写实的卷土重来,和回归乏味的坚持,不过是小说之外社会诉求的体现,是主流文化对夸饰本能的抑制,并不合人性。人内心不会自觉坚守写实,人心比文化更懂它需要什么,基因一有机会,就会要求我们恢复充满夸饰的多元探索……  

一寸师

一寸师
作者: 黄梵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4

0

热点资讯

© CopyRight 2012-2023, zgnfy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蜀ICP备06009411号-2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常年法律顾问:何霞

本网站是公益性网站,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移动端
  • App下载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