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反过头来看这时的诗，仍然是没有返回自身的写作。它们是时髦短命的合一，是趋附那时诗歌背景的产物。在这些诗中你能听呼喊，也能感到疼痛，但你不能感受到“人”的存在，它们实在是离“人”太远了。
1991年秋天，因为爱情，我远离了母亲，来到大海边生活。从此开始了真正寂静的生活。结婚、生子、被贫穷的日子困扰。我还在写诗，写得从容不迫，不紧不慢。尽管那时在诗坛也有了点“小名气”，可这种虚名能改变我的生存吗？不能。我还从没有 “生活”过，没有被“生活”淘洗过啊！
接下来的几年，我几乎是完全与诗歌界隔绝，看不到诗歌刊物，也没有发表过作品，和从前的诗友也失去了联系。我只有两件事可做：过日子，读书思考。这中间也写下了一些诗，这些诗终于有了我自已的影子，有了对事物独特的认识。而仅仅有是不够的，怎样地用诗来表达呢，怎样的表达不流于形式呢？我开始长久地想这个问题，并选择了我的表达方式。
我读了大量的西方诗歌理论，与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作家进行心灵对话，把不可能的距离消除，在读到俄罗斯那些优秀作家的诗文时，我甚至听懂了他们灵魂深处低低的喘息声，我学会了默默地咀嚼苦难，艺术地还原生活。把写作的视角由内心的幽怨转向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此后，我开始了新的尝试。1997年，我写下了《呼唤》《下槐镇的一天》《春天的月照下》等一些富有生活场面的小诗，它们有别于过去宏大、虚拟的场景，过于理想化的说教，从而转向细小的，被常人忽略的，难以捕捉的瞬间。“语言永远作微小变动，词永远并置于新的、突兀的结合之中”（艾略特）。这是一个陌生化的组接，也许正因陌生，才得到了一些读者的看好。这一年我又开始发表诗了，虽然发表已经对我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一篇创作谈中我曾经提到过，诗歌要说人话。它的目的在于传达诗人所了解的某种事物，并用表现它的能指符号来传递这种情感。
但在传达的过程当中，它又恰恰是神秘的，不可预知的，甚至有时是超验的，是经验的幻象。记得我曾经和诗人姚振函谈到过这一问题，诗的出现犹如在一个“场”的周边，最美妙的冲撞来构成这首诗。它来自感受力……不，它来自写作经验……也不，那么到底是什么呢，至今我仍没有寻找到答案，只是冥冥中它存在，像一个怪圈，吸引着我探求，去接近它。我的朋友、河南诗人蓝蓝是较为细腻精确的，她以对事物独到的、敏锐的感觉在接近这一心灵现象。我自愧不如。
这几年中，我对诗歌的音乐性也有了新的认识。由外在形式上的音韵转向内在的气韵，它表现在诗中，可以是回行转折，也可以是标点符号，更可以是诗句复沓重合，只要能传神到位地体现诗人的抒情，打破传统意义上的视觉审美习惯。
1998年到2000年，写下了系列组诗《在广阔的世界上》，这时，我已经不满足于生活表象的描述，而是产生了对现实介入的想法。这两年我看到了耶胡达．阿米亥，曼德尔施塔姆、巴列霍、荷兰诗人的一些作品，对我启发很大。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狂欢，同时更是对精神层面的净化与批判。精神的反抗应是诗人特有的气质。诗歌不可能永远停滞在传统的审美状态中，它至少要涉及属于现代人的新的感情成分。这将是我现阶段关心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有意将自己的写作速度放慢，在长久的思索中慢慢去写。这是缘于我对经典诗歌的渴望，我希望每首诗都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如同一块块石碑，矗立在那里。
对于当今诗坛杂乱纷挠的声音，我能理解，但从不介入。我拒绝与任何流派合作。我曾经很敬重的一位诗歌刊物主编，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们远离诗坛，接近诗。我也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对人类生存的大痛楚与大悲悯的深切关注将是我永恒的写作向度。我活着、经历着、爱着、写着……由于工作关系，这几年我常去到外地拍片，和十多年前的老诗友们有了重逢的机会。时光飞逝，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不再写诗了，也有很多人是通过诗歌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为他们祝福。每每我们离别时，真诚的泪水与紧紧的相拥让我感受到这世界的另一份美好。写诗没有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但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我将对它心存感念。
＊＊姐，写了这么多，其实还有很多想法没有说透，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了解我写作经历的路径。“我的头低着，思想却在飞翔”。
2002，5，6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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