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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陈寅恪:历史学家蔡美彪的访谈

2021-01-18 09:52 来源:明清史研究 阅读

蔡美彪

蔡美彪,1928 年生,浙江杭州人。194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7 年以文言撰成《辽史王鼎传正误》,年仅十九。194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重回北大读研究生,1952 年毕业。1953 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

范文澜逝世后,蔡先生主持了后续六卷的写作,又与人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长期从事蒙古、辽、金、元史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著述有:《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 与罗常培合著) 及《八思巴碑刻文物集释》。蔡先生在近代史所耕耘了近一个甲子,退休不退业,八十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前往办公室上班,笔耕不辍。此次访谈的采访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并由其授权发布。特此鸣谢!

问: 汪篯奉命到广州请陈寅恪先生入京这件事,陈先生是否跟别人谈起过?

蔡: 陈寅恪晚年有两个知心朋友,一是吴宓,一是向达。向先生在一次会议吃饭的时候对我说:“汪篯把事情办砸了。我接到陈先生的信,说是‘年逾花甲,乃遭逄蒙之射’。”年过六十,被学生射了一箭。陈寅恪用这个比喻,说明他确实很不满,汪篯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得太厉害了。向达是北大教授,跟汪篯很熟。汪篯回京后,向范老汇报,基本属实,但对自己的责任有些遮掩。

范老同大家研究此事,派一个研究生持函去请陈先生就欠妥,应该“三顾茅庐”才合适。陈寅恪不来,就去请陈垣。陈垣跟范文澜过去是辅仁大学同事,范文澜在辅仁教过书,范文澜亲自到兴化寺街陈垣家里去请,他代表科学院来请,陈垣欣然接受。说陈垣是陈寅恪推荐的,我没这个印象,也许他跟汪篯说过。

现在看来,陈寅恪的话有点过激,但并没有大错,因为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口号本身就不妥。后来胡乔木当社科院院长,就不再提这条,说应该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也还是提“二为”方向。政治是不断变化的,陈寅恪不赞成这条,也很正常。至于说到不要只讲马克思主义,谁都知道,当时中央决定请陈寅恪当所长,绝不是请他来讲马克思主义。请他来就是为了团结各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所以严格说起来,他这两条跟中央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除了筹办历史所,另外就是筹办《历史研究》刊物,要请陈寅恪先生当编委,这次就不再派研究生了,而是通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冯乃超去请,他向陈寅恪解释,党很尊重党外人士,研究所的方针也是百家争鸣,提倡讲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都必须讲马克思主义。

陈寅恪跟冯乃超关系很好,他的夫人后来一直提起“冯校长”。当然,冯乃超很会做工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会做统战工作。所以陈寅恪接受了做编委的邀请,他一次拿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韩愈》、一篇是《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先登了《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第二期登了第二篇,两篇文章照登,一字不改,他很满意。这证明汪篯造成的误会得以消除,疙瘩解开了。

中央进一步提出,请他当政协委员、常委,他也接受了。政协常委的政治性比历史所所长要强,因为是政权机关。后来中央文史馆请他当副馆长,他也接受了,但是他一直没到北京来,没正式就任。

陈寅恪那时已经失明。他有个助手黄萱,我很佩服她。黄萱家很有钱,她全力帮助陈寅恪写书,把自己钱都捐出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开陈寅恪纪念会的时候,黄萱跟我长谈陈寅恪晚年的情况,说陈先生晚年很怀念北京,特别怀念清华园。

问: 这就是说,陈先生未接受历史二所所长没有特别而复杂的原因?

蔡: 他拒绝任所长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不只陈寅恪一人,范文澜也是一个。那时院长是郭沫若,范文澜谢辞了副院长。他说: “我长期在延安,现在希望专心写书,不愿多管行政的事。”当时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个心理,所以陈寅恪不做所长是很自然的,不做所长、不做院长校长的人很多,不只他一个。

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太多议论,近年来忽然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左”派大字报上的攻击,不当所长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是海外右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说陈先生反对共产党。这都不符合事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具体的背景、环境。陈寅恪在政治上是超脱的,他是学者、士大夫,超脱于政治之外。实际上陈寅恪的政治观点还是接近清朝士大夫的观点。陈先生不当所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很满意广东的环境,住得很好,不必北上了。

问: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陈先生是统战的对象,所谓特事特办?

蔡: 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资治通鉴》标点的情况,当时请顾颉刚来北京,毛泽东叫范文澜转告顾颉刚,完全可以按他的观点讲历史。当时中央的方针,对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绝不是要求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

问: 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偏差呢?

蔡: 历史情况往往很复杂,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加以判断。有时候时间隔得太远,不理解当时的情况,光从字面上做简单推理,比如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红卫兵讲的,怎么能够拿来作为依据? 台湾那边一些人没见过陈寅恪,他们的推测更不能作为依据。陈寅恪有时写诗发牢骚,那时候不只陈寅恪,很多共产党员老干部也都有牢骚,因为搞得太“左”了,很多人有意见。

问: 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说刚解放的时候,政策还是很宽容的,到批胡适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蔡: 批胡适是从1954 年开始的。“百家争鸣”这个提法是办《历史研究》杂志时提出来的,这四个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见于郭沫若写的《历史研究》发刊词,后来就变成党的政策了。《历史研究》也批胡适。当时历史学界的情况是这样的,解放以前,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有很多派,其中的胡适一派影响相当大。

也有对胡适一派不满的,比如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是往外国的系统里套。陈寅恪评审冯友兰的哲学史,也是不满有人写中国哲学史照外国套,这实际上是针对胡适。周一良跟我也谈起过,陈先生对胡适不满。我对陈寅恪自称“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是这样理解的,他意思是说,曾国藩太保守了,他比曾国藩要西一点,比张之洞又要中一点。另外国民党统治区还有讲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那就是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在延安解放区的一批历史学家,像范文澜,他底下还有一些人,像尹达、齐燕铭、田家英。

解放之初历史学家的核心是范文澜。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者尽量采取团结的态度,周恩来讲,胡适要不走,我们请他来当图书馆馆长。批判胡适这个事,看来政策上是有一点改变,先是批《红楼梦》,然后批胡适。不管怎么说,这些批判还是在学术性的范围内,跟后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不一样。一些旧史学界的人为了跟胡适划清界限,也写文章表态。实际上胡适派到底是什么? 很难说,胡适一派并没有统治整个学术界,但是这个运动一来,就像思想改造运动一样,把旧史学界的一些人都扫到边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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