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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海外撰述中的文化自觉

2012-09-28 13: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杨清媚 阅读

  费孝通先生曾谈到,在1940年代艰难的抗战时期他靠写作谋生,曾写过三本海外游记式的小册子,畅销一时,得了不少家用补贴;而这一时期因拼命写作竟使自己成为著名作家。

  当时像费先生一样颠沛流离乃是知识分子的普遍境况,他们一方面固然因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是老习惯使然,经常一路跑警报还一路写东西,无形中推动了1930~1940年代行旅札记的繁荣。知名者如风行国内的《旅行杂志》,由原《申报》编辑赵君豪担任主编,撰稿者中不乏知识界名流。然而无论被动或主动,到欧美西方国家和到国内边疆地带的旅行在他们笔下总有天壤之别,似乎各自占据着文野之别的两端,而过去自居文明正统的华夏在其中位置尴尬。这种心态上的落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为明显,到了60年后中国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途中写作《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继承这一心史,看西方的眼光便总免不了在中西之间徘徊纠结。

  费孝通的这三本海外札记——《初访美国》(1943)、《重访英伦》(1946)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自然也带着这种矛盾心情来书写中西比较。

  1943年,他在北美西岸登陆,一路向东,从华盛顿到新泽西再到纽约,一时间曼哈顿现代大都市的锐气逼面而来,越发勾起心底对老城苏州的怀念,怀念那种由绸长衫、缎子鞋和茶馆里的散懒衬托的文人气质,还有黑瓦白墙宅院里影影绰绰的鬼。他说自己感觉像是小时候看西洋景,又像是在读《镜花缘》。本来,“西洋景”与“镜花缘”,前者是形容走走看看,后者是形容写写画画,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对欧美西方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其中的深意,是想去探索当下世界这个“多元一体”格局中,构成多元的诸种文化和群体之间如何相互理解——这也是后来他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应有的题中之意。

  令费孝通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无一不是文化的混合体。他访美时的接待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汉学家、政府顾问专家费正清教授及其妻子费慰梅女士。刚到他们家,费孝通便被“雷”了一下,客厅里挂着一轴清朝官员画像,不知是中国谁家的祖宗遗像被拿来这儿做装饰用了。虽然他知道这种怪异的文化拼接多少包含一种异文化的猎奇心理,但是他不满足于这些表面了解,还想对美国文化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而美国学界大概只知道他的江村研究,便以为他有兴趣和另一位研究日本农村的美国人类学家交流,结果他很不高兴被当作农村研究专家,一见那人的面就说,我得先去认识美国才谈得文化合作的正经事,今天你得带我去认认美国。他们去一家中餐馆吃饭看表演,费孝通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四周观察,连菜谱也能琢磨半天。所谓的中餐馆其实不中不西,就是个大杂烩,他惊叹:“就在这一刹那,这一角,多少不同来源的文化横奔齐集,斐然杂陈,似乎全忘了这是中国欧仆、东土刺绣、西班牙舞蹈,古巴歌声,爵士音乐,南欧面目。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全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种新的文化!”全球化在费孝通眼中意味着不同文化的混合,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费正清客厅的那幅画背后,有一个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400多年的历史。这片大陆先后来过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华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还没有到出现国家制度的地步,西班牙人干的是海盗劫掠的营生,真正定居在这里的移民是华人和欧洲的英法移民。华人移民在新世界中求生活,并不像南洋华侨那样移植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地确立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费孝通说,美洲的文化基础不是原原本本从欧洲移植来的,而是打破了原来不同的文化势力又将其混合的产物,使“科学”与“民主”有了试验场。无论是帝制中国还是英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早已停止了其文明扩张的历史,费孝通认为,这是文化成年所致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然而这种“停滞”却不是命定要死亡。他内心相信,人类历史的朝向,终究要从农业时代的成熟中脱壳而出,走向工业时代,美国的工业文化发展了百来年已经走向成年,而中国还有机会长出新的文化嫩枝来。美国人和中国人在他眼中最大的不同,便是美国人把历史放在自己身后,历史是死的,与当下世界阴阳两隔,因而他说美国是无鬼的世界;中国人的心里则装着祖先,历史感是绵延的,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与鬼同在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相当美好的部分。他认为,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的美国,犹如单车的两个轮子,中间支撑的三角杆是基督精神,而中国最缺的、最难得的就是这样的三角杆——没有这样的宗教,那么至少能保留对鬼的依恋,在他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伦理。

  游历了美国之后再到英国,费孝通把目光集中在它的精英阶层。

  作为迟暮帝国的脊梁,英国知识分子包括旧贵族和资产阶级新贵,既互相角力又互相支持,诸如上下议会的辩论、保守党和工党的攻守都存着斗争和某种默契。在城里的大商人或绅士愿意在乡下经营并不赚钱的大农场,其目的不纯粹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心。不过,乡村并不是英国社会的主体,而是城市的后花园。这样无论从朝廷到乡野,英国知识分子都充分发挥着社会中间人的功能。在他们对现代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设计中,英国议会内阁制和政治改良主义精神的结合得到费孝通的高度评价,当然这还不够,他还关注政府与政党分开的“文官制度”、法团和法案对民主社会的组织作用,以及费边社的知识分子在学术、教育和政治上对工党的有力支持。英国人的现实和理性即使他们在世变方激中稳如磐石,却也曾让费孝通感到郁涩得厉害,因为看到这个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充满功利主义的计算。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美国人像年轻人,总想与父亲平起平坐,那么英国人就像中年人,没有笑容也没有激动,前者好动,而后者好静。但是,英国绅士的力量和他们有效贯通社会上下的制度与精神却是费孝通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特点之时的有力映照。大约在同时期他对所关心的中国双轨政治问题、乡土重建问题的讨论,与他在英国和美国所见所闻都有关系。   费孝通对英美社会与中国社会的互相观照和理解没有简单地划分出清晰的界线,中西之间在他看来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在学术研究上要具体落实还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早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求学之时,费孝通的老师们——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虽各执德美、欧陆学派所长,同时亦兼而有之,种种综合为他奠定一生的学术基础。旅美期间,受到美国人类学文化人格学派的吸引,费孝通把英美社会作为具有民族性格的文化实体来进行描述,并与心目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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