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郭沫若对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诸人的批判就不错吗？当然错，但这种错误并不全是郭沫若的错误，而是“时代大势”下的必然结果。正是那个国共生死抉择的最紧要的历史时刻“把握着”郭沫若的手，写下了讨伐“反动文艺”的战斗檄文。萧乾在提到1956年反右前和1966年文革时，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双无形的巨手。1956年，他对他自己恢复写作感到兴奋，可是“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把知识分子往外推，尤其推那些吃过面包的”。到了1966年，“一只更大更粗暴的手，索性把整个知识界一个不剩地推出去了”。(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第313-314页)其实，1948年批判他的郭沫若不也是在这只“无形的巨手”把握中吗？
“文革”后，常有人对萧乾悄悄表示，“五七年我对你欠了债”时，萧乾一律回答说，“怪不得你”(萧乾，傅光明：《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第308页)。萧乾这话是对的，的确，这种“欠债”是历史的欠债，身在其中的个人是不能逃脱时代的左右的。生物学家沈善炯院士后来在谈到他在“文革”中不可避免的不幸遭遇时说，“不论是害人的还是被害的，其实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熊卫民：《科学界的“牛棚杂忆”——听沈善炯院士回忆往事》，《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6日，第7版)以此而言，郭沫若何尝不是历史的受害者？回溯历史，臧否人物，也许不宜过于着重于个人道德，以私人恩怨来解释一切，以免遮蔽了对历史、对制度的真正反思。当事人对某些事不可能不耿耿于怀，但对后人而言，回溯历史，终究还是为了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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