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说，“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理念决定了上述现象的可鄙性，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标准了。“那时候的人相信真理，相信真相。今天，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状态，人们不相信真理。那些骂得凶的或者被骂的，反而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越骂越想看。 ”
“批评家讲真话是不够的，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批评家依附于作家作品而存在，成为后者的附庸。越是如此，作家就越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无法相信批评家。信任感的流失，源于批评家底线的不断后移。张光芒对批评家的底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尽管这一底线似乎并不难达到，但是，他也坦言，对于当下来说，提出这样的底线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要求。
“在我看来，批评家的底线应该是：把作品放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点上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有的观点提出批评家的底线是讲真话，张光芒认为，讲真话是远远不够的，那不过是做人的一个笼统的底线而已，“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
因此，他说：“对批评家要有一个较高的或者说一个理想化的要求，具体说，就是批评家应当对创作的缺失和优长作出到位的判断，给读者和文化界以启发。同时，批评家还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差不多能够一以贯之的追求。评论对象当然可以千差万别，但根本立场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批评家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作品，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需要有令人信服的价值立场和逻辑理性。而这个立场不是空喊出来的，是通过批评家一贯的批评实践体现出来的。另外，批评家特别需要有发现的能力。如果说作家要发现生活，那么批评家就要发现文本，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发现形象与生活的关系。作家要从生活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批评家则要从文本中发现一般读者无法读出的东西。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批评，站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上，站在作品与人的心灵的关系上，站在现实和未来的交接点上，指出文本的局限和意义。这是我对批评家底线的理解，一个对批评家比较理想化的要求。”
张光芒 1966年出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启蒙文化思潮等。著有：《混沌的现代性》、《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
□本报记者/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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