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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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记的都是我第二天就不肯再读的东西，在我看来记日记不过是懦弱者的习惯，孤独者的自慰，便把日记本抛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又开始旧病重犯。
但是我在阁楼里，记昨天见生父，只有二行字：茶馆，馆子，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缆车，过江，回六号院子，睡觉。
没有提一个人，记日记保密是无意中学会的，不是由于文革中许多人因为“反动”日记送了性命，而是我知道这种见面不能让家里人知道。父亲知道了，怎么想？姐姐哥哥们知道了，怎么想？母亲知道我对待生父的一些细节，怎么想？
避开总是对的，反正我也不想记住那些细节。
第二天，我见着父亲，什么也没表示，什么也没说，昨夜那股冲动早没了。睡眠真是个奇怪的过程，象一次死亡接着一次新生，过滤掉了痛苦，榨干这种那种的欲望和情感。我把蓝花布拿下楼交给母亲，母亲接过去后，我就做自己的事去了。家里哥哥姐姐都回来了，房里房外挤进挤出。院子里的邻居，似乎每家都来了亲戚，热热闹闹。母亲心神不安，好不容易瞅到一个只有我和她在屋子里的机会，她说：“那布等一会，我带你去石桥广场，找裁缝给你做件新衣服。”
“那是他给你扯的。”
“不要骗妈了，我当然晓得，”
我不理母亲，专心剥大蒜皮。
“他对你好不好？”母亲与我提生父总是用“他”，母亲不会不知道他对我怎样。她这么说，是要我承认生父，是想与我谈他，现在终于等到一个人和她说她心里的人了。她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回答。
我说，“一般。”一副不屑谈，也看不上的样子。我并不惶惑，一个提供精子的父亲，一个提供抚养的父亲，我知道哪个更重要。
母亲在屋子里东磨磨西蹭蹭，过了好大一阵，说不带我去找裁缝做衣服了，裁缝收费贵，还做得不满意。她拉亮灯，将桌子擦得很干净，把那块布铺平，洒上水。拿出剪子尺子粉饼后，她嫌桌子不够宽，又把布移到架子床上。
给我比了尺寸后，她问我做衬衣呢或是做套冬天棉袄的对襟衫。不等我说话，母亲自做主张，说夏天已过，还是做对襟衫吧！她仍旧是那个一意孤行，不用听我想法的母亲。
母亲一边用白粉饼在蓝花布上划着线条，一边说，你大概不知道，他当时在法院认了每月给你十八元，每个月付，直到你十八岁成年为止。每月按时寄钱来，没拖延过，后来二姐教书了，就把钱寄到二姐那里。二姐单位和我们院子邻居一样，有人汇钱，总有人问来问去，二姐怕引起麻烦。他就把钱送到他老母亲－－你婆婆那儿，我再过江去取。你婆婆是个老实人，每次见到我总留我吃饭，说她儿子命苦，连亲生女儿也不能认。他是个穷光蛋，哪个城里姑娘肯嫁他？不得已到农村做了个上门女婿。
这么些年母亲没见生父，通过我的婆婆，她对生父的情况应该是知道一二的，同在一个城市，却要强行自己做得如路人一样，我觉得母亲是中了魔。
“他从不要求见你，他知道一个私生子在人们眼中是怎样一种怪物，”母亲说：“这个社会假模假样，不让人活也不让人哭。”
看见我没搭话，母亲又说：“六六，你不晓得，他自己过得又穷又苦，这十八元钱不仅养活了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帮了我们全家。”
2
那么我的学费不也在其中？我想，但我不愿再问。
母亲的话没有使我感动。他是我亲生父亲，他该抚养我。给我的钱，你们用了，你们也从未告诉我。这个朝夕相处的家根本就不是我的家，我完全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对家里每个人都失去了信任。
母亲告诉我的有关生父的一件件事，他的农村妻子，二个儿子－－我的两个从未见过面的弟弟－－我的婆婆等等。我不欢迎这些人涌入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已够乱的了。
生父一直住在厂里集体职工宿舍里，一周或半月才回一次家，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好丈夫。一个人省吃俭用不说，他收厂里食堂工人倒掉的剩菜剩饭，收没人要的潲水，担回家喂猪。为怕潲水荡出，先用一个扎实的塑料袋系好，再装在桶里。为了搭到农村去装货的卡车，他挑着潲水桶，常常站在马路边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碰到好心肠的司机，能搭上车；碰上不客气的，遭人臭骂：“挑脏东西的龟儿子，滚远点！”这时，就只能去乘闷罐车。
挖地种菜浇粪施肥，哪样都抢着做。两个儿子背着背篓出去打猪草，他和妻子一起蹲在地上切斩猪草，煮猪饲。猪吃得快，长得慢，到年终够重量送去屠宰场杀，卖猪的钱，那是家里的生活开销，包括两个孩子一年的学费和衣服。他深夜还在野外池塘边洗满是泥土的蔬菜，准备第二天赶场卖几个钱。
他的生活境况如此穷惨，母亲也是前二年才知道，此后母亲就未再去我婆婆那儿取我的生活费。“他以前假若穿了件象点样的衣服，就在我面前虚荣兮兮地说，你看我象不象个少爷？我笑他臭美，说他当少爷的旧社会早过了。”母亲心疼地说：“他落到那种地步，也从来没迟给过你的生活费，每月十八元，那差不多是他一半的工资！”
我说，“我才不信，我谁也不信。”我的意思是说，父亲够好的了，母亲你不该老是牵挂一个早已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的男人。起码我就不想，只有父亲才是我心里唯一的父亲，父亲对我比家里其他人对我要好得多。想到这里，我直接了当地对母亲说：“你该忘掉那个男人，他的一切和我们家没有联系。”
母亲楞楞地瞧着我，半晌，才说，“六六，你恨他，我以为你只恨我一人呢。”她把已剪了一只袖子的布一揉，一屁股坐在床上，气得不停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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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大姐到轮渡口，我俩站在江边一个岩石上。大姐说，“我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回答我。妈是不是带你去见了那个姓孙的？”
我很吃惊。
“我就晓得，你俩都不在家，你还抱了块花布回来。这么十多年妈都熬过去了，但终于还是忍不住，还是没忘他。”大姐得意地笑了，“他啷个样吗？”
“是我要见的，”我平淡地说，“他早安了家，有孩子了。”
“他肯定记着我当年的仇。”
“他没提起你。”
大姐背了一个大背篓，里面塞满了从家里取走的一些对她有用的东西，她每次回家，空手归来，满载而去，历来如此，就差没把这个破家全搬走了。她拉拉背带，眼睛盯着我说：“你不要帮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别吃里扒外，没我们，你早就死了，你二岁时肚子上生杯口大脓疮，靠了爸爸和二姐照料你才没丢命。”
大姐的大女儿仅比我小六岁，我记得自己抱不动她，还要去抱，我只是想讨大姐欢喜。但大姐一把夺过她女儿，好象认定我不怀好意似的。这个外侄女还很小，就知道我在家中的地位，每次绊倒一个扫帚，打破一个碗，都说是我干的，让我受罚，外公外婆都信她。
“算了吧，连你女儿都可任意爬在我头上。”我不客气地说，“妈为你卖过血，让你生小孩坐月子，吃鸡补身子。”
“那是一家人，老养少，少养老，你懂不懂？”大姐吼了起来，见我脸色阴沉，她便停住了。
我不会主动去激怒任何一个人，当别人对我耍态度时，我尽量保持沉默，除非万不得已，才去回答。轮船从江对岸驶过来，江水退了点，也不过只退下几步石阶，还未露出大片的沙滩。
她把我手里的行李包接过去，让我继续陪她，到石阶下面，等过江来的人从船上下来后，她上跳板后，我再走。
她转到自己题目上，一回去，她就要去找第二个前夫，她得分财产，哪怕分一只锅一个碗。大姐说她已想好，她咽不下这口气，要把事情闹大。
我厌烦大姐又要闹事，我想劝阻，但她不给我一点儿机会。她说她已打定主意回到这城市来做黑户口。“你放心，”大姐拉了拉我的手，“我们俩在这个家情形一样，我们俩要团结一致，我不会把你的事告诉别人的，你也不会把我的事告诉别人的，是不是？”
4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回味大姐的话，我的情形和她的确有些相似，但又很不一样。还没容得我想个清楚，晚上，我被四姐叫了出去，到离六号院子不太远的一个小空坝上。我惊奇地发现，除父母大姐外，家里哥姐嫂子姐夫都到齐全了。昏暗的路灯，每个人的脸都不清楚，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是一致的：怒气冲冲。
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头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又落入读小学初中在班上被孤立遭打击的地步，那种革命群众一个个站起来指责的批斗会？我的哥姐嫂子姐夫围在我四周，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三哥一开口，我就明白大姐在离家前，把我给出卖了，她把我这段时间问她家里的事，以及她的种种推测全都抖了出来。大姐在上轮渡前对我说的那些话，也是家里其他姐姐哥哥们的态度。我早就应当知道大姐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共产党的天下，她自己的生活，还有这个家，都得天天乱，她才舒服。
“你作个选择，你要哪个家？”
“你吃我们家，穿我们家，吃的甚至是从我们的嘴里硬拉出来的东西。我们不怕你走，你走也要把这些年的生活费，还有住房钱看病钱学杂费弄个清楚。”
“我们没亏着你，你倒好意思去见那个人。为了你，我们吃了好多苦，为了你，我们背了十多年黑锅，让人看不起。”
“把你养大了，快能挣钱了，你想一跑了之？”
二姐一直没说话，这时打断他们，“让她自己说。”
“说啥子？”我只装不懂，这是以前在学校挨批评学会的策略，不过在这种场合我的脑子确实转不过来，连委屈也说不清道不白。
“他是不是要你离开我们家，跟他走？”
“说话呀。”
我站了起来，三哥把我按到凳子上，不说清他们不会放我。我看了过路的几个小孩几眼，他们拿着毛皮球。
我既不喜欢这个家，也不喜欢别的家，我根本就是没家的人。不管谁欠谁，你们都离我远一点！但我只是回过头来，截钉斩铁地说：“我不离开家，你们想赶我走，我也不走。我只有这一个家。”
他们都一下愣住，原准备着我大哭大闹跟他们算谁欠着谁。他们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打算切断和这个家的维系。我也丝毫不提我生父对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一口一声的钱。人都有个毛病：容易记仇，难得记恩。他们认为亏了，也有道理：在最难受的灾荒年，因为我挨了饿；由于有我这么个私生妹妹，他们在邻居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夹着尾巴做人。我情愿承认自己是欠了这个家，我永远也还不清他们的情。
“好吧，”三哥说，“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的，不准讲给妈听，不准让爸爸晓得你已明白身世。记住了？”
“记住了，”我点头。“我不会让爸爸难过的。”
我想对他们大叫，叫出我的愤怒，我的委屈。但我没有说话，我眼睁睁瞧着他们对我唠唠叨叨一阵威胁之后，一个个走掉。从小到现在，我从骨子里怕我的姐姐哥哥，跟怕老师同学一样，我不敢对他们吵，我总是让着他们，避着他们，总情愿呆在一个他们看不见我的角落。
他们端着凳子回家后，我一人坐在空坝里，脑子轰响，我感到有金属锉金属的声音凶猛地响在耳朵口上。
我起身，拿起小板凳，慢慢地朝家的方向走，突然，我放下小板凳，我象童年时一样飞快地跑起来，往中学街那坡石阶跑，跑到长满野草的操场上。我跑呵跑，直跑到更空荡荡更漆黑的山顶上，到最后一步也挪不动，就停在一棵粗脖子树前，靠着树，才没有瘫倒。一个防空洞正阴森地对着我，不是说国民党到处埋下炸药吗？那么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定时炸弹，它为什么不在这一刻轰隆隆地爆炸？让这座城市只剩茫茫一片废墟。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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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好些日子未去学校，哥姐审问我的那个晚上以后，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总是头痛，发低烧，浑身瘫软无力。母亲已从厂里退休回家，把二姐的小儿子领回家来带，她对我比以前好，但我看着家里每一个人都比以前更不顺眼，他们的脸跟这条街所有的房子一样歪歪扭扭，好象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们为庸俗不堪的话大笑，或为了小事吵闹，在街上追来追去打架。这一切对我来讲，全都成为我生活之外的东西，喜怒不往心头去。
家里人依然把我支来唤去做事，空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不见人，也不愿被人看见。
这天我正挑着一罗筐垃圾，往坡边去倒。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她问：“你生病了，啷个不来上课？”
“上课？”我的声音沙哑。
“是呀，上课。”这个同学平日不搭理我，这天忽然跟我说话，可能她认为我真是病了。
“你不想考大学啦？”
我呆呆地看着她，我真的忘了考大学这事。她笑了，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她突然想起什么似地，笑容收敛，“那你肯定不晓得，历史老师死了。”
“你在说啥子？”我的声音大得出奇，几乎吼了起来。
她吓了一跳，“你做啥子惊惊咋咋的？他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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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快把罗筐往院子里一搁，就往学校走。
那些天事情发生得太多太快，是我一生度过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我的精神象被截了肢，智力也降低了。才没多久历史老师就变得很淡薄，我前一阵子对他狂热的迷恋，好象只是一场淫猥的春梦。此时，历史老师一勒脖子又冒了出来，切断了我自怜身世的伤感，我的脑子整个迷糊了。
我往学校去，我不是想问第二个人。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学，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的确已经发生了。回想历史老师说过的话，我应当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事，他早就想了结自己。
他拿着绳子，往厨房走去，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吊死的人，舌头吐出来，歪嘴翻眼，阴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他拿着那根让他致命的绳子，推开厨房的门，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他站在一条独凳上，使劲系了个活结，拉拉绳子，让结滑到空中，他才把脑袋伸进绳套里，脚一蹬，凳子倒地，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他的身体猛地抽紧，腿踢蹬起来，手指扣到脖颈上，想扳开绳子，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他的双手垂了下来，就永远静止了。
我看见了，你就这样静止了，连一个字也不愿留下。当然你没留话给我，我对你来说算得上什么呢，相比这个总难挣脱厄运的世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匆匆与你相遇过，什么也不算。
是的，就是什么也不算，你连再见我一次都不愿意。不过哪怕你来找过我，我正在一种昏昏沉沉的世界里，我正在出生之谜被突然揭开的震惊中，就是找到我，我又能帮得上你什么呢？哪怕我心里想起你，也觉得无妨再等几天，等我静下心。或许我认为要不了太久，我还会和你见面，起码在学校上课时，我们就能见到。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开始我就忽略了眼神与眼神融合的一瞬刻，我是能够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沟通的时机。如果我那么做了，此刻心里就会平静得多，可我没能那么做。
是的，我有责任，如果我多一些想着你，应该是有过一个挽救你的机会，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机会？但我没顾得上你。
可是见了面，也没用。我从你身上要的是安慰，要的是一种能医治我的抚爱；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用来减弱痛苦，你不需要爱情，起码不是要我这么沉重的一种爱情。是的，正象你说的，你这个人很混帐，你其实一直在诱惑我，引诱我与你发生性关系，你要的是一个女学生的肉体，一点容易到手的放纵。
我们两个人实际上都很自私，我们根本没有相爱过，就象我那个家，每个人只想到自己！
推开那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门，我停住脚步。办公室其它桌子如往常零乱，堆着一些报纸和学生作业本之类的东西，这个下午四五点钟该有教师，也该有学生分科干部来交作业。可我在那里时，没有人进来，过道和楼梯不时有吱吱呀呀的脚步声。
我靠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桌上的茶杯、作业本、课本、粉笔纸盒等等全部没有了，还是那张桌子，那张椅子，还如他生前那么干净，我坐了下来。
他的抽屉没上锁，里面只有些白纸片，没有笔、课本，只有截得方方正正的纸片，我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他写的那种诗一般的文字，更没有给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看来抽屉是被他自己事先整理过。
我想起他说过“报纸和书是通向我们内心世界的桥梁”，要明白他为什么自杀，或许只消看看报纸。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历史老师自杀前几天的报纸，上海、江苏等省市镇压了文革打砸抢分子，判处武斗头子死刑。早在这一年9月5日，《人民日报》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讲话，要求及时惩治一批文革中杀人放火强奸犯和打砸抢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国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反反复复的社论及报道，主旨相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法治国。
目的是治，法不法是无所谓的事。
这样的宣传轰炸之下，他精神再也承受不了。是害怕判刑坐牢，还是真觉得他罪有应得，害了弟弟？还是他有更深的失望，更充分的理由？我不知道。也无法想个水落石出，他自杀了，他再也不需要呼吸。
我对他充满了蔑视，甚至在几秒钟里产生着和上当受骗差不多的感觉。他值不得我在这儿悲痛，这么一个自私的人，这么个自以为看穿社会人生，看穿了历史的人，既然看穿了，又何必采取最愚笨的方式来对抗。他的智慧和人生经验，能给我解释一切面临的问题，就不能给他自己毅力挺过这一关。
也许我冤枉了他，我不该这么看待他。他们家，他本人，不断挨整，共产党从来没让这一家喘过气来。只有文革造反，好象给了他一点掌握命运的主动权，其结果却是更可怕的灾难，更大的绝望。为弟弟的死母亲的死，他一直精神负担沉重。
我想起那次与他谈到遇罗克，说遇罗克为了说真话被枪毙的事，他突然不许我说下去。那副神色，眼睛很亮，实际是一片空白，是他深藏的恐惧。当时，我认为他不该那样粗暴对待我，还为之暗暗伤心。
他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是病态地悲观，但我却偏爱这种病态。将同病相怜，自以为是地转化为爱恋，制造出一种纯洁的，向上的感情，把我从贫民区庸俗无望中解救出来。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现在我明白自己彻底失败了。
好象我是他，而对面那张凳子坐着的是我，一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姑娘，她说着，而我听着，不时插上几句话，鼓励她继续说下去。没有说话声，这个房间多么可怕，没有说话声，这个孤独的世界，末日般的黄昏正在降临。他的开水瓶，依然在靠墙的地方立着。窗外仍然是下课后学生的喧闹，远处打蓝球的人在抢球，投球，在奔跑，从左边跑到右边，从右边跑到左边。生活照常，日子照常，不会因为少了他这么一个人，谁就会在意差了一点什么，早就有另一个教师在教历史课。好象只有我感到生命里缺了一块，但是天空和树木照旧蔚蓝葱绿。因此，他要走，要这么走，就由他走好了，他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对不对？
我朝自己点头，在我点头之际，一种声音从我心里冉冉而升，就象有手指很轻地在拔弄我的心一样，这种有旋律的声音，就是我和他在那个堆满书的房间做爱时，他在旧唱机上放的音乐。江水在窗外涓涓不息地流淌，稀稀密密的阳光映照在我一丝不挂的身体上。他的脸贴着我的乳房，他含着我的乳头，牙齿轻轻咬着，叫我又痛又想念，我的眼睛既含羞又充满渴望，象是在祈求他别停下，千万别松开。他的手放在我的大腿间，那燃烧的手，重新深入那仍旧饥饿又湿热之处，仅仅几秒钟，我的阴道就向他难以抑制地展开。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就算周围站满了指责的人，我也不愿他从我的身体里抽出来。我记不清那乐曲叫什么名字，但那音乐美而忧伤，那音乐让我看到在人世的荒原之上，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
到这时我才想到，他为什么做到一字不留，不只是为了照顾我的反应，或是怕给我的名声留下污点，而是因为他清楚：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也并不重要，如果我曾径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走到江边，把他给我的诗，包括我写给他的信、日记中与他有关的记述，一页页撕掉，看着江水吞没，卷走。
这城市的风俗认为，吊死的人是凶鬼，和饿死鬼一样，得不到超度，也得不到转世，去不了天堂，而河流是通向地狱的唯一途径。无论在人世或是在阴间，他都是一个受难者，如果这江水真的流向地狱，他能收到由江水带去的这些他从未读到过的文字，他还会这样说吗－－“终有一天你会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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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月时间中，一个男人早就离开现在却突然进入，另一个男人一度进入现在却突然离开，好象我的生活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我是在这个时候坚定了要离开家的决心。
我知道自己患有一种怎样的精神疾病－－只有弱者才有的逃离病。仰望山腰上紧紧挤在一块的院子，一丛丛慢慢亮起的灯光，只有逃离，我才会安宁。
轮渡停在对岸，迟迟不肯过来。守候在趸船里的人异常多。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站着。不知要到哪里去，也不知以后怎么办，更未去想我将去追求什么。离开就是目的，我背着一个包，里面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我对自己说，你只要渡过江去，其他什么都不要多想。慢慢的，我真的安静下来。一旁一对看上去象老熟人的男女的说话声传入我的耳朵，东家长西家短，婆婆妈妈的事一大堆。
听说了吗有两个劳改犯跑出来了。
不止这回了，想跑，又跑不脱，结果被逼到管教干部家属区，将就门口现成的劈柴斧头砍死人。
不对头，是专门跑去砍管教的，连家里的小孩也砍了。
逮到了没有？旁边有听者插话。
那还用得着说，早敲了沙罐！
不过这下子管教得对劳改犯好一点了。
不能手软，要管得更紧才对。“对敌人慈善就是对人民残酷。”政治口号很自然地从那男人嘴里滑了出来。
粗大结实的缆绳套在趸船的铁桩上，水手吹响了哨子，等对岸过来的客人下船后，我随趸船里的人一窝蜂地涌进船舱。那对男女抢到坐位，仍在叽叽咕咕说着什么，他们的声音被机舱的马达声淹没。
渡船摇摇摆摆地等着，大轮船经过，浊浪卷上船面，人们惊跳着避开涌过甲板的水。我站在船舷边。舱里人真多，不时还有人从趸船里走进舱内。该是退水季节了，可江水还是浩浩荡荡，淹没了沙滩和陡峭的山坡，我刚刚下来的几步石梯，被浪拍击着。江水不象有退的意思，人都说很久都没有过这么汹猛的一江水了。沿江低矮倾斜的房屋，又静又害怕地耸立着。
渡船的锚从江里升起。水手又吹响了哨子，他跳到船尾，把缆绳从趸船上收回。
轮船离开趸船，掉头朝对岸驶去，船灯打在江面上，船象剪刀剪开江水，剖开的白浪翻卷，光束没照着的地方江水昏黄黝黑，波涛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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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我占三则顺，四川话里三和山同音，我生肖属虎，有山而居，大顺大吉。一旦出走，虎落平阳遭人欺。母亲还说好多算命先生都一致认为我八字不顺，阴气足，若不靠山，诸事不利，灾厄难解。也许她是为了吓唬我，她可能比我更明白我的脾气。
但我喜欢三这个数字，包括所有三的倍数的数字，我相信我的生命和这个数字有某种秘不可宣的联系，十八岁就是三个六，我意识到这里有密码，却不知保存的是什么机密。
于是我又回到老问题上：当初，在我三岁时，母亲为何就挑中文殊菩萨，作为我的守护神？或许她早就清楚，我一生会受的最大的苦，就是“想知道”，知而无解救之道，必会更痛苦。
母亲可能比任何一人都了解我，她可能真是为我担心。
当天夜里我头枕包，睡在朝天门港口客运站涌挤的长条木椅上，周围全是拖包带箱的旅客，我蜷缩身子，一合上眼，梦就跟上来：江上结满冰，我在城中心这边，就从上面走过去。想回到南岸去，但走了一半，冰就开始融化，冰裂开，格格格响，白茫茫一片，竟没有一个活人，只有些死猫死狗从江底浮上来，我赶紧闭上眼睛，不是怕一年又一年死掉的人浮上来，而是怕我的家人追来。
已经是深夜了，如果他们今天没注意，那么第二天，第三天就会知晓。对于我的出走，他们会怎么想？母亲会痛骂，咒我，她不会茶饭不思的，她只会一提起我，就把我的背脊骂肿，她比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更失望；很少发作的父亲，也会觉得这是种不容原谅的伤害，他白养白带大了我；四姐和德华一定幸灾乐祸，一边嘲笑父母喂了只没心没肝的小狼崽，一边高兴再也没人和他们共居一室，弄得他们过不了夫妻生活，或许，他俩已闹得一团糟的关系，会因为我的离去而缓和起来；三哥，长子，以一家之主自居，会暴跳如雷，认为我背叛了这个家，欺骗了这个家，会把与我有关的东西都扔到门外或江里，甚至会跑到生父那儿去闹，向他要人？而我生父，这个该为我的出生负一半责任的人，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做我父亲的心性被我挫伤，不会再跟在我的身后，现在想跟也跟不到了。
你们闹去吧，我是不会在意的。
或许这都是我心地狭隘，只想别人对我不好的地方。但是无论他们高兴还是伤心，总之，不久他们就会习惯这个家没有我这个人。
行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他们现在怎么想，该是我另找栖身之地的时候了。想起晚上我往野猫溪轮渡去的时候，路过废品收购站，看见黑暗中站在小石桥上的花痴，她没有穿上衣，裸着两只不知羞耻的乳房，身边一切的人都不在眼里，虽然整张脸的脏和手、胳膊的脏一样，眼睛却不象其他疯子那么混浊。江风从桥洞里上来，把她那又肥又长的裤子鼓满了，她不冷吗？我走近她，有种想与她说话的冲动，她却朝我露出牙齿嘻嘻笑了起来。
我没有笑，我笑不出来。
我在长条椅上再也睡不着，微微依椅背坐了起来，大睁着眼睛。
到处是纸屑、口痰，也有不少外地逃荒要饭的人，白天上街要，晚上就上这儿来占着木条椅或一角墙过夜。客运站门口，一个胡子头发一样长、花白的乞丐，实际上不过只有四十来岁，流着鼻涕，涎着口水，不断地说：
“做点好事嘛，求求你了，”他逢男人喊叔叔，遇女人喊娘娘，还下跪作揖。
看着乞丐，我打了个冷颤，莫非这是我的明天不成？我开始害怕。但不一会儿，我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我能使自己活下来。不管是谁，是男是女，都可以把我带走，我已经学会了诱惑与被诱惑。这个想法，让我最瞧不起自己，但这样做需要勇气。
他或她对我好，那是我好运；反之，算我倒霉，反正我对倒霉也不会不习惯。只要离开对岸山坡上那个家，只要一刀斩断以往的生活，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在这一刻里，什么样的代价，我都甘心情愿。
我想得几乎脑袋炸裂，马上就要飞离我的肩头，就干脆盯着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几秒钟后，真做到了什么也不想。再几秒钟后，我倒在长椅上睡着了。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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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日越来越深，天气逐渐转冷，我的健康情况日益变坏，睡不好已是常事，特别奇怪的是开始吃不下，经常恶心。在街上，只要看见有油腥的食品，就头晕，想吐。肚子饿，却不敢吃，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白开水，冲下小半个馒头就足够，不能再多吃了。二个月内，我瘦成了皮包骨。
我想我是支撑不下去了，只有去看医生。一位老医生摸了我的脉，稍稍检查了一下，就问我上个月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他的大褂，一片白色拂过我的眼前，我摇了摇头。
“多久了？”他眼光马上变了，鄙夷地盯着我，花白头发的头快昂得往后折过去了。
我低下头心算，一个多月，不对，早过了两个月。我的声音吞吞吐吐，“大概二个月。”这的确是我未想到的，我紧张加害怕，额头上沁出汗珠。
“你才十八岁，”他转头看着病历卡，摇着头说道。他提起笔想写字，想想又搁下笔，向我说了二个字。
我是怎样走出那个房间？我不知道。中医院大门只有几步又宽又长的台阶，我站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一动不动，“未婚先孕”！从来，在我从小所受的教育里，比任何罪恶更耻辱，比死亡更可怕，我真想一头向行驶过来的公共汽车撞去，就在这时，一辆小车刷地一下停在面前，是送病人进医院的。我还是没动，车玻璃映出我的模样，那绝不是我。于是我走到车前镜边，看清楚了：脸生了层霜似的灰白，头发松散，脱落了不少，眼睛凹下去，出奇地大，不知是由于妊娠反应或是其它什么原因，两颊出现了斑点，老年人才有这样的斑点，我看不下去，掉转过头。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我的生命本不应该存在于世上，我不能结束自己。并且，我才刚开始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和历史老师一上床就怀孕，仅一次就有了小孩。
母亲当初怀我恐怕也是这样，一和男人睡觉，就怀上孕，她和袍哥头是这样，和我生父是这样，莫非我继承了母亲特别强的生育能力？是我们母女的基因如此，还是越贫穷的女人生育能力就越强，大自然给我们格外补偿？饥饿的女人，是不是自然就有个特别饥饿的子宫？母亲当初也想把我打掉，但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这么说，我是不想要这小孩？
这念头一冒出，就让我吃了一惊。这是他的孩子，最好是个男孩，我希望是个男孩，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貌不出众，平平常常，但不要他那种近乎艺术家的神经气质，不要写诗，也不要会画一点画，不要沾上他父亲的任何命数，也不要学我幻想能写小说，梦想成为一个作家。让他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越普通越满足于生命，越容易获得幸福。
我自己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可靠的安全幸福，我能保证肚子里的孩子健康长大？
不用装傻了，我正在想法逃脱这个世代贫穷痛苦生活的轮回，为此目的，我必须倾注全部身心，决不能有任何拖累。一旦要孩子，我必须马上为他找一个新的父亲，将将就就成家糊口，我为之所作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孩子会毁了我的一生。
又将是一个没父亲的孩子！无论我多么爱他，生活也是残缺的，这个社会将如不容我一样不容他，从我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到他痛苦的未来。总有一天，我不等他问，就会告诉他，关于他父亲的一切，包括我。那时，他会仇恨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象我一样。孩子有什么过错，要来承担连我也承担不了的痛苦？
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我在历史老师身上寻找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情人或一个丈夫，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情感，珍爱我，怜惜我，还敢为我受辱挺身而出。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历史老师与我的年龄差，同龄男人几乎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但是，三个父亲，都负了我：生父为我付出沉重代价，却只给我带来羞辱；养父忍下耻辱，细心照料我长大，但从未亲近过我的心；历史老师，我情人般的父亲，只顾自己离去，把我当作一桩应该忘掉的艳遇。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父亲。它不会向我提供任何生养这个孩子的理由，与其让孩子活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受罪，不如在他生命未开始之前就救出他。
2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到市妇产科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那个倾斜的小马路是卵石铺的，从大马路上分岔绕向医院，很陡，实际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巷子，路两旁排满了小吃摊水果摊，摩托、滑杆与行人挤成一团。
雨飘了起来，街上顶块布、报纸的人在奔跑，雨点变大，人们慌忙地跑到屋檐下躲，但也有人什么也不遮，步子稳定地走着。我拿到了挂号单，在熙熙攘攘排队的人丛中，望了望门外，云层下的天空十分阴暗。当街的小吃店点起了蜡烛，烛光灼灼，煤炉上的热气映着人脸模糊地闪动。
我走到墙边的桌子前，拿起麻绳系住的圆珠笔往崭新的病历上填。临时取了个名字，岁数当然不能写十八，十八岁坠胎，不找家长，也要找户籍，查出是谁把我的肚子搞大，要判诱奸罪。年龄必须填二十五岁，反正这张脸，已人不人样，鬼不鬼样。眼睛更没了任何稚气。
地址单位二栏，也用假的。从头到尾撒谎，就我这个人是真的，就我肚子里孩子是真的。
坐在妇科诊室门外长凳上，我就明白自己刚才的作法并不多余，也幸亏在中医院挨过那个老医生一顿羞辱，受了教育，学乖了。
诊室有门却大敞着，挂了块布帘，那块布原先白色，不知用了多少年，暗灰了，也没换。门帘进出都是女人，男人都守在走廊长凳上，或在过道里来回走着抽烟。布帘不时掀开，想往里面看的人能看得一清二楚：有三张病床在同时检查，脱掉裤子的女病人躺倒在床上张开腿，每个床前也没个屏遮挡，大概觉得妨碍操作。
看到这情况。我脸通红，眼睛只能盯着我的膝盖，在长凳上坐立不安。
叫到我时，过道墙上钟已快到11点，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取掉塑料薄膜手套，往床边垃圾筒里一扔。她匆忙地问我情况，我装得若无其事，说二个多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青女子从长凳上赶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善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作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等状况。等这位象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象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象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手术室外面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象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象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她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利的叫声，里面象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策，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住。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颤，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象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分开双腿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象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暗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地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坐在凳子上，一边问一边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颤，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象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齿，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嚎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象是知道这点，我的嚎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象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象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二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份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根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作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呆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10。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刷刷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不要搬动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距，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好比营养品，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生平第一次化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雨靴踩着的水叭嗒叭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地上滑溜溜的，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象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职业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学校里仅比当工人好一点的会计助理。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二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架，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二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它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了，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糊糊的坎。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有一天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成了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瓦罐里堆了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象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一段时期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地写诗写小说，有正二八经的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我从来没被警察抓去关上几天几月，也算够幸运的。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象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听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身体，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象只有这么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动我继续流浪。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身体，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出房间，一个女友跟了出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乱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呆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
穿过一条巷子，拉粪的板车从我身边的马路经过，洒水车的铃声在惬意地响着。我走下两步石阶，扶着一间房子的墙壁，突然疯狂地呕吐起来，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从我嘴里往外倒。好一阵，等喘气稍定后，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我一边吐，一边觉得舒服多了。这首诗，就象是专为我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我记得作者姓赵，或许命运真能出现奇遇，让我碰见他，或是一个象他那样理解人心的人，我会与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或许会爱上他，爱情会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或许，我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来就饥饿的心灵。
第十九章
1
离家多年，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
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我才有点忐忑不安，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缩着腰，怕冷似地双手插在袖子里，正对着院大门。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但能感觉是我，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他笑了。
母亲从屋里走出，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她变得很老，背更驼了。她说，“你回来做啥子，你还记得这个家呀？”话很不中听，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
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目光四下望着。这儿的一切，包括父母，与我想象的一样，只不过更为朽败，毫无新奇之处，也没有亲切的感觉。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对自己曾径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作个交待，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
最多后天，说不定明天，我就走。
吃过晚饭，天就完全黑了。在屋子里，不管怎么弯着头，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桷树。我脱了衣服上床，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距距作揖，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已把佛请到家里来。
母亲上床后，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而且稍不注意，一抬头，就会撞上。我忍不住说，“床下有箱子，还有五屉柜，都装不下了？”
“这你就不晓得了，把东西包起来，随时就可以走，”母亲说。
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她就说，她准备好了，一失火，就可以拎走，先牵走我父亲，再拎包。
呼吸着母亲的气息，我想，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脑子却真是老了。
我眼皮开始打架，粘在一起。奇怪，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回到家，不必服药，脑子马上昏昏沉沉。
母亲关了灯，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有几百退休老年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她怕冷，怕心脏犯病，没有去。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那么冷，都是上了年龄的人，活不了几天，朝死里奔。”黑暗中，母亲自言自语：“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人就累得不行。”
这几句我听清楚了，我对母亲说：“我要睡着了，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
母亲想说什么，果真停了嘴。她那么说，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一种方式罢了。
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在外边干些什么，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不过她问，我能说什么呢？假如我告诉她，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我已经二十六岁，往二十七岁靠了，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也可能她明白，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还是不问为好，省了焦心。
2
第二天我醒来，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气味刺鼻。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父亲早起来了，摸下楼。面朝我站着，他喘得很厉害，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他看不见我，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
母亲提着菜篮回来，她把白萝卜，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掏出钱给她。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还了两张给我。我没推辞，就收下了。我对母亲说，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
“一笼鸡不叫，总有只鸡要叫，”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
“我明天一早就走，”我打断母亲。
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她嘴里却说，“你昨天晚上讲，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你啷个不早点说嘛？”
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在对着炉子煽。母亲走过去，一把夺了下来：“火燃得又不是不好，煽啥子，瞎起个眼睛，尽添事！”
她是有气想对我发，但又不能朝我发，就对父亲发。人还是得长大，我想，起码长大了，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
整个下午和傍晚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晚饭时，五哥回来了一趟，他变得很瘦，人矮了一截，见了我仅说了句“你回来了。”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
母亲洗了脚，迟迟不上床，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她还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似的。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总找不着。
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躺在被窝里说，“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就爬上床，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
我懒得看她，干脆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母亲叫我，我张开眼睛，见她手里拿着一支口琴，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径见过的，她把口琴递给我。“你再也见不到他了，”她说这话时好象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
“为什么？”我问，我知道母亲在说谁。
“他得肺癌死了。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好不容易找到二姐，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即使叫了，你也不在。”母亲拿准我地说，“即使你在，你也不会去的。”
“我不在，”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三年前，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哈哈大笑，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我想不起来，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语气平淡地说，“人要死了，我还是得去的嘛。”
母亲俯下身的脸，我看不清楚，觉得她在冷笑，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那么说，她在流泪？
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生父的母亲，我的婆婆，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来找二姐。二姐却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来找我们家，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
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来我的十八元生活费。
母亲后来知道了，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在这件事上，母亲心里一直很虚，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都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
母亲说她有感觉，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都梦见我生父象个小儿哭啼，责怪她不去看他。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
癌症晚期，没有医院肯收他，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不肯出医疗费，家里人抬着他，一家家医院走，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收下他等死。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也不干了，连火葬场都不愿去，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死的时候，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求他的老母亲来找我们俩。”母亲停了停，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身体差，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他才四十九岁，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他啷个死了，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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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从那以后，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母亲可能每夜哭醒？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天一亮就上阁楼去，倒掉父亲的尿罐，提着烧开的水，为父亲泡上一杯茶，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让父亲戒了烟。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喂父亲，睡在父亲身边，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若她走在父亲前头，没她，父亲怎么办？
她不爱父亲，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她的孤独，她的心事，只能向佛诉说，她没有一个听众，连她这刻对我说的，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听力神奇地好，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她不愿意伤害父亲，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
口琴的冰凉，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我这个冷心人，不，一个冷血动物，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摸着面上的丝绸，里面的绒，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我闭上眼睛，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站在严冬寒流中，他对母亲说风大，不要让我着凉了；我十八岁时，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他那副小心翼翼百倍讨好，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一一浮现在我面前。
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对我说过的话，当时我根本不在意，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
他说，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绝对不能让他知道，你的身世，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以后一生会吃大苦，会受到许多委屈。
他说，在他跟着我时，他看到我受人欺侮，又不能奔过来帮我，心里直恨自己。
他说，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得原谅你妈和我，你得对你妈好点，为了你，她太受苦了。
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想起来真是灿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气，想必是国庆节。为了确认，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
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手指一触，泛黄的纸因为时间长久，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我出生的那天，我的手越抖得厉害，纸的裂缝也就越大：那是个星期五，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日。那天发生最大的事，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我空军击落U－2美蒋间谍飞机，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赞歌颂曲一片，云南烟区精选烟种，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二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广西中稻丰收等等。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消息越是美好，生活越是美丽。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想了解历史，应当经常翻阅，
天已开始有点发亮，卷烟厂又雷鸣般放蒸气，然后鸡也开始叫了。我毫无睡意，索性起来。母亲从布包底抽出叠得整齐的蓝花布衫，说，“你试试。”我生父9年前为我扯的那段布，母亲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袄的对襟衫，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
我站立床前，把衣服穿在身上，一颗颗布纽扣扣好，母亲呆呆地看着我。如果她这时，对我说一句，“六六你留下，多住几天，”我会改变主意的。她没提出，我就坚持原来的打算，一早就走。
我让母亲躺到床上，她很听话，就躺了上去。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把房间里的灯熄掉。
母亲的眼睛闭着，呼吸变得均匀，但我知道她没睡着。
鸡叫第一遍，江上轮船的呜叫零零落落，传到半山腰来，象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一遍又一遍，都不满意，又重新起头。我下了床，穿上皮鞋，这时，听见母亲轻轻地说，“六六，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你不属于我们。你现在想走就走，我不想拦你，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哪天你不再怪妈，妈的心就放下了。”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包裹得好好的，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却是一元二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厚厚的一迭，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母亲说，“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说是给你做陪嫁。”看见我皱了一下眉，母亲说，“你带上！”她象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她没有再说话。即使我想说点什么，她也不想听。
那天清晨雾很大，重庆层层迭迭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
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江上雾好象是专为我而散开，好让我坐轮渡过江，我一直走到江对岸，上了沙滩上面一坡长长的石阶，站在朝天门码头，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江上没有一声汽笛，象哑了一样。这么说，我“成年”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他看到我成人了，飞走了，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他可能心里空得慌。他的情感专注，到死还想着我，没有一点改变。而我呢？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我看不起这种情感，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丝毫也不犹豫，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我竭力忍住，想吞回肚子，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哗哗往外淌着，我身子痛得站不住，依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
4
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上街游行，反对政府腐败，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口号声高昂的歌声此起彼落，到处是旗帜和标语，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走在游行的队伍中。人们在给一个刚去世的共产党改革派领袖送花圈。我想起离开家乡时，特地转道去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连个名字也没有，就在他家对面不太远的一个半山坡上，孤零零的，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梁。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怒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游行队伍从立交桥穿过，往长安街方向行进。许多大学教师和新闻记者、报纸编辑也汇合进来。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上百万人在热情地奉献出自己，要求说真话的权利和尊人的价值，想改变命运重复的轮回，改变一代代的苦难。队伍靠近天安门广场，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一阵口琴声，好象很陌生，却仿佛听到过，这时从涛涛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传到我的耳边，就象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
1996年6月初稿
1996年11月终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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