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著名的《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苏轼写《赤壁赋》的时候是以一个带罪之身写的，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我们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对象。
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
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比如《定风波》这首词，写自然天气变化，同时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风雨，但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外在的风雨都不足为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乐观地坚守道义和人生的立场。
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苏轼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苏轼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
智慧的观照
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苏轼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的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华严经》里讲站在大千世界的立场来看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又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小中蕴大，以大观小，所以苏轼看庐山的时候可以跳出庐山。
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而佛家有另外一种看法。《楞严经》讲波斯匿王62岁时问佛说，现在我已经62岁了，人生过得真快，一下子我的皮肤都皱了。佛反问他，你看过恒河吗？波斯匿王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看过恒河了。佛问，现在看恒河跟你三岁看恒河有什么不同？波斯匿王回答说，现在的感觉和三岁时看的感觉一样，恒河还是那个恒河。佛说，对了，虽然你由三岁变成老人，但你看到的恒河是不生不灭的，一点没有减少，一点没有增加，还是不变的。可见，对待人生，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人生就是一个永远不生不灭的状态。
《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
苏轼这样的思想是受到了东晋高僧僧肇的论著《肇论》的启发。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说，“东坡水月之喻，盖自《肇论》得之，所谓不迁义也。”《肇论》中说，“不迁，故虽往而常静”，我们以不迁的态度来看，任何事物在变化的时候都是在静态的。如果我们以变化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静态的东西它都是变化的，哪怕我们现在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因为地球在动，我们也在动，就像蚂蚁在磨盘上一样，磨盘在动，蚂蚁实际上也在动。所以，僧肇说“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风其实是一种静态的，江河不断奔流，但实际上是不流的，尘埃在飘的时候也是不动的，日月每天在天上东升西落，实际上并没有循回。由此可见，苏轼的思想是有佛教来源的，这个来源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智慧。
苏轼在写作时提倡一种自由的写作态度，所以他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绝地写出很多生动的比喻。他曾经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对于文人来说，写作都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过程，必然王国就是艺术的必然规律，自然王国是对这种规律完全的突破或驾驭。苏轼这一段话就提到了艺术的自由与规则问题。他说自己的文章写出来就像泉水冒出来一样。灵感的泉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冒出来，形成了小溪之后就涛涛汩汩形成江河。这个水冒出来并不是泛滥，像洪水一样冲毁一切，而是有自己的规则的，即“随物赋形”。水是液体，它的形态取决于装它的器皿。水装在一个圆的罐子里就是圆的，装在方形的箱子里就是方的，水在江河里就随着河道而行，所以水是随物赋形，什么样的事物承受它，水就变成什么样。苏轼的文章也是随物赋形，没有特定的规律，怎么写要看描写的对象是什么，抒发的感情是什么，论述的道理是什么，他根据这些来选择自己书写的方式。
所以苏轼的文章是最自由的，他不仅可以写政论文，写那些哲学论文和史论史评，他也写了很多小品，写生活中的小事。他说“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说该写的时候就写，写完了就停止，如是而已。苏轼提倡的文风就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写作跟自由的心灵有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桎梏，受到压抑，还可以写出这样自由的东西。所以，苏轼给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
会通的艺术
苏轼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的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是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的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苏轼就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他的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
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自己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来看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
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
苏轼还有一句话：“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对于画家来说各种绘画的规律也是相同的，但是后来绘画分了工笔画、水墨画和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画就变得很糟糕了，所以苏轼认为古时的名医不别老少，而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曹不兴是三国时的画家，他的画是“衣不出水”，衣服裹的很紧。而吴道子的画是很有力道，即“吴带当风”。总之，会通各门艺术，在各种艺术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是苏轼的一贯思想。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周裕锴，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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