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拉家渡 ：南方周末记者、编辑。
答——臧棣：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1964年生，1983年进入北大同时开始诗歌写作，1985年获北大文学博士并留教北大中文系，现为中文系副教授。
问：北大未名湖诗会（诗歌节）20年，刚好是你的诗歌年龄。有没想到这种重合对你个人的意义？
臧：还真没有想过。你如果不提醒，我还真没有觉察到我和诗歌的关系已经有20年了。
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我多少感到惭愧，虽然在诗歌写作上我很有想法，但我还没有写出我最想写的诗。我觉得我至少还能再写两个20年。很多同代人的写作冲动都不象以前那么强烈了，但我写诗的冲动依然很旺盛。
问：你是每年都参加北大诗会吗？你毕业后是否轻视过这样一个校园活动？
臧：每年都参加吧。因为我参加的诗歌朗诵会非常有限。诗歌朗诵，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对于诗歌的阅读活动。有些好诗，经不起朗读。但也有些诗，经过朗读比它在默读状态时给人的触动要深入得多。我在自己读诗，也经常会有意识地出声阅读。我从未有过轻视北大诗会的念头。北大的未名湖朗诵会，从80年代中期起，就向各界诗人敞开了它的门户。我记得我担任五四文学社社长时，筹划朗诵会就请了很多校外的诗人。90年代以后，朗诵会的安排基本上沿袭了这样的模式：参加诗歌朗诵的人员，一半是校外的诗人，一半是在校的学生。我想，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目标应该让它成为北京最好的诗歌聚会的场所。
问：当我们说到北大传统，诗歌传统俨然是其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你认为北大的诗歌传统到底是什么？
臧：北大诗歌的确有自己的传统。但是，以我的观察，这个传统不是写作程式上的传统，或是写作风格上的传统。北大出身的诗人，像海子、西川、骆一禾、陶宁、白玄、清平、西渡、麦芒、蔡恒平、徐永、戈麦、林东威、李保军、田晓菲、雷格、橡子、孙承斌、熊挺、周伟驰、胡续冬、姜涛、冷霜、冯永锋、周瓒、陈均、王璞、曹疏影等，他们具体的写作倾向差别很大，但都在某种程度上和一种北大的诗歌氛围有关。诗人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如果这种交往能发展成艺术上的交流，就更难得了。我以为，身在北大，如果有凑巧喜欢诗歌的话，北大的诗歌氛围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把这种交流看得比某种写作风格的特征要重。还有一个传统，也值得一提，就是对于诗歌问题，北大出身的诗人很少说蠢话。
问：在更多的人强调贴近肉感、民间和口语时，你说出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你如何看待学院与诗歌、知识与诗歌的重要关系？
臧：从审美的角度，我很看中肉感和口语。事实上，好的现代诗人都不鄙薄它们。瓦雷里说，现代诗歌的任务就是要发明一个新的感官。马拉美的想法也差不多，他认为诗歌有必要充分依赖“抽象的肉感”。奥登的诗歌也注重风格意义上的肉感。新诗历史上，穆旦等人努力的目标之一也是要为新诗增加“肉感”。所以，肉感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它其实是指感受力的丰盈与充沛。令我感到滑稽的是，现在的一些诗人把它等同于肉欲，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自己对诗歌的要求。从诗歌的起源上看，你就会明白诗歌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和世界、神灵沟通的知识而被发明出来的。它最早的场所是原始巫术的仪式。
自上古时代起，它就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一种知识，一种几乎神秘的知识。它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类型中最开放的、最富于探索精神、最灵敏的知识。它是关于心灵的知识。学院不是诗歌的对立面。而且，我注意到，对于当代诗歌，学院是最认真阅读和阐释它的场所。也不妨说，学院是当代诗歌能为自己找到的最好的读者之一。
问：目前国内许多重要诗人都加入到北大诗会中来，这是否对北大诗歌有积极的作用？
臧：似乎不能说“加入”吧。他们只是出席了北大诗会。应该有积极的作用吧。至少可以促使在校的喜爱诗歌的学生扩大他们的眼界。但我对“北大诗歌”的提法有保留，我认为它不存在。
问：朱大可先生在对诗歌现状长期沉默后第一次发表他的看法，即称赞你的诗歌“维护了读者的尊严”，这话你怎么理解？
臧：我很钦佩朱大可的批评才能。他真的这样说过吗？如果朱大可真的这样说了，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的部分诗歌还不至于让他这样的诗歌的读者太失望。
问：北大近年博士诗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会对诗歌本身有什么影响？
臧：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认识的一些诗人，像周瓒、周伟驰、胡续冬、姜涛、冷霜、陈均、钱文亮等，都可以归入你说的“博士诗人”，也许还包括我自己吧，这些人在讨论诗歌时都显示出了良好的素养和宽阔的视野，他们一点也不僵化，能接受新事物，对尝试新的诗歌实践充满了热情。我以为有这样一些人存在，对中国诗歌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问：王璞在图书馆发现一本阿什伯利外文版诗选，上面有冷霜等诗人的学号，后来冷霜也说到北大的几代诗人都从图书馆借阅过同一本诗集。北大诗人是否有他们共同的一个知识谱系？是什么呢？
臧：那是阿什伯利的第一本诗选。我也借过。由于北大的诗歌气氛，一部分情趣相投的人经常交流他们对其他诗人的阅读，某种程度上，表面上会显示出一种倾向性。但具体到每个诗人，他们的各自阅读的范围和重心，我想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问：有人指责北大诗人的圈子化很严重，造成这种隔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臧：这应该说是一种误解。北大如果有一个诗歌圈子的话，那么，我想它也是我知道的大学诗歌圈子中最开放的、最少挑衅性的。另外，也不要一提诗歌圈子，就反感。任何艺术创造活动，其实，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圈子。超现实主义团体是这样，垮掉一代的诗人也是这样。由于诗歌在我们的历史情境中属于弱势文化，它需要自己特定的小团体来推广它的审美理念和艺术理想。所以，我不把诗歌圈子想得有多么严重。
问：现在大家说到诗歌，很容易重提白衣飘飘的八十年代。请你回忆并比较一下，在北大，最好的诗歌时代是什么时候？
臧：从影响力来说，80年代的诗歌文化的确令人羡慕。比如，那时的诗歌朗诵会，参加的人数都在两三千人以上。诗歌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但90年代以后，北大的诗歌也很有活力。像胡续冬等人发起的“偏移”团体，就有力地推动了北大的诗歌发展。最好的诗歌时代，如果有的话，应该说是目前吧。
原载2002年4月18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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