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英国作家吉卜林是典型的殖民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印度被殖民的历史本貌，其滋生于帝国心态的帝国话语使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述印度主题，并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对印度进行艺术直陈。本文分析了吉卜林的印度书写，探讨了他在殖民文学创作中反映的诸多问题。
关键词 吉卜林 印度 殖民文学 后殖民理论
著名诗人艾略特（T. S. Eliot）曾经评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一个没有加冕的桂冠诗人，一个人所冷落的名人”。1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身负“帝国主义作家”恶名、在1907年为英国第一次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卜林在中国论之甚寡。事实上，西方学界对其研究一直热情不断。在后殖民理论勃兴的当代世界，吉卜林与拉什迪、奈保尔、库切等后殖民作家一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吉卜林在创作中偏好表现的印度主题，将大英帝国与典型的前殖民地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印度书写具有观照彼时代殖民文学乃至当代后殖民文学之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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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论者指出：“不考虑吉卜林在印度的日子，就无法深入探究吉卜林。”2“后殖民理论之父”赛义德则认为，吉卜林“不仅书写印度，而且还属于印度”。3他们都充分肯定了吉卜林与当时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的生活与精神关系。事实上，吉卜林的生活创作皆与印度有着不解之缘。
1865年，吉卜林出生在印度的孟买。他在晚年创作的回忆录中说道：“我还记得，清早我与保姆走向孟买水果市场，后来还带上坐在童车里的妹妹。回来时我们的筐里装满了买来的东西。”而傍晚在海边与保姆和妹妹散步尤其惬意，因为这里可以聆听夜风掠过棕榈和香蕉叶所发出的天籁之音，还可欣赏树蛙的动人歌声。4字里行间，浸透了吉卜林对印度这个生命诞生地的无限留恋，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极其短暂的童年幸福的珍惜。在吉卜林接受英语启蒙教育的同时，他的保姆和挑夫还给他讲述印度故事或唱印度歌曲，教他印度语言，此乃吉卜林的印度文化启蒙。
未满6岁，吉卜林与年幼的妹妹便按照当时英印社会的风俗，被送回英国老家接受教育，以免他们在身心上遭受印度的“污染”。后来吉卜林在自传里把离开父母的六年时间称为“凄凉之屋里的恶意折磨”。5吉卜林在英国的公立学校接受的是为大英帝国培养殖民人才的教育。在这种殖民教育的浸染下，吉卜林童年记忆中的印度逐渐被一种殖民地印度形象所取代。吉卜林对待印度的态度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印度文明的古老神秘和文化智慧使其折服，另一方面他又鄙视无力自治的“政治侏儒”印度。6这种矛盾的复杂心理体现在他的很多印度题材作品中。
1882年，17岁的吉卜林回到印度。他在印度一呆就是7年。他主要是干记者工作。工作之余，他继续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开始的文学创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常常到印度北部许多地方去。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有详细记载，后来便引为自己的写作素材，这使其作品的印度特色丰富浓郁。繁重的工作与印度的恶劣生活条件使他经受着疲劳和精神压抑的折磨。与当初他把英国南海的居所称为“凄凉之屋”相对应，他把印度称为“痛苦之屋”。7因此，吉卜林笔下的印度题材小说鲜见乐观调子。尽管这样，1889年吉卜林回国后，常常沉浸在对印度的思念之中，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便体现了这一情愫，印度成为他精神流浪的永远故乡：“除了法国以外，也许只有印度才能让吉卜林完全感到宾至如归……靠近印度就仿佛走向家园。”8《基姆》中基姆在印度大地上的东奔西串和精神探索象征了吉卜林对印度文明的某种回归。或许是因为吉卜林对印度异质文化的热爱和创作中地理场景的不断变换，有人评价道：“无根性是吉卜林作品的本质特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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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卜林回印后的一年里，印度人展开了争取司法平等权的斗争，他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吉卜林对于这一切事件的反应比较迟钝。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正面表现殖民地印度的民族斗争。例如，在关涉印度世界的重要小说《基姆》中，弥漫着对印度淡淡的思念愁绪，殖民与被殖民者的冲突已经弥合，种姓林立、信仰风俗各异的印度没有内部冲突，即使俄国人的威胁也只是小菜一碟。10在《基姆》中，吉卜林有意隐蔽了大英帝国秩序的挑战者。为了涂抹一幅与大英帝国统治相和谐的虚幻图景，吉卜林将印度民族主义者完全排除在叙事场景之外。《基姆》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民主教育的印度人穆克吉没有透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结。小说中基姆等人所玩的殖民色彩浓厚的“大游戏”（Big Game）也不是用来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基姆的所有敌人来自于英属印度边界以外。边界以内，一派歌舞升平。”11吉卜林作品中的殖民地印度在此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仿佛是一个男孩眼中的印度,里面充满孩童的兴味和喧闹冒失。这里没有印度人为民族国家奋斗的政治沸腾、诉求自治的战斗檄文。因此，有论者揶揄道，基姆眼中的印度面临两个敌人，其中之一便是他自己的成熟长大：“吉卜林必须在基姆成年晓事以前结束小说。”12
当然，吉卜林作为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见证人，他不可能绝对彻底地隐蔽殖民历史和消解印度民族主义潮汐涨落之声。在他的印度叙事中，我们可以采取线索追踪法，探询印度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将人类学之称为“殖民主义的女仆”。《基姆》中提到一个人类学家克莱顿上校。克莱顿是个殖民主义官员兼学者。印度的任何人情世故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克莱顿体现了以人类学知识介入殖民管理的崭新特点。在小说中，克莱顿坦白心迹道：“你知道，我是一个人种学家，这件事情我非常感兴趣。我希望在我参与的一些政府工作中把它点出来。” 13克莱顿的言说透露了他以人类学方法处理印度殖民事务的想法。赛义德评价道：“吉卜林是首先阐释西方科学与政治力量在殖民地合乎逻辑的共谋关系的小说家之一。”14《基姆》中英国人利用穆斯林做殖民密探，影射了当年大英帝国利用宗教矛盾分裂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之史实。吉卜林提醒我们注意印度北方和西北边境地带存在着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复杂问题。今日这一地区的矛盾冲突早已在吉卜林笔下得到预演：“大游戏本身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力量抗衡和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印证。”15该书第十三章中法国人和俄国人出现在印度，这是当年殖民列强争相奴役亚洲、争夺殖民果实的缩影。而小说中法国和俄国人对挑夫的殴打侮辱，则反映出印度人民所受的几重苦难。也许是基于这种别致的细读逻辑，赛义德认为，《基姆》是对大英帝国殖民印度历史清晰的反映。“我们可以将《基姆》视为那一历史瞬间的重要文献实录，还可将其视为通往1947年8月14日—15日午夜的一座美学里程碑。”16在那个特殊的午夜，印度挣脱殖民铁链获得独立。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色调，只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弱化了历史书写，而将主要的艺术精力放在了关于殖民地印度的帝国话语阐释、“东方”印度的变形描摹上。换句话说，在吉卜林笔下，殖民历史语境里的印度基本上让位于帝国观念和东方主义视觉中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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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吉卜林的人都知道，他是“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词的发明者。这一殖民意味浓厚的帝国话语极有分量地凸显了吉卜林作为“殖民文学之父”的特殊地位。不论是他的《丛林之书》还是《基姆》，都不能脱离这种帝国语境来分析。
吉卜林是文学家，但他是一个政治意识强烈的人。他把文学创作与政治观念阐释等而视之。作为人与艺术家，吉卜林的本性是“政治旗手”，而且往往是后者压倒前者。17因此，吉卜林作品可以视为帝国历史与政治的载体。1910年在布莱顿的演说中，吉卜林表现出明显的帝国情怀：“当今时代，我们统治着地球的四分之一，作为人类的代表，我们有义务为这颗小小星球上的五分之一的人提供保护。”18吉卜林渴望大英帝国挑起“白人的负担”之心态活灵活现。印度叙事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显赫的位置，其帝国话语在此找到了或显或隐的寄生空间。
吉卜林固执而偏狭地理解了当时流行欧洲的生物进化论，相信高等的央格鲁—撒克逊人能够为促进世界的进化和发展作出特别的贡献。他相信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负有神圣使命，把文明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地区。由此，吉卜林从一种自大傲慢的心态出发打量印度。在他的心目中，殖民统治是英国给予印度的一种恩惠，统治印度是英国的义务。受这种心态驱使，吉卜林将印度这个“白人的负担”视为没有理性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除非大英帝国的权威永远昭显于印度人的眼前，否则他们如同孩子，无法理解权威何谓，也无从知晓背叛之罪。”19这样，印度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服从殖民统治就意味着他们满意大英帝国加诸己身的威权掌控，反抗则意味家长掌控之力完全必要。吉卜林非常自信地将印度作为一个缩影世界来打量。在这里，世界被分成两个等级即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人和可说是上帝任命前来管理他们的人。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的“法律”（Law）是央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其他民族的特权。他欣赏那些遵从此法的人，因而印度次大陆上遵循此法者被他视为“真正的印度人。”
吉卜林认为央格鲁—撒克逊人是帝国的缔造者、伟大而神圣事业的流亡者和烈士。他们期待充当一种希腊悲剧里为人间盗火赐福而甘忍苦难的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为了“文明事业”而与新近被不断征服的忧郁的“孩子”即“白人的负担”做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是为了挽救被征服者注定堕落低贱的命运。因此有人说：“要是吉卜林活得足够久的话，那他无疑将会被世人称为法西斯分子或更糟糕一点。表面看来，吉卜林和法西斯分子有很多相似之处：赞成一个民族负有管理、教诲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神圣使命，‘白人的负担’和‘强者独裁’之套话等，这些东西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都有印证。只不过吉卜林的法律意味着不含暴力胁迫的皈化驯服。”20同一时期里，英国民众的殖民想象力也得以大大拓展。他们在19世纪最后一二十年里公开表达的帝国主义情绪与日俱增，以致转化为一种对于殖民英雄的崇拜。英国民众非常渴望能够分享自己国家在国外殖民成功的喜悦，但他们不可能人人亲临其境，因此便对传教士的旅行记、探险记等作品产生了如饥似渴的兴趣。吉卜林走红英国文坛、其作品在英国一版再版便成为可以理解之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也对信奉“法律”、鼓吹挑起“白人的负担”的吉卜林大加赞赏。瑞典文学院将神圣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他，证明了帝国列强的殖民狂热已经成为当时跨国界的一大政治文化奇观。
吉卜林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出版两部《丛林之书》。它们虽有儿童读物之惯称，但却浸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意识，以及吉卜林对于在印殖民统治方略的艺术探索。在《丛林之书》里，主人公毛格利与吉卜林的经历相似，童年时期遭到了父母的遗弃，被迫与丛林中的众多凶猛动物一道生活。这里面隐喻着英国人在印殖民的心理忧患。毛格利在他的狼爸狼妈抚养下，很快地在这个丛林大家庭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吉卜林暗示我们，毛格利是兽中之人，因此是优等种族的代表。狼等动物之所以保护毛格利，是因为他们明白，人是强势动物应该且必须受到尊敬：“人的杀戮意味着，不久就有手拿枪枝端坐大象之上的白人到达这里……丛林中的每一位都将遭殃。”21当老虎与狼群向他发威时，毛格利用火这种武器便征服了他们，因为火是只有人才懂得使用的东西。这里影射了西方殖民语境的文明（西方）与野蛮（东方）的二元等级对立。在毛格利的耀眼光芒下，丛林动物之王豹子巴格拉也不得不恭维前者：“你属于这片丛林，却又超然其外。我只不过是一只黑豹而已。”22吉卜林19世纪90年代里创作的一些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以印度为背景进行殖民教育和统治的新模式。一种新的殖民主角诞生了，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帝国主义者，或者说是在印度出生的欧洲人，其在印度社群所言所为与毛格利在丛林动物群中的言行简直如出一辙。他们与毛格利这只两栖性的跳蛙一样，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两个世界里游刃有余。这是吉卜林理念中具有对印殖民双重优势的新型殖民者形象。
这些土生殖民者以《基姆》中的主人公混血男孩基姆最为典型：“在吉卜林那些土生殖民者群像中，基姆最为知名。比起吉卜林早期小说里那些手足无措、百般焦急的主角来，基姆们因其踌躇满志而更显风光。”23引人注目的是，基姆这个有着西方血统的白人男孩，在《基姆》中几乎从头到尾皆被称为“全世界的小朋友”（Little friend of all the world）。这个诨名分明传达了隐晦复杂的信息。它既表明了基姆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普世性，又隐含了大英帝国殖民话语对印度的主动渗透以及东方世界不带戒备的积极接纳。年轻却又万能的基姆以包括智者喇嘛在内的东方人绝对无法超越的智慧能量折射了大英帝国不可一世的权威。无可否认的是，基姆也代表着精力旺盛的帝国自信，一种统摄容纳东方印度的勃勃野心。基姆以一种超常能耐一路陪伴老喇嘛寻找箭河，喇嘛非常感动，他对基姆说：“我是靠你的力量才活下去的。我差点折断你这棵小树的嫩枝。”(p460)这一老一少构成了帝国话语策略的文化互动关系。吉卜林在书中的殖民地印度还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游戏”。这是大英帝国控制殖民地印度的轻松却又不失严肃的把戏。这一英国控制印度的“大游戏”与基姆和印度融而为一是一致的。正如“后殖民理论之父”赛义德所言，这种伎俩如果没有帝国语境的支撑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对印控制，另一方面是对印的美学欣赏和心理品尝，英帝国主义本身使得这二者并行不悖。”24在这种由帝国话语体系所控制的智力角逐和物质较量中，“白人的负担”即殖民地印度成了文化侏儒和物质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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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吉卜林的人非常熟悉他那有名的诗句：“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难相汇。”25吉卜林喜欢用一种戏剧手法为读者设置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东方是神秘、狡诈而肉欲的，西方则井然有序、开化文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两个绝然不同且彼此陌生的并存世界。变形而离奇的“东方”印度成为西方的“他者”。
这里，我们引入形象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套话”（stereotype）。套话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等级差别等重大问题。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认为，套话是“一种摘要、概述，是对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体系标志的表述。”26关注和研究套话在分析吉卜林的印度书写时非常重要。
以《基姆》为例。翻阅这部小说，读者会遭遇一系列可以恰当地称为“吉卜林套话”的语汇，其中最多的自然是“东方(the Orient, East) ”、“亚洲(Asia)”、“亚洲人（Asiatic）”、“白人(white man)”、“洋人（Sahib）”等语汇。“法律”、“战士的荣誉”、“白人的负担”等“吉卜林套话”也不断出现，就像一个变化多端的戏子穿着不同的服装出场献艺。吉卜林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幅漫画，它们的题目可以称为“套话的东方”、“套话的亚洲”或“套话的印度”等。在这种套话编织中，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神秘开化等等级体系弥漫开来。
赛义德认为，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及文化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在他看来，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杜撰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故事、异国情调等东西。吉卜林的印度书写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有论者指出：“吉卜林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创作的帝国主义小说，其视角是属于东方主义者的。”27的确，我们借助后殖民理论打量吉卜林时会发现，他的印度书写意味深长。
在吉卜林看来，印度是个奇异怪诞、神秘恐怖的地方。在他那带有美国恐怖小说家艾伦·坡文风的小说《野兽的标记》中，一位英印人因为受到一位印度教祭司的诅咒而变成一只凶残的野兽。小说《莫罗比·朱克的奇异之旅》叙述了一位印度教徒以最恐怖的动作吃乌鸦的场面。《幽灵人力车》等小说的场景是阴森恐怖的印度平房，西姆拉鬼魂出没的道路，坟地和鸦片贼窝等。因此有人认为：“‘印度乃怪诞之处’非常适合作为吉卜林印度阐释之题目，因为他大部分作品浮现出的也就是这样的画面。”28
“吉卜林套话”有时还以一种东方人的视角来展示。在《基姆》中，喇嘛希望基姆去接受将他培养成为洋人绅士的教育。他告诉基姆：“也许你会变成拉合尔妙屋里那位赠我眼镜的洋人老先生一样的洋人。这是我对你的希望。因为那位老先生是智慧之泉，他比许多寺院主持都要高明聪慧。”（ p194）马哈布·阿里对英国人与印度人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思考是这样的：“英国人永远说真话，因此，我们印度人总是显得愚蠢之极。真主啊，我一定对英国人说真话！”（p222）这不禁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述。”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里引用这句德语原文来言说他的后殖民理论。这里，喇嘛与马哈布·阿里所思所言就是赛义德思想体系的一个最佳补充例证。
在西方关于东方的书写中，印度人一般都被刻画成为诱人堕落、无精打采的形象。换句话说，东方是野蛮而狡诈的、堕落而色情的，是需要西方文明世界拯救启蒙的对象。吉卜林在《山地故事集》中塑造了一个名为丽丝白的印度女性形象。她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的开化使其成长得更加可爱。她爱上了一位英国人并幻想与之共结秦晋之好。英国传教士夫妇的劝阻被她当做耳边风。作者感叹道：“只有基督教教义才能清除这种一见钟情的不文明的东方直觉。”29结果，丽丝白没有等回那位信誓旦旦回来娶她的英国人，她只得回到印度人中去。离开了基督教世界，她的美很快就消失了。吉卜林通过这位印度女性的描写，昭示了文野之分的东西二元对立，但却为当代女性后殖民主义研究呈现了丰富的文本。
总之，吉卜林的印度书写是其殖民文学书写的核心部分。在当代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结合紧密的情势下，利用后殖民理论等方法视角来研究这位殖民文学代表作家及其印度书写，是非常有意义的。
（原载《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4期）
1 Roger Lancelyn Green(ed.): Rudyard Kipling: The Critical Heritage, Routledge, 1971, P322.
2 Hilton Brown: Rudyard Kipling: A New Appreciation,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45,p45.
3 "Introduction" by Edward W. Said, Rudyard Kipling: Kim , Penguin Books, 1987, p8.
4 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Edited by Thomas Pin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
5 Rudyard 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Edited by Thomas Pin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1.
6 Martin Seymour-Smith: Rudyard Kipling , The Controversial New Biography, Papermac, 1990,P70.
7 Rudyard Kipling: The Phantom Rickshaw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9, p345.
8 Hilton Brown: Rudyard Kipling: A New Appreciation,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45,p45.
9 David Gilmour: The Long Recessional: 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 Tohn Merray,Albemarle Street, London, 2002, p3.
10 Phillip Mallett: Rudyard Kipling: A Literary Lif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118.
11 John A. McClure: Kipling &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80.
12 Meenakshi Mukherjee(ed.): Rushdie"s Midnight"s Children: A Book of Readings, Pencraft International , Delhi, 1999, P147.
13 Rudyard Kipling: Kim,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2, p179. 后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
14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94, P153.
15 Z. T. Sullivan(ed.): Rudyard Kipling"s: Kim: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Criticism, Norton & Company, 1990，P308.
16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94, P162.
17 K. Bhaskara Rao: Rudyard Kipling"s Indi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67,p42.
18 Rudyard Kipling: Books of Words, Garden City, New York, 1928, P63.
19 Rudyard Kipling: "His Chance in Life",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9, p88.
20 Hilton Brown: Rudyard Kipling: A New Appreciation, Hamish Hamilton, London, 1945,pp151-152.
21 Rudyard Kipling:The Jungle Book,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9, p5.
22 Rudyard Kipling:The Jungle Book,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9, p331.
23 John A. McClure: Kipling &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64.
24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94, P161.
25 Rudyard Kipling: Barrack-Room Ballads And Other Verses, Methuen And Co. Ltd. London, 1913, p75.
26 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27 John A. McClure: Kipling & Conrad: The Colonial Fi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29.
28 K. Bhaskara Rao: Rudyard Kipling"s Indi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67,pp86-87.
29 Rudyard Kipling: "Lispeth",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14 ,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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