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改革方向在哪里？

新世纪以来，学术期刊的改革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块一向沉寂的公益性事业园地，也初显一种“与时俱进”的气象。虽说这些改革并不像教育、卫生领域那样自上而下直接由政府的政策担纲起主导的作用，而是基本上由各家各刊自发创设，自我探索，没有统一的政策依据，但是一刊尝试，众刊效法；一点突破，全线跟进，其声势也不可小瞧，其作用更是撬动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固有格局，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问题也跟随而来，这些改革举措大多简单地搬用西方学术期刊的成功做法，而对这些做法背后所包含的期刊理念理解不深，拿来就用，只重表层的操作，其负面影响便非常突出。这尤其表现在当前被称为学术期刊“三把火”的出版补偿制度、匿名审稿制度与学术期刊评价制度的推行中。

    所谓出版补偿制度，说白了就是刊物向作者收取版面费。这是学术期刊在实行登记制时的一种辅助制度，便于一些专业性强、发行范围小的刊物的生存。这种保护性措施与登记制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我们的学术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即只有经过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同意，刊物才能出版。这意味着学术期刊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传媒，而且还是一种行政权力资源，而版面费所买到的正是这种行政权力！因此，在审批制下，版面费的推行其实质便是钱、权交易，它使“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学”的官场潜规则大举入侵学术领域，而审批制所提供的行政权力又保护了这种侵入，双方一旦形成恶性循环，中国学术将遭受严重的损害。当前，许多刊物已经从羞羞答答的“收取”，一变而为公开的出卖。版面费已经成为一些刊物主要的生财之道。为了使刊物的效益最大化，刊物的老总们一方面扩大开本，增加印张，甚或缩短出版周期（双月刊改为月刊，月刊改为半月刊）；另一方面又尽量压缩文章的篇幅。新世纪中国学术期刊的一大奇观便是刊物越来越“厚重”，而文章却越来越“轻灵”。操纵这一切的背后，正是版面费这只无形的手！不仅如此，版面费也使一些缺乏定力的老总陷入无法自拔的腐败深渊——人们很难知道这些公开收取的钱款，有多少又暗中流向了少数人的腰包。如果审计部门将期刊列入明年的审计名单，相信其结果一定会为上述结论提供有力的证据。

    匿名审稿制度是近年来学术期刊改革的又一尝试。它要求审稿者与被审稿件都隐去姓名以及一切与稿件内容无关的信息，排除干扰，确保审稿的公正、公平以及审稿者的自由、自主。这一制度保护了学术创新，体现出学术平等的现代期刊理念。它对今天以名论稿、以权论稿、以情论稿以及以钱论稿的学术不端行为将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匿名审稿制度的真正关键不在“匿名”，而在“审稿”，“匿名”仅仅是“审稿”的一种手段，它的实质是把判稿的权力交给真正处在学术前沿领域的专家。这对今天学术期刊所实行的行政问责制运行模式无疑是一次深层次的改革。坦率地说，对这样的改革，期刊的老总们不曾预料，从而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大家虽然纷纷在刊物最醒目之处告示：“本刊实行严格的匿名审稿制度”，以为这样就可以提升刊物自身的现代品位，但对它所触及的期刊体制的深层变革却一片茫然。于是匿名审稿就只剩下在“匿名”上做文章，至于专家审稿，只能“意思意思”。因为匿名审稿所要求的“处在学术前沿领域的专家”是指与稿件的研究领域完全一致的专家，这意味着即使是专家，甚至是名家，但对稿件所涉领域的现状并不了解，仍然不能胜任匿名审稿。由于现代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分支越来越多，即使处在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是隔科如隔山。比如，同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屈原专家，就不一定了解李白、杜甫研究的现状。而专家一旦离开他从事的专业，就不是专家。这种严格的专家意识，只有当学术期刊编辑部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机构时才能充分地认识，并且严格地贯彻。而今天的现状恐怕离这一要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所谓的学术期刊的评价制度并不是指哪个权威部门颁布统一的评价指标，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而是几家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根据不同的标准定期对全国学术期刊的各种数据进行排名，并在传媒上公布。比如社会科学系统全国核心期刊的发布单位就有三家：北大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依据这三家，全国各高校、社科院又有各自订立的核心期刊体系；而对文章转载量的排名，则有人大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等。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种排名形式已经成为了当前中国学术期刊最主要的评价指标。是否进入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是否在转载量的排行榜上占一席之地，直接关系到刊物的等级、地位；这种指标甚至也成为衡定学术成果高低的标杆。比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其身价就高于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博士生就被一些部门要求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因此这种排名对学术期刊，乃至整个学术领域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这些排名不但标准互不相同、准入门槛高低不等，而且其中的许多标准还明显地缺乏科学依据。比如转载量的排名，这个“量”就是一个极不确定的标准。谁都知道，对于同等水准的刊物而言，刊物容量越大，发稿篇数越多，转载量自然也越大。于是这种“量”的排名还有什么实际意义？除此之外，“转载”也是一个变数。转载、文摘类的期刊，本身也是期刊，是一种用转载与文摘的方法对学术期刊作信息汇总与采编的期刊。因此，与一般期刊没有什么不同，它的定位是信息传播而不是学术评价。事实上，这些期刊的人员结构与工作流程，也都是从信息传播而不是学术评价的要求来设定的。把“转载”当作一种学术评价而不是信息的传播形式，这是人们多年来的误解，是一个虚假的学术指标。但是今天在这个虚假指标的逼迫下，刊物的老总们把“转载”当作用稿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等而下之者更是出入于各家转载类期刊之间，施展各种“自选动作”，从而使转载量迅速提升。从纯正的学术角度看，这当然也是对转载量排名的解构，它从另一方面警示人们：虚假的学术指标只能鼓励大量非学术因素犹如蓬蒿般地滋生。同样的道理，核心期刊、来源期刊也是虚假的学术指标，它们原本都是文献计量学的概念，其本义“不是对期刊质量的评价，而是对学科领域论文分布规律的揭示”（见叶继元、朱强：《论文评价与期刊评价》，《学术界》2001.3）。

    综上所述，学术期刊的改革确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学术期刊都不应忘记自己姓“学”，一切改革都必须朝着更加学术化、规范化的方向行进。回到自身，这正是学术期刊当代理念的核心所在。以此为准绳，对上述各项举措当有加以反省、检讨的必要：出版补偿制度应该缓行，而版面买卖必须立即制止；匿名审稿制度应该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地实施；而现有的学术期刊的评价制度应该调整，无谓的排名应该废除，核心期刊的评选也应该回到它们本原文献计量的位置，对其虚假拥有的评价功能实施剥离手术，代之以一套真正符合中国学术期刊自身特点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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