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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什么是诗歌之敌?

2013-05-06 10:1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彭苏 阅读

邵燕祥

  邵燕祥,1933年生于北京,1950年代初发表诗集《歌唱北京城》和《到远方去》,引起广泛关注,但很快,由于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而受到批斗,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平反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图/梁辰)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耻在“文革”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若干年后,他从与刘同屋者的追述中得知,当晚,刘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默不做声,在他的煎熬声中睡去。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自杀,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文革”结束后,邵燕详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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