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种惊诧是没有必要的，时代的力量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变好就是变坏，其实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在工作与生活，在中国像我这样的诗人也不少，不过好像我这一情况被大家关注到了。想一想在国外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做着保险公司职员，但写出了不朽的作品。其实身份搅拌和身份混搭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相对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或者不工作而在家专事写作的职业写作人，才具有身份搅拌和身份混搭的特性。顺着这样的逻辑，“质疑”是不是对我诗人身份的“纯粹”有所抵消就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可以抵消的，也不可能抵消。一是我本人抵抗能力与消化能力较强，我能抵抗，我能消解。一是我认为没有真正的“纯粹”。
如果针对你的提问“你压根就没有想过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我的正面解答是我想做个纯粹的诗人，这样想的原因是，我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写作与思考，而不被其它事务打断。另外，我认为我现在的写作状态是纯粹的，没有其它写作之外的目的。顺便说一下，我的每一首诗没有任何要攻击现实中的人的想法，当有人认为我的哪首诗是写到了他或她，那纯粹是误会，发生了这种情况后，我反而会检查一下，这首诗是否会让人多想或误读，如果这首诗会有，我就会改一下才贴出来。但贴出来后我就不会改动了，这是我的习惯。同时我想强调，如果一首诗去攻击谁或影射谁，那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诗了，那只是世俗意义上的小把戏，我认为那样就弄脏了诗了。这也是我对“纯粹诗人”的另类解答吧。
问：2002至2004年，你的诗歌写作中断了三年，这是为什么？这三年你做了些什么？
答：想写小说了，我认为我原来的诗歌写作有问题，想与诗歌现场保持距离，想找到一个新的诗歌写作方向。写得不满意，还不如放下不写，等一等，抱着这样的想法停了三年诗歌写作，是主动中断的。
但我没有偷懒，那三年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读了上百部长篇，把小说的课补了补吧，快马加了鞭的，跑的很急。
问：我手头有一本余虹主编的《立场》第2辑，2008年1月出版，余虹的名字上已经打上了方框，应该说，离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的那一跳并不远。后来我读到过你的一首悼诗，“那一年我与你在武汉相识，黑皮本《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与你启蒙了我的青春，火一样激烈的青春......”，“第一次见你，我就叫你老师，而你说我们是兄弟......”，余虹的死，对你个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启蒙”了“青春”，这话又怎么讲？谈谈对余虹的初次印象吧。
答：余虹的死，对我个人来讲意味着一个好兄长从世上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这是一件很悲痛的事。同时，他之死，让我怀疑这个时代，这个物质的时代出了错，精神被边缘化了。人越来越空洞了，“80年代精神”对我个人来说死了，人文的、情怀的力量越来越无力了，我们面前更强大的是物质的与技术的革命。80年代纯粹的爱与恨没有了，真的死了。剩下的是悲伤。
“海德格尔与你启蒙了我的青春，火一样激烈的青春”，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也是一个青春的时代，启蒙与青春是时代的主题，我身在其中“火一样激烈”。青春期诗人都是感性的，但余虹是兄长，是思想上的先行者， 他理所当然肩负起了对我们思想的启蒙。他对我们的启蒙一是以他的思辨色彩极浓的语言，在我们的沙龙上，他是中心。一是他的著作黑皮本《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等。如果说少年时期，我大哥以他的两书架西方哲学书启蒙了我，那余虹就是在青年时期对我的定型有直接影响的朋友之一。
我对余虹的初次印象是他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很迷人，是个有思想的人，很干净，骑在自行车上，但头发过早就露出了前额，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智者。并且他与我们能够交朋友，他比我大十一岁，但是我们没有把他看得大这么多，好像他就是家中的长兄一样。
问：曾经长发的你，师爷的你.....哪个你更接近于真实的你呢？
答：长发的我与ＩＴ的我，都是真实的我。只是不同的生活状态。长发时更自由，更理想化，有很多梦想，ＩＴ的我更社会化，更企业化，对财富有了重新的认识。ＩＴ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如何做一个大公司的管理，如何与政府、外企合作，如何与公检法打交道，如何对付社会上的小人与烂人，如何处理法律与财务问题等等，这都是我最真实的状态。
问：你一生中（至今）有没有做过一些后悔的事？
答：当然有，每个人都会有。我想神仙与皇帝都会有后悔的事。比如年少时我把生活想像的太美好，把一个朋友想像得太完美了，其实不是的。我父母教导我每天要反思，要把一天的罪过都在内心忏悔。当然也不是每天都会犯罪，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罪。只是大家没有发现罢了。
【诗歌与观点】
问：您个人认为，IT和诗歌有何异同？几年前，网上就有人提到“IT诗人”，“IT诗歌”，有一个叫代腾飞的，据说还号称“中国当代第一IT诗人”，他出了一本书号称中国第一本“IT诗集”。对于这样的命名，你怎么看待？你最希望别人认可你的什么角色？诗人、小说家、IT人或其它的什么？
答：在我眼里，ＩＴ是一场技术革命，是财富革命。诗歌则是纯粹的理想与生活的习惯。两都都构成了我的生活。我不认为“IT诗人”，“IT诗歌”有什么意义，相反这样的叫法很没意思。完全以其职业或写作题材来指代一个写作人，是有问题的。那方兴东应是“博客诗人”？卡夫卡则是“保险作家”？
我并不希望别人非要认可我什么角色。诗人、小说家、ＩＴ人（曾经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导演等等，都是我。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往往要服从于内心。我的内心是一个有一些佛教徒或基督徒倾向的人。所以，我是一个有平民思想，认同民粹主义的略显无为状态的人。我没有过多的世俗欲望（曾经世俗过），我把我的角色看得并不重要，我们都很渺小，活在世上做过一些事而已。
问：美国诗人梅丹理曾经读唐诗、背唐诗，诱发了他写诗。庞德也是，一直到斯奈德，美国现代诗走过一个受惠于中国诗养分的大循环，许多人成为世界著名的诗人。中国却有不少一味西化的新锐诗人，这一点非常令人沉思。有人将中国现代文学称为西方文明这个大海盗对中国传统文化强行亲和之后的私生子，还有人一口认定那些啃西方大师西方邪恶的文学奴才和假诗人都是汉奸。你曾宣称不甘作一个“西方大师养大的汉语奴才诗人”，这就是你做“诗人”的精神指向？你如何看待那些汉语转化过来的外国诗？
答：是的。你说的太对啦。我立志做一个中国诗人，而不是西化的诗人，我不认为西化的诗人有什么优越。但汉奸一词不准确，并且有损人格，建议以后不要用在这些诗人身上，不妥。向西方学习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过程，是必须要走的路。但诗歌如果完全西化了，那只能说明我们很无能。西风压倒东风。那类西化的诗读起来很没劲，违反了中国诗歌的本质，成了另一类陌生的、伤害汉语言的诗歌，让人怀疑那种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中国古诗博大精深，把中国人的性情与中国的历史写透了，梅丹理、庞德这类外国诗人太聪明了，我很佩服他们。
那些汉语转化过来的外国诗，当然不能不读。因为这是我们不直接读外国诗的人学习外国诗的惟一渠道。但翻译人的诗歌素养制约了外国诗的质量，转化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一个致命的难题。这种工作只有翻译者本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试着做过这样的事，但发现力不从心，一片混乱，不是外语水平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转化不值得信任，一个无头案，放在那里吧。
问：“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诗人荷尔德林在步入诗人生涯之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德国艺术家、诗人舒尔德似乎一直也在寻找他的故乡。我发现近年来你的这种寻亲倾向越来越浓，要么追寻夏日里故乡的芭蕉，要么与儿时的丘山说话，难道你也是像舒尔德那样在他太太的故乡四川大邑发现一种新奇而绿色的“新天地”（他视大邑为故乡，并称中国红土地上长出的绿色蔬菜为“红绿灯区”）？
答：还乡是一个哲学命题，诗人当然不能绕开。如果人到中年还没有写还乡诗，我就认为这个人还沉浸在现代都市里不能自拔。对物质生活的厌倦，对语言技术的不信任，对生活源头的渴望，导致了我写下了大量的还乡诗。我们都是故乡的浪子，流浪了二十多年了，该回头了，该还乡了。至于你提到的舒尔德那样的“新天地”，我还没有遇到。但荷尔德林的还乡诗我相当迷恋，从我青少年时代开始转型时，就喜欢老荷尔德林的还乡气质，现在我可以把他看作还乡之父。
问：“人世的姻缘与光阴﹨像屋外池塘里的水﹨杨柳与鸭子弯着头﹨而池水像死去的人﹨承受着和尚的敲打﹨灵柩停在孝子心中﹨明镜一样的人世情﹨随着月亮升上夜空”，这是你《灵柩》里的诗句。就我而言，我不太喜欢在诗歌中大量或连续地用比喻句，或至少避免用类似于“......好像......”、“......似乎......”的句式，你好像并不注重这些，那么在你的诗歌里，最注重什么？
答：你指出的问题我早就认识到了，这类句式源自我少年时的写作，我不注重这类落俗的词语或句式，我甚至对经典化写作抱着警惕的态度，此前我有过两年小说化的看似泥沙俱下的诗歌写作，但回过头看，那样的诗歌写作是真实的，对越来越程序化的中国诗歌是有价值的。但不能说我那种句式就好，只是我不刻意反对与回避。
我在诗歌里一直注重情怀与力量的呈现，注重整体的陌生化处理，包括题材的陌生化，其实我的语言并不传统，意像也是不断在变。但愿我在死前能贡献出一点点我个人的对中国汉语言诗歌独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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