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游客离开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着大眼镜的满族人溥杰引导我缓步走向午门，门卫微笑着招呼我们进去。夜幕渐渐笼罩紫禁城，溥杰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门。
“我曾经因为穿着佩有黄色饰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杰边说边领我走上一条壮观的深红色皇家大道。“在这儿，”他比画说，“哥哥曾和我学骑自行车。”然后，他指向另一个方向，告诉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师从著名的苏格兰老师庄士敦学习英语。
在我跟中国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这是一个无法忘却的瞬间：拍摄这样一个满族人的机会绝无仅有，溥杰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北京故宫这块天子的尘世领域，曾是他们短暂居住过的家。
我在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出生于香港，当时它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并没有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将刚学会走路的我送回祖国大陆。我关于“玩”的最早记忆是参加“除四害”运动，为的是将食物链上的敌人赶出这个国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苍蝇，后来认识到麻雀吃害虫，不是害鸟，所以就改成了臭虫。）《人民日报》1958年4月19日的报道说，300万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时间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个全民荒唐的时代，有人指出4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配给口粮。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业——被我以无比热情奋力消灭的满满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苍蝇，以及逮住的几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现”一栏的成绩很少会超过“丙”。母亲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尽管她的阶级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后代。许多中国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错误”成分的人受到了多么巨大的冲击。
“除四害”运动转移了人们对全国食品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的注意。我的同学主要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后代。尽管被他们视为“阶级”异类，我仍然参加了那场狂热的“大跃进”。就在那时，我目睹了“大跃进”政策所带来的普遍营养不良的恶果：饥饿不只存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当中，它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与我一起玩耍的邻家小孩由于缺乏基本的营养而四肢浮肿。浮肿的情形也发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邻居身上，他们在1954年的全民国有化浪潮中占据了原本是我们家私产的庭院。（我们家族的财产包括母亲出嫁时外祖母给她作嫁妆的房子。）有一次社区杀了一头猪，我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配给的20克猪油，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已经一目了然。随着情势更加恶化，父亲安排我回到了香港。当时中国正处于3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据称有许多人饿死。回到香港后，我学习了英语和粤语。暑假里，父亲教我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闻稿翻译为中文。
1970年，我离开香港赴美留学，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主修政治科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摄影课。这一学期成就了我以后的生活：毕业后，我追随米利，在《生活》杂志做起了实习生。我在恰当的时间被放到了恰当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为《时代》（Time）杂志北京首个办事处的一员，成为《时代》在中国的第一位常驻北京的外籍摄影记者。
其实在那之前，我作为职业摄影记者与中国的接触就已经在震惊中开始。1976年的大地震将唐山摧毁，就连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传过来的时侯，我正在欧洲拍摄在里斯本作竞选巡回演说的葡萄牙共产党候选人。随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传来，我前往西班牙拍摄社会党候选人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ippe Gonzalez）。当时他正领导学生集会，要求结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时代。接着在巴黎，我计划拍摄法国总理雷蒙·巴尔（Ragmond Barre），却在离开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从当日《费加罗报》（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泽东已经离世，就联系了在纽约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为我搞到了一份为《时代》杂志拍摄毛泽东葬礼的委任状。但我进入中国后却滞留在了广州，于是我开始拍摄沉浸在哀悼中的广州市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将要从这里开始拍摄“毛以后的中国”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联社。1980年，美联社北京分社由传奇人物约翰·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领导。罗德里克是美联社资深的首席记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1971年，他被指派报道美国乒乓球队对中国的访问——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为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中国的里程碑式的访问铺平了道路。后来，周恩来告诉罗德里克：“你打开了大门。”
很自然地，当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时，美联社便委派罗德里克从东京前往北京，重建新闻分社。在罗德里克的游说下，我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我在北京度过了难忘的五年时间，后来又成为驻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的记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矶的新任命，带着我的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旧机场，我的司机小张对我说“再见”，那是一次让人感动的告别。小张是一个大个子，有些腼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话逗乐。他由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委派到美联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机。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断在外奔波，随时准备奔赴新的消息来源进行拍摄，因此他几乎成了我的专职司机，长期伴我左右。我们通过西单电报大楼把每张照片归档，将做好说明的照片送往邮电部办公室，并由无线电传往东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联社分社才获准使用自备的图片传送机将新的图片直接传送到东京和纽约。1981年，中国许多军工厂被解散，工人们制造的产品被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购买了一辆带挎斗的国产三轮摩托车，它的原型是德国的宝马，后来通过东德和苏联进入中国。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小张替我找来一位驾驶老师。可惜的是，在尝试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弃，我终于明白我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由公安系统签发的车子执照：他们只给汽车发黑牌，不办理摩托车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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