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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妮:诗意只发生在即逝的片刻(2)

2012-12-03 11:2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阅读

  “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填充物”

  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写诗似乎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新时期初期,王小妮就以印象主义色彩的诗作引起关注。

  1980年,由《诗刊》在北京主办的首届“青春诗会”,王小妮和徐敬亚作为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参加了该会,后来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舒婷、江河也是该届的诗人。王小妮回忆,当时还和顾城他们“到胡同里吃老汤火烧,偷树上的果子之类的”。

  北大五四文学社、复旦诗社、安徽师大江南诗社、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在当时被看做全国高校的四大诗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正是“赤子心”七人诗社的成员。

  “诗歌在当年的活跃有点像现在很多学生都在听音乐,诗在那个年代只是精神过度贫乏时候的一个填充物。”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上大学那会儿,“逃课也是必须的,有些老师的课实在不可听,迂腐,看书就是了,看书也是一目十行。”

  在丈夫徐敬亚的印象中,王小妮上课时总是埋着头,“把老师絮絮叨叨的声音也深深地埋进桌面……她又回到了某个小村。她说她还是村里那棵玉米,她还是灶里的那堆柴火,她看见山坡上两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用火的方式偷吃年轻的黄豆。”

  王小妮也被看做朦胧诗的代表人物,甚至是朦胧诗少数的“幸存者”。“那批诗人的真正价值在于明知写作的险境,却要坚持写,而这种写作在当时就是担当。”她这样说道。但她并不认为“朦胧诗”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如果强把我划入,也只是晚末期和边缘”。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的写作“只是内心的需求,和别的无关”。

  1985年,从长春电影厂离职,“为了更多的自由”,她和徐敬亚移居深圳。“王小妮从来就不是柔弱的女人。虽然在人群中她从来都是在沉默中倾听,从来不参与人间任何世俗的争夺,但她的思维格外清晰。”徐敬亚如此评价。

  王小妮一直在家写作,她也没想到自己要在大学里当老师。“你能做老师。”2002年时,作家崔卫平在一次聊天中对王小妮说。后者问为什么,崔说,“你能循循善诱。”

  2005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做起了老师。在这些年的写作中,王小妮除了诗歌,还写了随笔集《安放》《一直向北》《倾听与诉说》,游记《中国腹地行》,也写过中短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算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而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穿插着写萧红的《人鸟低飞》也算作传记小说。

  “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女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女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女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女人,一个一生中从未去过理发店的女人。”在徐敬亚眼中,王小妮一直安静写作,躲避着纷争与名利,在家里忙着锅碗瓢盆。王小妮反过来也写徐敬亚,刚到海南不久,她写道,“在台风登陆前/徐敬亚这家伙睡着了。”

  王小妮说:“生活的主体全无诗意,诗意只发生在瞬间,在别人没感觉到什么诗意的瞬间,即逝的片刻。”

  “我的无力感一点不比他们少”

  从2006年开始,王小妮上给学生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了自己和学生的故事,没想到在2012年春也结集成书《上课记》。

  “个人选择不同,有人会把业务时间用在吃饭打牌笼络关系上,有人会愿意接触年轻人,听听他们怎么想怎么看。”王小妮属于后者,在她的书中,和在课堂上或私下里与学生的交流颇多。

  “我读书时的师生也如此,所谓80年代神话有被后来过度演绎的成分。”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是,我接触到几个去台湾交换学习回来的都称赞,‘那边的老师好好啊,亲切,为学生着想、不随便搪塞。’”

  王小妮很少“批评”学生,“相信时间和本能会指引他们找到自己的路,在20岁这种多变的年龄,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批评,而是倾听、理解和信任。这是我坚信的态度。”

  在《上课记》成为畅销书后,有外校的同学来旁听课程,借住在老乡的宿舍里。有同学提出意见“怎么没把我写进去啊”,也有的同学觉得把自己给写得不好了或者太好了。

  “本来,印在书上的只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可惜,人们经常会误以为印出来就是正确的,这个观念跟上了教科书就无比正确的老观念有关吧?”王小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听到意见之后,她还是赶紧去翻书,考究用词是否恰当,“本意不想伤害任何一个学生。即使他们有不合适的言行,也完全有机会和时间去自我发现和修正,他们还年轻。”

  最初几年的开学,王小妮还会统计一下来自农村的学生,“从2009年开始,已经不再询问学生是否来自底层,这会伤一些学生的自尊心。”

  王小妮将学生们看做“青年知识分子”,“我想提醒他们应该更有责任感和担当。”在王小妮的写作课上,她拒绝“好词佳句”,坚持让学生们写细节;同时每次课堂上还要讨论当下发生的社会时事新闻,“他们不能脱离现实读死书了”。

  “前一本《上课记》是从自然记录到有意识写作的自然状态,不喜欢做再加工。现在已经清楚要怎么写,和学生的接触也更深,心情多因倾听而变得很波动。我的无力感一点不比他们少。”王小妮说,自己正在创作第二部《上课记》。

  在《上课记》里,王小妮也选取了自己学生的文章,包括她多次提到的学生余青娥,但是“她写那么好、那么踏实的文字,对她个人的求职没有什么帮助。”王小妮说。

  (本刊记者/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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