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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何以半生株守在光华

2020-12-24 09:01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耕华 阅读

吕思勉(1884-1957)。

吕思勉(1884-1957)

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答问》,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与钱穆合称前辈史学四位大家,又说吕先生的“声光”不如二陈一钱之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半生株守”在上海的光华大学。长期任教于光华大学,是否是声光不显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论。吕先生从教近五十年,在光华大学达25年。光华大学创办于1925年,吕先生于次年入校,1952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也随之进入华师大,可谓与光华大学相始终了。故严先生说吕先生“半生株守”于光华大学,确非虚言。

光华是私立大学,薪金不高,吕先生在光华任教时的薪金,大约初到时是160元,最高时是240元。这与北大、清华或其他国立大学的薪金尚有不小的差距。即使如此,光华也是欠薪或打折。1932年,日军侵入上海,光华延迟开学好几个月。当时光华欠薪甚多,吕先生“实难支持。适安徽大学开办,光华旧同事孔肖云任职其中,该校介之来相延,言明决不欠薪”,于是“向光华辞职,光华相留,改为请假”。吕先生赴安大任职三个月,但“其欠薪亦与光华无异”。到“国难”期间,光华教师的薪金更是打对折支付,吕先生的月薪只支付120元。薪金不高,课时倒不少。光华的历史系,常任在编的教师通常只有四五人。吕先生要任教的课程很多,除了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有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方法论、史籍文选选读、文字学等课程,每周课时达六至八节。之所以絮絮叨叨地写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琐细,无非是想引出一个问题:吕先生何以半生株守在光华大学?

自得其乐

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有一番解释,他说:

抗战前,胡适曾有意邀请吕思勉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被吕思勉拒绝了,依旧留在学界“排不上号”的光华大学。吕先生不去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

黄永年先生是吕先生的学生,他说吕先生不离开光华的理由,应该是可靠而可信的。从语气上看,似乎他曾就此问题询问过吕先生。吕先生对任职学校的要求与常人不同,早年曾任教的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因为被张作霖接管,他便辞职而去。又曾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任教,待遇也都不错,但吕先生认为“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他说光华大学初创时,“气象甚佳”,国文系主任童伯章先生,又是常州府中的同事,“再三相招”,盛情难却。

除了童先生外,光华文学院的同事还有钱基博、蒋维乔、耿淡如等,都是吕先生的好朋友。光华大学虽然在学界“排不上号”,但文学院的这些老先生却并不在乎,授课之余,颇能自得其乐。1948年12月25日,蒋维乔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至任君味知处,光华中国文学系同人聚餐会,会员以能饮者为标准,有吕诚之、耿淡如、沈子元、赵善诒、叶百丰、王乘六诸君,谈饮甚欢,至八时后回家。”任味知,即任侠,江苏吴江人,亦为光华大学教授。到任府处聚餐,还以能饮为标准来邀请与会者,这大概是光华文学院诸位老先生的聚餐特色了。

惮于迁改

关于“半生株守”光华,吕先生自己也有一种解释。1952年,已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吕先生,写有一份《学习总结》,其中有一段,说到“半生枯守”光华的事,他的解释是:

予自问,性最懒惰,因懒惰故,凡事皆立于旁观地位,止于表示赞否而已,不肯身当其任。生平不欲作官,亦不肯加入政党,此亦其大原因。人有问予:在光华二十余年,他校相招者甚多,条件多优于光华,何以终不迁改?其大原因,亦在懒惰,惮于迁改而已。虽切身之事,亦多出以敷衍,得过且过。

说“懒惰”而“惮于迁改”,实在是怕“迁改”而影响他原定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关于这一点,学生方德修有一段回忆说:“先生的渊博学识,还同他一生珍惜时间是分不开的。光华大学还在大西路时,全校师生员工多半在校门外小饭馆中就餐,那时,只要在饭馆中遇到先生,我总见他在边就餐边阅读书报。先生住在教员宿舍,除去上课,从早到晚都在写作,直到晚年也是如此。”因为珍惜时间,所以生活上力求简单,“切身之事,亦多出以敷衍,得过且过”,以免分心旁骛,影响了读书与研究工作。严耕望先生说的学者要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要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吕先生就是一个好榜样。

喜欢私立学校

除了上述二个原因外,吕先生“半生株守”光华大学,还有一个大家不甚注意的原因,我也是多读了吕先生的著述,才慢慢体会到的,那就是吕先生在观念上是喜欢私立学校的。

他说:

社会当过渡时代,往往有新旧二说并行。这二者是有听其并行的必要的。在此情形之下,私立学校,宜代表较新的学说,以与官立的学校相辅相成。这话理论的根据,事实的佐证太多了,一时不能详说。然其理自易明,亦不待详说也。

他又写过一篇《学校与考试》,认为公立学校“不能和社会的进化相应”,而要“提倡私塾和自修”,社会应该给公私立的学校,以相平等的地位。他说:

现在的学校,虽有私立,究以官公立为多,不能不说是政治。——教育本系社会事业。官办的事情,总不免流于形式,即所谓官样文章,不能和社会的进化相应。最新的学说,或不能在学校中提倡,私立学校则无此弊。教育不徒贵有形式,而尤贵有精神。教育的精神,是存乎其人的。先秦诸子、佛学大师、宋元诸儒,皆其好例。此等教育巨子,在官立学校中,格于功令,或不能发挥其所长,在私立学校中则不然。

读了这两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明白,吕先生半生株守私立的光华大学,是想在私立大学提倡、传播新学术、新思想与新观念。提倡怎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呢?我们来看看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中国通史”所用的教科书(即《吕著中国通史》)。教科书中有“族制”一章,吕先生在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家庭制度的变迁之后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这是教科书的论述,再来看看与教科书内容相应的吕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的考试题目:

君所读之中国通史,其作者对于现行的婚姻及家族制度,似抱反对意见,关于此问题,君意以为如何?请直言,各抒己见。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剖析其故。

或谓现在法律,离婚之诉,当定原则上自妻提出者无不许,其说可行否?

教科书中又有一节,论述汉代“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与之相对应的考题是:

翼奉谓汉都长安,其制度已趋奢侈,不足以为治,因欲迁都洛阳,果如其说,则今日之首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而别图营建,甚至各省省会等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而增加其效率欤?试以意言之。

这样的“通史”教学与考试,即便是在民国年代的大学里,恐怕也只有吕先生一人在尝试着。难怪顾颉刚先生说吕先生的这部教科书,是“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两次致书大学行政会

吕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提倡、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他更想把学校当做一个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场,并借此对社会带来一点积极的影响。早先他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发现“此间社会空气顽固太甚”,说“高等师范究为三省最高之学校,弟颇愿散布革新之种子于数十青年之心中,展转流布,必有数人受其影响者”。

进入光华大学的第二、三年,吕先生就二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提出《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希望学校当政者提倡、学生带头,“造成能战之民和充足维持民生之食”。他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处境,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但一朝起衅,军略上必有不能坚守的地方,这些地方“室庐器用,必极简单,俾迁徙便利,即毁之亦所损不多”。当时学校正在扩建学生宿舍,他建议把男生宿舍让给女生居住,而另造的男生宿舍,建筑上土墙茅屋即可,这样一旦战事爆发,这些建筑就不会被敌人利用,放弃也不可惜。他还提议,“将本校学生军,推行校外”。学校“商同军事教练,将普通人初步可学之事,编为课程。由本校学生愿任此事者,担任教练,招近地人民之愿学者学焉”。他呼吁政府“于良民及地方团体之买军火以自卫者,不徒不当禁止之,且当奖励之,辅助之。如是,民间藏械日多,一旦有事,皆国家之用也”。至于学校的“学生军,苟能请得军械者,宜亦勿以自私,当订立规则,与近地愿习之人共之”。(《一个足食足兵的计划》,《小雅》1930年第1期)这两次上行政会书,似乎未为学校当局所采纳。在此之前,类似的计划,也曾向他曾任教的沈阳高师、江苏省立师范等学校提出过,“闻者非斥为不可行,即笑为不能行。”

吕先生第一次《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稍后刊登于《光华大学周刊》1927年第1卷,大约无人响应讨论,遂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十年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延及上海,沪西沦为战区。1937年11月,光华大学的校舍为日寇炮火所焚,广厦千间,夷为平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今日重读吕先生上行政会书所云“玩时愒日,使万事皆隳坏于冥漠之中,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则可以痛哭流涕者也”。不禁感慨系之矣。

吕先生一直认为,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利用理性。人人运用理性,自不可能,但总希望有少数人能运用理性去研究问题,探索改善的方法。这个运用理性研究问题、探索改善方法的责任,应该是由大学担负起来。他又认为学校的教育,不但要施之于学生,也要扩大影响到全社会。“所以古人不大说教育,而多说教化。”而被他视为代表着进步的一方,代表着新学术、新思想的私立大学,更有担负这一使命的责任。吕先生要站在进步的一方,要提倡传播新思想、新观念,那么他半生株守在私立光华大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张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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