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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莽:俄苏的萧红研究与翻译

2012-09-28 15:51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高莽 阅读

  我是哈尔滨人,自从事俄苏文学研究以来,我一直关心哈尔滨以及整个东北地区作家创作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由于历史的特殊条件,哈尔滨居住过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以俄罗斯人为最多。俄罗斯文化在那里也有过深远的影响。成长于抗日战争年代的东北作家在踏上文学之路时,曾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国家苏联,但在文学艺术上只是单向欣赏和引进,却不曾有过输出和交流。

  我与俄罗斯文学界朋友交谈时,常常提到东北的作家,但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翻阅过一些历史文献,总算查出为数不多的有关材料,主要是介绍我国最值得骄傲的东北女作家萧红的。苏联最早翻译发表萧红作品的是汉学家弗·科洛科洛夫(汉文姓名郭质生,1896—1979)。科洛科洛夫出生在我国新疆,精通汉文,上世纪20年代瞿秋白访苏时他曾担任陪同翻译。后来长期在苏联几座大学任教,著作等身。1944年莫斯科出版过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收有他译的萧红的《莲花池》。这是萧红第一篇与苏联读者见面的短篇小说。1960年,苏联出版了一套《东方文选》,第三集中发表了亚·拉林(1932—)译的短篇小说《桥》。拉林上世纪50年代曾在我国进修多年,还曾在我国工作过一个时期,回国后曾在苏联科学院远东所工作。1963年莫斯科出版的《东方小说选》,刊登了奥·费什曼译的《小城的春天》。费什曼是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和苏联作协会员,一生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20世纪50年代,苏联《国际文学》《新世界》《旗》等杂志以及奥·鲍洛金娜(1945—  )关于老舍的文章中,列·车尔卡斯基(汉译名车连义, 1925—2003)的专著《战争年代的中国诗歌:1937—1949》和《艾青——太阳之子:关于诗人的书》中,只是提到了萧红的名字。近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七卷《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在“文学、艺术”卷中收有纳·列别捷娃撰写的萧红介绍,还首次刊登了萧红的两幅照片。

  今年夏天,我应邀到俄罗斯远东临海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画展。从那里带回一批书籍,其中就有该市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萧红——生平、创作、命运》,它的作者正是纳·亚·列别捷娃。我遗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不知情,未能专门去拜访这位女学者。回国后我立即写信请求朋友代购两本《萧红——生平、创作、命运》。

  纳·亚·列别捷娃(1954—)1977年毕业于苏联国立远东大学,后来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风俗研究所任职,她最早的学术论文是《叶圣陶创作中的儿童题材》。我细细阅读了她撰写的关于萧红的专著。这是俄苏第一本研究东北作家的专著。作者完稿于1996年,1998年才出版,而且仅印了300册。封面是黄色纸上印的徐悲鸿古典仕女图,单色,相当简陋,封面与内容很不协调。

  列别捷娃在“致读者”一文中基本上写出了她对萧红的看法。

  “敬爱的读者!摆在您面前的是用俄文写成的关于本世纪(指20世纪——笔者注)中国最富有天才的女作家萧红的生平与创作的书。

  当我开始研究中国当代东北文学时,我了解了萧红,曾经准备在论述有关该地区文学史中为她,如同为其他作家一样,专门写成一章或两章。可是她的命运与创作的材料、外国学者和中国文学史家们对于萧红的小说的研究,使我作出了另外的安排:显然,应当为这位命运悲惨的可爱的年轻女性写成单独的一本书。只有了解了作家的文学遗产,他的个性才能最充分地揭示出来,形成一种概念。因此,这部传记中又附上了萧红的五篇短篇小说,这几篇作品也是初次被译成俄文的。

  萧红在中国为人熟知。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巨擘鲁迅先生是她的导师。萧红是属于富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左倾知识分子圈内的人。她的名字和她最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联的。战争迫使萧红浪迹天涯,从东北的满洲到南方的香港。命运对她毫不慈悲,但我觉得所有写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与命运的长期抗争,没有注意到她是怎样想从为她固定的生活樊篱中挣脱出来。也许,正是这位敢于抵御恶势力的弱者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使我对萧红的兴趣与其说是视为经典,不如说是看重其人性。我希望东方学同行们和所有重视中国文化的人都能了解她。

  我相信,我在这本书中加进的与某一主题有关的个人在东北访问时的印象并不多余。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这本关于萧红的著作中,有幸向你们——向读者们介绍满洲的另一块土地,即她的故乡,直到她在香港逝世时还把它保留在心中,她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

  31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时间太短了,想到这位具有无穷创作潜力的女作家未能度过的岁月、未能写出的著作,让人感到痛心。然而萧红不会被人遗忘。请读者翻开这本书吧……”

  列别捷娃的《萧红——生平、创作、命运》一书,共分11章,按时间顺序写下来的,附了5篇小说译文。作者在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萧红的生平。她还几次引用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或事迹作了衬托。如谈到萧红初到哈尔滨时,她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我已准备好/迎接命运中的/狂风巨浪”。萧红经历坎坷,面对着不幸,她又引证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句:“少了一个希望/多了一首歌”。

  萧红与萧军结合以后,二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作者又以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个丈夫诗人古米廖夫的关系,说明二人必然要各寻找自己的路:“当两个相爱的人,都从事创作,他们的关系相当难处,作为例子可以提到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尼古拉·古米廖夫这两名诗人的结合。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女性依附男性的儒教思想,也没有因循保守的男性傲慢。两个名气相等的个人都想保持自己的自由,又不失却心爱的人……表面上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八年,其实早在这之前就已经中断。”

  写到萧红与萧军的关系时,作者认为:萧红容忍,萧军放任。萧军有了新欢,刺伤了萧红的心,于是她写下短诗《苦杯》11首。作者将它们译成俄文并附在书中。作者又用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了对照。作者写道:“这些充满了悲伤、哀怨和备受屈辱的心的短诗还用注释吗?自从人有了这种感受之后,它就超越时间与空间存在于世上。这种感情蕴育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里,她的诗《二十一日夜星期一》正和萧红诗的最后一节相吻合。某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编造说/人间有爱情/由于懒怠或是由于寂寞/都信以为真,而且如此生活/他们期待会晤,他们害怕分离/他们吟唱爱情之歌/但另外一种秘密/却被一片沉静蒙住着……如此期盼爱情的人,除了被凌辱的心的疼痛之外,还有什么?萧红与萧军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应当有所变化,便决定暂时分开……”萧军和萧红分手时,作者又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二人分手了/不是几周/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终于吹来一股真正自由的清风/鬓角已戴上了苍白的花环”。作者说:“其实这几句诗完完全全地反映出这对中国情侣长期分离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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