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雪纷飞的酷寒天气里，根本就不能钓鱼，因为钓亦不得，徒受寒冻，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位执着的渔翁却驾着一叶孤舟，顶风冒雪，寂然凝坐，独钓于寒江之上，这无疑是诗人自我的化身。我们再读《柳河东集》卷四十三《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欵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及清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渔父词》：“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作品中的“渔翁”和“渔父”，都深深寄托着诗人的情志和妙赏，靠捕鱼谋生的人岂能如此潇洒，如此自由？当然，柳柳州和李后主皆生于陶渊明之后，对他们的作品自然是无缘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渔人”的形象特征实可与《桃花源记》相印证。
《桃花源记》的“渔人”形象既负载着我国古典文学的“渔人”描写传统，也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就传统而言，他是虚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实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正是《桃花源记》叙事艺术的主要特点。陈寅恪(1890-1969)曾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8-200页)
在这里，他有意无意地暗示刘驎之(生卒年不详)就是“渔人”的原型。陶渊明《搜神后记》第6条“刘驎之”：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此事又见《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东晋时衡山属于衡阳郡，而武陵郡与衡阳郡都属于现在的湖南省，就地域而言，两郡相距自然不远。所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说法本身对“渔人”的人物原型也可能是一种暗示。类似的例证如《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重华固灵坟”一句，古直(1885-1959)注云：
吴师道曰：“恭帝废为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直案：恭帝被弒，“重华固灵坟言零陵王何在？但有灵坟耳。《经传释词》曰：“固，又作顾。”顾，犹但也。孙绰《聘士徐君墓颂》：“乃与友人殷浩等，束带灵坟。”(《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三，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第94页)
但晋恭帝零陵王司马德文(386-421)并未去零陵就国，诗人只是因为他被废为零陵王，便以冢墓在零陵九疑山的舜帝代指他。又如《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五刘禹锡(772—842)《游桃源一百韵》：“渊明著前志，子骥思远蹠。寂寂无何乡，密尔天地隔。金行太元岁，渔者偶探赜。寻花得幽踪，窥洞穿暗隙。依微闻鸡犬，豁达值阡陌。居人互将迎，笑语如平昔。广乐虽交奏，海禽心不怿。挥手一来归，故溪无处觅。”诗中提到“渊明”、“子骥”和“渔者”，诗人对三者关系的描述也是围绕着桃花源展开的。我们再比较上引《搜神后记》和《桃花源记》的三个语段：
1.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2.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3.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可以见出这两篇文学文本间的“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关系。按照法国学者有关文学文本的理论，“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这种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和第30—31页)。据此判断，陶渊明笔下的“渔人”，其艺术原型就是刘驎之。而刘驎之正是一位“渔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刘驎之喜欢捕鱼，他的朋友谢安(320—385)和王坦之(330—375)在当时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对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生卒年不详)，他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张玄本有攀附之意，最后却以尴尬收场。所以，在东晋太元年间(376—396)，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刘驎之莫属。刘驎之人品高尚，在当时声望极高。《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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