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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是如何在五四时期火起来的?

2021-02-22 09:14 来源:新京报 阅读

原作者 | 李长莉

摘编 | 徐悦东

《浮生六记》,沈复著

《浮生六记》,沈复著,周公度译,大星文化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版

五四时期,新青年们以反传统相号召,高扬个性解放旗帜,批判旧家庭制度,将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大家庭伦理斥为“吃人的礼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时间,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成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号,宣传这些新观念的各种新书新报、西书译文涌现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们纷纷抛却昔日经籍、争读西学新书的大潮中,却有几本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自传体笔记旧文,也被屡屡翻印,流行一时。如江苏如皋人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浙江钱塘人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钱塘人蒋坦的《秋灯琐忆》,还有江苏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都被反复印行,成为大受青年喜爱的热门书,其中的人物故事也成了新青年们常常谈论、耳熟能详的掌故。

这些几百年前旧时代民间文人写下的旧籍小文,所记内容皆为个人的男女感情生活。在旧时,这类文字既属生活琐事,也多不合正统礼教,故属于文坛末流,为士林所不屑。然而,在西学涌入、新说迭出的二三十年代,这些陈年谷屑却被翻了出来,成了与西书新著并列流行的文字,此一现象颇值得玩味。

在这类旧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篇乾嘉之际一个苏州无名文人写下的仅3万余字的自传小文,写成后手稿零落,几被湮没,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标点首次以单行本印行后,据笔者初步统计,直至40年代已有多家出版社至少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间就印行8次之多,可见该书颇受读者欢迎,流传之广。

30年代中著名的“洋派文人”林语堂又把该书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并在自己谈论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关于性学的译著中也引注此书以为例证。他们三位都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新式教育,活跃于当时文坛,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们对此书的解读,却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视角和家庭观念而迥然不同。显然,此书所代表的某种传统家庭文化因素,在这三人分别代表的不同观念系统里,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反映了这种传统因素在他们建构的现代家庭观念中具有不同的延续和变异形态。对这一现象深加考察,当会对前述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连续性问题有所回应。

《浮生六记》的家庭文化

为何如此吸引五四新青年?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写的这部生活自传现存的四记记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后行踪及卒年不详。他出生在苏州城里居沧浪亭畔的一个“衣冠之家”,其父在官署游幕以养家口。沈复本人虽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书,但并未有成,尝自谓“少年失学,稍识之无”,并未走上科举功名之途。

他也略能诗画,所作文字清新雅洁,传情达意,可以说还很有些文采,但在才子如云的苏州城,便只算得个末流的无名之辈了。他虽读书未成,但生成一种洒脱不羁的才子性情,有着一副多情多趣的儿女心肠,18岁时娶了青梅竹马的舅家表姐陈芸,与这位才情洋溢的爱妻共同度过了20多年情投意合、趣味盎然的夫妻生活。

后因他们行事忤逆父母,被大家庭所逐,最终落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他写的这部自传《浮生六记》中的前三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主要记述了他与妻子芸娘充满快乐和情趣的夫妇生活之乐,以及他们夫妇被大家庭所逐,芸娘贫病而死的悲悼之苦。他饱含欢乐与泪水的真情记述,生动地再现了传统大家庭制度下,一对性情夫妻的幸福与苦痛,反映了一种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文化传统,在大家庭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主宰下的生存形态与命运。

沈复记述他们夫妇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主流大家庭文化的民间文人小夫妇家庭的文化形态,其特点略有以下数端:

第一,“自由恋爱”的幸福婚姻。

第二,才学相知的“闺中良友”。

第三,恩爱多情的痴情伉俪。

这种民间小家庭文化传统的存在有两个基础。一方面,从社会条件而言,在明清时期,一对夫妇的核心家庭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家庭形式,特别是在下层社会,由于贫穷难以维持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子辈婚后别居、各自谋生的小家庭形式十分普遍。即使是在多代同堂的复式大家庭之内,夫妇小家庭仍然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这种夫妇小家庭存在的现实,自然孳生着夫妇中心的观念。另一方面,从人之本性而言,在对偶婚制下,夫妇作为最亲密的生活伴侣,有追求夫妇之爱的自然天性,而夫妇之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双方性情意趣的相近相投,此乃人性,礼教可以压抑之却不可消灭之。像沈复与芸娘便是这样性情相投的典型一例。

在人文昌达的江南一带,书香之家的女子心灵手巧,甚至识文断字者不少,但像他们这样才情契合的夫妇则不多见,特别是在家庭利益主导的婚姻制度下,要遇到才情相投的佳偶,只能是偶然的幸运,因而现实的婚姻从人性方面往往不尽如人意,故一般文人将寻求“红粉知己”、才女相伴为一种理想追求。很能反映这种情况的一个现象,就是历代多有民间文人创作才子佳人故事的传奇小说、鼓词戏曲,并能够在民间广为流传,足见情趣相投、才艺相尚、亦伴亦友的夫妇生活模式,是历来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这一基于人之本性的理想追求,虽然受到礼教伦理的压抑,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一直与礼教传统并行存在。

特别是身处大家庭生活之中,较多地受礼教束缚,遵从家族式婚姻,又追求精神生活情趣的文人阶层更为突出,只能将这种理想追求作为对现实婚姻不满中寻求补偿的精神寄托。只不过一般文人对现实和理想是分开调处的,因而不致发生冲突,如历来文人有交游才妓,甚或纳妓为妾的现象,即可视为对家庭夫妇生活不足的补充形式。娶妻则“为治家之贤妇”,交游则“乃绝艺之才女”,被视为善于调处二者的理想模式。但在沈复身上,现实和理想则高度地合而为一,他有幸娶了一位“绝艺之才女”为妻,既是他的初恋情人,也是他的“闺中良友”;既是他的生活佳侣,也是他终生痴情爱恋的“红粉知己”。这是人生难得的幸事,但又是他们的不幸,他们的这种小家庭文化模式,必然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家庭制度发生冲突。

沈复夫妇任情随性的行为处世,直接损害了大家庭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及孝道秩序,这三点都是大家庭的根本利益所在,因而他们屡招父母及同室家人不满,被视为损害大家庭利益的祸害,故此酿成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为大家庭所不容,分别在婚后第12年和第20年,先后两次被父母逐出家门。最后一次更是儿女抛散,饱受流离穷困、家破人亡之苦,芸终因贫病而死,沈复则有家难回,浪迹他乡。这对恩爱幸福的夫妇,以任情随性的小家庭生活文化与主宰社会的大家庭制度相抗衡,就落得这样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这里面固然有他们夫妇二人性格方面不善调处的因素,但就本质而言,仍是他们出于本性的小家庭文化,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大家庭制度之间,因性质的不同而必然发生的根本性冲突。沈复夫妇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他们的小家庭世界,在里面他们是一对情趣相投、恩爱幸福的夫妇;另一个则是大家庭及外部社会的世界,在其中他们则无论在家业上还是功业上,都是彻底的失败者。因而可以说,他们夫妇的悲剧标志着他们所代表的本于人性、以夫妇为中心、任情随性的小家庭文化,在大家庭制度及社会秩序下缺乏生存和成长空间的必然命运。

俞平伯:《浮生六记》是“个人才性伸展”的典型

俞平伯(1900~1990)是五四以后第一位向社会推介《浮生六记》并使之流行开来的新文化人。他是沈复的同乡,也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之家,其曾祖父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俞平伯自幼受家学熏陶,既长则上新式学堂,15岁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他在大学期间便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写作新诗文,是早期新文学社团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稍后还有语丝社)的重要成员。19岁毕业后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大学任教,继续新文学活动,后尤以研究《红楼梦》名世。据他回忆,在少年居乡时就曾读过《浮生六记》,但没留下什么印象,1922年他从友人顾颉刚处又偶然重读此书,触发其思想,顿感此书“有迷眩人的魔力”,是“绝妙一篇宣传文字”,遂加以标点整理,并附以年表,以单行本刊行,还先后写了两篇序文(其中一篇先于1922年10月在《文学》上发表),该书1924年由北京朴社首刊后,随即广为流传。

俞平伯将对沈复《浮生六记》的解读归结为“个人才性伸展”这一元素,并把它作为“个性解放”这一新观念的一个对应符号,使沈复夫妇的事例成为他印证批判旧家庭制度摧残个性、建设“完全发展人性”的新家庭观念的一个例证。《浮生六记》被赋予了这样的符号意义,它便脱离了原作者沈复的话语系统,而被纳入俞平伯的新观念系统,因而衍发出了新的义涵。

一方面,沈复夫妇“个人才性伸展”及受大家庭摧残的悲剧,构成了只要打破旧家庭制度,建设使人性完全发展的制度,就会使个性得到解放、人才得以产生、民族焕发活力的因果关系链,这是俞平伯用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话语系统所建构的。另一方面,沈复夫妇的事例还意味着,作为启蒙思潮一个核心概念的“个性解放”,不只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外来物,它还有着本土传统的基因和血缘,只是以往被压抑摧残而不得彰显。

这层喻义是《浮生六记》这一旧籍形式所特有的,也正是俞平伯之所以在提倡个性解放的西说新文如潮而来之中,唯独见到这本不起眼的旧籍而眼前一亮,顿觉其“有迷眩人的魔力”,因而予以标举宣扬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结使然,这使《浮生六记》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西方)的一个环节,使个性解放这一原似来自西方而使中国人总有些隔膜感的外来物,一下子接上了本土传统的血脉,因而具有了深厚的本土生命力和亲切感,这就是这本陈年旧籍之所以在此时经俞平伯之手得以复活并广受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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