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
在我有限的了解中，杜键先生是少数真正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之一。
我与杜先生的认识，始于九十年代初，在南戴河的一次外事工作会议期间。会议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除了记得在海里游泳，还记得与杜先生的一番争论：不知怎么谈到了国营企业的改革问题。我的观点是：“大锅饭”的效率低下，这个痼疾在旧机制下是没法充分解决的，奖金只能提升一小部分积极性，只有实行股份制，让管理层拥有一定股份，才能充分提高效率。杜先生不赞成股份制，认为只要用好各类奖金这一杠杆，就能充分提高积极性，其中关键在于评奖机制的改革。争论纯属茶馀饭后的即兴闲聊，虽各执己见，仍然十分开心。这是杜先生第一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第二次给我特别好印象的事，是一九九○年杜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八十年代的美术新潮作了相当客观的评论，呼吁对激进的年轻艺术家要给予爱护。杜先生在美术“八五新潮”期间显然是不赞成全盘西化的艺术倾向的，但在“六·四”之后，却挺身而出，保护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年轻人。这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当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九十年代后期，我积极主张提高北京、杭州两所美院的学费，因为教学成本实在太高，国家补贴极为有限，学院财政拮据。时任中央美院党委书记的丁士中同志为此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核算办学成本，起草报告，请求财政部将学费提高到15000元。正在想方设法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争取的过程中，杜键先生却持不同意见，起而反对，差点让提高学费的议案做不成。杜先生反对的理由是不能让贫困学生进不来。其中，让我再次感受到了杜先生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宁可学校穷一点，也要实现社会平等。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提高学费以后，可以将学费收入的一部分返回用于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现在各高校就是这么做的。意见虽然不一，但杜先生再一次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还有较近的一件事，去年年底学术委员会讨论回顾中央美院的十年发展与学院现状，几位老先生都谈了十年发展的缺点与不足，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其中，杜先生对十年发展的评价是最低的，说“可以打60分”。这与我对十年的评价差距甚大，我自己认为，可以打90分。这么大的差距，我开头颇有些诧异，后来想想，觉得可以理解。其中，除了杜先生长时期在家情况不太了解，信息不对称之外，恐怕与他一贯的办学理念有关。多年来，杜先生在学院的管理与办学方针上，始终坚守育人第一，坚持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坚持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即“优质人性”，而将学科发展、办学规模、国际影响等放在较次要的地位。他由此而觉得现在的办学中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或者是认为在办学方针理念上还需要探讨。朋友归朋友，究竟怎么做才算是把学校办好了，杜先生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愿苟同。
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气质。我对此极为珍视与敬重。
萨义德在《论知识分子》中举出了二十世纪对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种描述，一种以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葛兰西为代表，他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放得很宽，将老师、教士、行政官吏和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都划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而另一种描述，则以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定义为著名：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 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班达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很少，他经常提到的只有苏格拉底、耶稣、斯宾诺莎、伏尔泰等少数几个人。两种界定范围人数相差很多，但基本特质还是一致的，即知识分子是一群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不顾人情世故的俗套、支持与维护形而上的真理与正义的社会永恒标准、反抗权威、保卫弱者、不怕牺牲并远离世俗利益的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几代中国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原型主要来自于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文化阶层。别尔嘉耶夫说：“没有依托，同任何等级生活及传统相决裂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总是迷恋于某些思想，主要是社会思想，并无私地献身于这些思想。他们能够完全为思想而活。”知识分子往往出身富裕家庭，甚至是出身贵族，但却毅然反叛上流社会，为拯救劳苦大众而投身革命，直至遭流放牺牲。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梅托夫，都是大家熟知的典范。杜键先生也是出身名门，父亲是韩国早期著名的革命家。但这一身世几乎不被人知，杜先生从不提起。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没有依托”。切断任何先天的支持与保护，放逐自己，成为无所依傍的独立个体，是知识分子走上孤独的拯救之路的洗礼。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单打独斗，这是与政治家(政客)的极大不同。政治家需要讨好和拉拢、利用民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背后的动力是权利欲。知识分子的目的不是权力，是理性。知识分子只是教育民众、警醒民众，却不利用民众。所以，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最不应该讨好取悦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这类人常常被比喻为“牛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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