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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阎连科:回到现实和民族史是文学新起点

2012-09-28 17:02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王研 阅读

  著名作家阎连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重估”若干问题

  回到现实和民族史是文学新起点

  编者按 自2009年12月16日本报推出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至今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从本期开始,此次策划进入收尾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将重点刊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重要作家莫言、阎连科、陆天明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本报“重估”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二是文学期刊、出版界的资深文化人独家回应本报,探讨当代文学成长的环境因素问题。本期我们刊发著名作家阎连科的专访。他认为,文学现在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一大批作家都非常成熟,当下的文学走出了一条既为文学本身,又为社会现实思考的路,已经有一批优秀的作品在直接地关注现实和历史。而对作家们的缺失,阎连科也不讳言,他认为,作家们过于聪明,他们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几代作家习惯了对中国的现实绕道而行,而现在,大家有意无意地都重新回到了对于中国现实和民族历史的思考上来,这恰恰是文学新的起点。

  “我对今天的文学非常乐观,绝不像大家讲的那样一团糟。即便今天没有达到大家理想的境界,但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指日可待的……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他们写得好与坏,今天他们都在关注最直接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 ”

  读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的读者,一定很熟悉阎连科通过文字传达的疼痛感。然而,去年《我与父辈》的出版,又让人们见到了一位充满温情、具有质朴情怀的作家。阎连科说,自己不喜欢沿着一个方向逐阶上攀,反而希望从不同方向寻找自己前进的可能。

  5月12日,在北京远郊的一家茶馆里,阎连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除了谈及他个人的创作感受之外,阎连科对文学整体的状况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且不讳言评价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们。作为接连几部作品都获得肯定的著名作家,他却坦言自己同样面临着需要冲破的创作困局,为了更大程度释放创作能量,他透露正在写一部连自己也认为十分放肆,甚至“胡说八道”的小说。

  辽宁日报:我们希望透过当下文坛各种在场者的不同视角,重新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同时为当下文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提供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简单以“好”或“坏”来定位都略显粗糙和片面。最近几年,您应该也对文学界的“唱盛”或者“唱衰”两种极端声音有所耳闻。在您看来,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当下的中国文学?

  阎连科:我看过几期你们报纸围绕这个话题的有关讨论,我认为文学现在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一大批作家都非常成熟,这种成熟一方面表现在大家对语言、艺术形式、小说结构和叙述等等方面的把握都有非常个性化的掌控;另一方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我们所能够认知到的历史都有很清晰的判断,我想这些恰恰是文学成熟的一个前提。当下的文学走出了一条既为文学本身,又为社会现实思考的路。另外,现在这批作家都在50岁左右,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时期相比,他们阅读的宽广度、写作经验的丰富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既明白昨天,也能够认识今天,对于明天也有一定的判断。 “60后”也有一大批作家,比如余华、格非,很早就成名了,他们对小说形式和语言的探索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他们这一代也恰恰在当下逐渐转向更贴近社会现实,比如余华写出了《兄弟》,苏童写出了《河岸》,格非写出了《人面桃花》,我们发现,他们从所谓纯文学探索的空间里后撤了一步,既保留了过去的探索精神,又对当下的社会和历史有非常复杂的认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号。再往后看,“70后”的作家是比较吃亏的一代,他们的写作功底相当强,但是“50后”、“60后”作家压在他们头上。不过,可以看出来的是,作家队伍的梯次确实是形成了。因此,我对今天的文学非常乐观,绝不像大家讲的那样一团糟。即便今天没有达到大家理想的境界,但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指日可待的。作家们不要被种种迷雾所困惑,只要能执著于文学,那么明天的文学就是乐观的。

  辽宁日报:我们之前专访陈思和先生,他对当下文学的基本判断和您很接近,同样认为现在活跃的一批优秀作家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但是,他同时提出,传统文学到了一个临界点,很难看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

  阎连科:每一位作家至少是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感受的,批评家可能不知道一位作家明天会写什么,但是作家本人应该对自己的明天有所认识。比如说,当一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即将枯竭,他一定是可以在今天感受到的。如果我明天还有很强的创造力,我今天也是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的,知道自己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未来还可以写出一些更理想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的把握和判断,如果自己不了解自己,也更难让别人了解自己。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有很强创造力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废都》出来后,大家以为他后面的作品可能就不尽如人意了,但是他后来还写出了《秦腔》,那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余华10年没写长篇,一下子写出了《兄弟》,这部小说尽管有很多争议,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他在《兄弟》之前的作品,包括《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几乎都跟当下中国现实没有什么关联,然而,《兄弟》却与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代表了一个作家创造天地的新的开拓。另外还有莫言,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创造力很强,不过,包括《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在内的大家都认为十分出色的小说,却跟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蛙》出来了,我们发现莫言能够如此直接地关注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敏感的、特别东方化的、又十分接近中国国情的问题,十分难得。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他们写得好与坏,今天他们都在关注最直接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三年前我曾经讲过,如果大家认为现在的文学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作家和现实之间缺乏紧张对立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了《秦腔》,看到了《生死疲劳》,这些作品已经是中国文学可能前行的一个信号,虽然它们也许并不是最好的作品,不过应该看到,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品在直接地关注现实和历史。

  辽宁日报:您认为当下中国的一大批作家在逐渐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但是有评论认为,中国当下顶尖的一批作家都是在靠回忆写作,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现实。您的观点是否可以视作是对上述批评的反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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