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命运对我很关照，在我觉得没有希望时，那里的人对我不错(但是再好都不如母亲的坏，我还是很想念母亲)。他们让我的内心得到安抚，正是这种安抚让我日后对别人宽容，对这个世界抱以希望，让我的内心世界不被黑暗灌满，一直有亮光。这样的老百姓跟我沾点亲，但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知道我的背景，但还是对我那么好，让我知道，这世界不是那么坏的，有美好的东西。
这本书更接近我的诗人内核
《文化广场》：有评论说“很多人都习惯于粉饰自己的过去，但虹影选择直面过去，寻找尊严”，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虹影：是的，我在书写中找到自己，也寻找到尊严。我的内心非常柔软，非常诗性，本质上我是一个诗人，当我回忆起那些与死亡相关，或者是一些精神上的死亡，一些很震撼的事件的时候，我本能地就会用诗的语言去表达。写这本书更接近我诗人的内核。
《文化广场》：如果说《好儿女花》是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的后续，《小小姑娘》可以看做是《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的补充和注解，那么这本《53种别离》和前几部作品有怎样的联系？
虹影：是同样的作用。《小小姑娘》是童年的补充，《53种离别》是青少年的补充。我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到回忆童年的《小小姑娘》，这是一个系统，读到它们，便可明白我是如何处理矛盾和变化的冲突。写作本身也可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过去将来，写作它们，也让我长大。
我在写这些故事时写了一组诗《非法孩子》，里面有一首《重庆贫民窟》，这首诗能更好地说明我为何写这些故事。
我一向看轻也看重争议
《文化广场》：你如何面对作品里涉及的真实事件所引来的争议？
虹影：我一向看轻也看重这争议。看轻，是不让其影响自己的创作。看重，是觉得要让作品本身说话。我的创作原则是挑战自己，不重复自己，做一个好的讲故事人。
《文化广场》：成为母亲以后，你对母女关系是否有了新的体悟？
虹影：成为母亲后，才明白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母亲是为孩子而存在的。母亲在，就是这个世界在，母亲不在，孩子就是孤儿。
我向女儿说过不少故事，她是个好的倾听者。我希望她有自己的个性，包括她的画风，我不期望她受老师影响，我送她去学画画的学校也只是让她玩和会朋友。
《文化广场》：在海外以中文创作，是否存在一些困境？
虹影：困境比在中国难，因为没有读者，没有出版者，出版外文难上之难。日本这么小一个国家每年有近二十部作品在美国译后出版，中国呢，十三四亿人口却只有十来部作品出版，包括非文学类。可见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一直是一个独行客，不管身在海外或是故土，我一直在学习探索中。如同我在这本书里写道，“我读到激情与疯狂，平静与控制，明白了这些与写作的关系；我读到撒谎和逃跑，占有和名声，看出了这些与水的联系。”这是我的身世和成长，包括海外的经历，与写作的关系。(深圳商报记者 钟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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