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对我母亲而言，其效果几近不可忍受。她在日记中描述自己“是如何每周两次拖着身子回到医院，把我那费解的身体交给格林医生或布莱克医生(这些当然都是化名)，这样他们就能告诉我关于我的状况。一个医生把我的身体推过来又拉过去，在上面指指戳戳，欣赏着自己的掌上功夫留下的杰作，即我身上巨大的伤疤。另一个医生给我体内灌满了毒，目的是杀死我的病，而不是杀死我。”她的胡思乱想是痛苦的。“我感觉像越战，”她写道，“我的身体在侵略、在发动殖民战争。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我还得高兴。”
更准确地说，她是学会了高兴。也许她感觉与众不同，但她的语气中却没有一丁点胜利的味道。相反，她在治疗期间记的所有日记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她觉得自己垮掉了。“人们说疾病使人变得崇高，”她写道，“我可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我连自己都不懂自己了。”
刚生病时，尽管在理智上她可能非常排斥，但在情感上，她接受了心理学家威廉·赖希的旧观念，即癌症主要是性压抑的产物——正是这一观点使得诺曼·梅勒用刀子捅了他妻子后吹嘘“我以这种方式驱散了许多癌症”。“我感觉我的身体抛弃了我，”她写道，“我的精神也抛弃了我。因为，我有点相信赖希理论。我对自己的癌症负责。以前我活得像个懦夫，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怒火。”
除了最后几小时，母亲死得一点都不安详。很受罪，很缓慢——对我来说，她垂死的日子过得像慢动作一样——而在此过程中，被剥夺尊严的又岂止是我母亲一人？
“我要告诉你……”
她去世后不久我在清理她的个人物品时，在她钱包里发现了厚厚一叠卡——博物馆的会员卡、航空公司旅程积点卡，以及餐馆名片等等。钱包本身不啻为将来一系列的旅行日程安排。这些日子，我在走过母亲去世后纽约拔地而起的那些楼宇时，有种想法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想：“她会多么憎恨这一切呵！”或者，“真遗憾！她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她要看到的话，该会对它感兴趣的。”要是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则对一家新开的中国餐馆的评论，就会想她会怎样把文章剪下来，然后去光顾一下。要是她喜爱的某个剧组马上就要开始新一季的演出，我就会想：“我无法相信她不会在这里看演出。”
去世前一天，她问：“戴维在吗？”她双眼紧闭，已经不跟周围任何人讲话，除了叫人帮她在床上翻个身，或者叫人给她点水喝，要不就是叫护士。但此前她一直说话很多，声音低低的，似乎是自言自语，讲她的母亲，讲她早年酷爱的约瑟夫·布罗茨基。
“在，戴维就在你床边。”我听见有人说。
母亲没有睁开眼，头也没动。我以为她又睡过去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她说：“我要告诉你……”
她就说了这些。她一只消瘦的手打了个含含糊糊的手势，就垂到了床单上。“我要告诉你……”就是我母亲最后对我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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