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炼军｜理解与反思：“九十年代诗歌”论衡(2)

四

以“历史”描绘的惯性，来定义某个时期的诗歌，常常强调其特性和卓异，因此也会忽略其中的“非历史”倾向或“自由意志”。在当代新诗研究中，代表某种“知识秩序”的史的思维过于“发达”，因此容易形成各种方便识别的“分段”“命名”或“总结”。上述对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性描绘亦然，无论缕析如何周全，归纳如何稳妥，都难免遗漏偏差，甚至会削足适履。就个人所见，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常常充满“非历史”的特征：一是诗人之间的隐秘关联；一是同一诗人不同时期写作之间的连贯性。

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诗人之间的隐秘关联，大概是在2008年秋天。当时，我的老师敬文东先生命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接待诗人食指先生。作为晚生后辈，要见当代文学史里大名鼎鼎的诗人，自然兴奋而惶恐。当时中央民族大学校内有家朝鲜族风味的餐厅，我跟食指先生约好在那儿见面。席间谈论皆已淡忘，但我对一个细节却记忆深刻。我恳请食指先生讲讲他最喜欢谁的诗，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贺敬之”。随即就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桂林山水歌》开头部分，并给我讲解其迷人的音乐感。此后，每当论及不同“年代”诗歌之“不同”时，我常想起这个情景。虽然朦胧诗与革命叙事和政治抒情之间的断裂和暗合，今天差不多已成为诗歌史的共识，但相继或相隔的年代之间，作家个体和具体文本之间的隐幽而感性关联，显然不是“诗歌史”或常规诗学“总结”可完全涵盖的。除了清晰可见的因果链和必然性，历史的混沌和晦暗，人性的隐秘和无常，都对文本的传递和生成有潜在影响。

同样，关于朦胧诗的影响，作家阿城关于芒克诗歌的记忆，十分形象地再现了朦胧诗是如何在无数读者和潜在写作者中“失去”自己的：“芒克的诗句，我不大能背了。原因是之后能读到的诗越来越多，模仿芒克诗感的诗也越来越多，多到……多到你的记忆被混淆。”(24)仔细阅读当代诗歌，芒克式的影响应该不在少数。在讨论北大当代诗歌传统时，研究者较少论及海子等诗人与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话语形态的微观联系，专注于当代诗歌的荷兰汉学家柯雷，就有两个颇富启发的文本感触：诗人海子的名作《祖国（或以梦为马）》中“我投入此火”的句子，令人想起郭小川1955年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海子1987年的诗《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也想起雷锋》，让人想起贺敬之1963年写的《雷锋之歌》。(25)又比如，海子的密友，诗人骆一禾对前辈诗人昌耀的极力推崇：“昌耀是一位大诗人。”(26)这与食指和前辈诗人的关系形成了有趣对照。

昌耀

海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获得了很高的大众名声，他的诗歌的传播和阐释是否也可以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现场的一部分？究其社会原因，或与小说家路遥作品的畅销有相似之处。9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地发展，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一直急剧变化着。海子的诗、路遥的小说，可以说都是被作为某种乡村挽歌而引起大众共鸣。可以形成参照的是，费孝通写于40年代的英式随笔体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差不多也是在9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学术畅销书。相比大众读者，九十年代的诗人同行对海子的成就有不同的态度。许多人对海子来自大众的追捧并不认可。有意思的是，与许多80年代从四川出道的诗人不同，诗人张枣就与海子颇有共鸣。这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书信和讲稿中。海子死后不久，张枣写过一首十分恳切动人的《给另一个海子的信》，其中最后几行为：“虽然子夜下着星辰/虽然列车无奈地奔向下一刻的剧痛//但你必须活着，可怜的孩子/活着就等于呐喊：/永恒的中国！”(27)拿张枣这首诗对照海子之死的一些细节，不但可见出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诗歌观念的嬗变，也能感到诗人之间独特的灵魂共振。比如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这篇写于90年代后期的诗学文章里，张枣推崇海子的短诗《秋》，并这样评价他：“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谦卑者认识到，他用天才而先驱的写者姿态对我们时代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所贡献的思虑，他写作即兴的尽善尽美，他的‘王’必然永远给生存带来重大启示。”(28)上述细节种种，都提醒我们，在常见的分段式或代际、流派化“总体描述”之外，诗歌共同体内外还有许多委曲缠绕的“线团”需要解开。

另一个值得细察的问题是，从20世纪80到90年代甚至21世纪，不少诗人的写作形态，内在的延续常常多于外部环境带来的“断裂”。诗人的诗意分泌机制，很可能与生俱来。在年龄和阅历增长过程中，写作上一样有生长、变形、修改或中断、萎缩等各种充满偶然的情况。不同诗人的诗意触须涉及经验、事件和文本千差万别。近几年来，多多、韩东、臧棣、陈东东、吕德安、宋琳等众多诗人都出版了四十年诗选，这个名单可以加入更多诗人。自新诗诞生以来，首次有如此规模的诗人群体连续写作四十年以上，他们经历了差别巨大又有复杂持续性的新旧世纪交替。这几十年的跨度，不仅有国内外社会历史政治和物质处境层面，还有人类历史上继印刷术诞生之后最大的媒介革命，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革命。它们的确给人类心灵、语言和社会带来了巨大而复杂的震荡与调适、碎裂与弥合。但充分考虑“文变染乎时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不变”部分。从诗人个体的写作看，秉性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稳定，与“外装修”的变化更新，两者形成的张力，跟前述“九十年代诗歌”的总体特征之间，未必能全然吻合。一些诗人看起来“历史化”的处理，很可能是应景或策略性的，背后却是不变的语法或主题。反之，在一些坚韧的“不变”之中，却有可能无形地浸染或浓缩了“历史感”。由此来理解“九十年代诗歌”大于“九十年代”的部分，来理解“九十年代诗歌”构成的“不规则”，或可对“历史化”的批评设置构成有效补充。

五

通过以上若干向度的论析，在目前的诗歌处境下，反观“九十年代诗歌”至少可以有下列几方面启示。

从主题上看，广义化的“九十年代诗歌”，为汉语新诗增加了可归入“漂泊”主题的诗歌和世俗时代或“后革命”时代的诗歌。之前的汉语新诗构成里，只有留学生诗歌或“离散”式的诗歌。虽然20世纪90年代域外诗人的一些写作里，“漂泊”也被策略化，但这并不影响有一批优秀作品的诞生。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世俗化，之前的汉语新诗多系于启蒙、革命、政治等主题，此时诗歌开始直面世俗社会及相关经验形态和精神内容，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由是观之，这应是汉语新诗新一阶段的开始。

从形式和方法上，上述两个主题板块的写作，都注重语言本体、诗歌技艺的密度和强度。诗人张枣提出的“元诗”可视为代表性说法。其中有外部历史因素的刺激，也有对语言本体的幻想。换言之，“九十年代诗歌”形成的语言观念，整体上有超越语言自足性的活力，能从不同层面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转化为写作问题。对个体言说与历史总体性关系的诗学辩驳，也因此成为一种“未完成”的讨论，堪称“九十年代诗歌”值得重视的诗学“原点”。如今回顾，九十年代关于这组关系的诗学讨论，除当代诗歌演进中的内驱性思考之外，有对西方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存在”之思、英美“新批评”观念和苏俄“流亡”诗学的汲取和变通，也有9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新历史主义的启发。到了新世纪写作和批评中，这个诗学话题不断接纳新内容，被注入新的活力。在当下社会文化、技术政治语境下，从批评上如何重置这一诗学框架，对当代诗歌展开新的辨识和论证；从写作上如何反思“九十年代诗歌”的不足，构成对历史的有效的干涉、介入和超越，两方都有可拓展的空间。

从诗歌质料层面，首先，以九十年代诗歌为中心的诗学氛围和创作业绩，形成的古典诗歌传统激活方式，对外国诗歌资源汲取和化用，都极大地丰富了新诗的可能。当然，对西方诗歌或中国古典诗歌因子的汲取，热闹兴奋有余，却没有足够的宽广度，杰出的“互文”和“碰撞”尚不够丰富，简陋的挪移或时髦化的取舍也不少(29)；具体视之，对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的汲取化用，基本还是以现代主义视野为限，多元性和穿梭力不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外国诗歌的影响，仍需深入勘察和评估。比如，仅就现象层面而言，像布罗茨基、帕斯、沃尔科特、希尼等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诗人在中国诗人中间的即时性影响（包括文本和观念层面），以及由此激起的“国际化”愿景和努力，都是重新理解与反思90年代新诗写作另面的新角度。其次，一些诗人从80年代开始的“口语化”追求，参与了对朦胧诗美学范式的革新，部分作品有迷人的反讽效果和反崇高的力量，但有语言尖锐和精神芒刺者少，一时口快的策略化和游戏化写作居多；21世纪以来，一些沿此路向的“口语”诗人和作品甚至沦为被戏仿和嘲讽的对象。如何在混杂粗糙的“口语”中有效提炼和择取生活经验、心灵轨迹和历史记录，一直是诗歌的功能和追求；网络时代来临后，“口语”更加芜杂莫辨，更迅速地迭代刷新，如何在永久流动的“口语”汪洋中，在日日新时时变的信息巨流里，萃取点化言语，为其注入诗的生机，铸成杰出的语言发明和诗意驻留，而非沦为方生方死的信息流，今天诗人有了更多可能，也面临更多困难。

总之，重新思考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主题倾向、观念方法、质料特征等方面的问题，是当下诗歌和诗学破茧更新的需要。这种再思考其实一直从多方面持续：不止于常见的诗歌史或诗歌批评的角度，也不仅是更年轻的诗人群体深度思考如何摆脱“九十年代诗歌”气场的笼罩，像臧棣、陈东东、西渡等具有“九十年代诗歌”标识的诗人，新世纪以来先后对海子、骆一禾、昌耀、戈麦等诗人进行的重估重释，就显示出自觉的“修正”和“拓展”，相比在90年代具有代际化特征的“自我命名”，他们近期更加注重当代诗歌的整体性思考，重申感受力/想象力、诗歌的文化抱负/文明功能等，西渡的如下观察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90年代以来的诗歌令人遗憾地放弃了某种的宏大抱负:

诗歌视野从天空、远方和世界性的诗歌共时体返回诗人的一得之隅，诗歌题材从神话家园向日常经验退缩，诗歌的结构原型从史诗的巨大造型转向对破碎的放任和玩味。这是一个从天空、大海返回地面，从飞行降落为步行以致爬行的过程，诗歌于其间不能说全无所得，损失却无疑是巨大的。(30)

这类思考，对如何克服当下诗歌写作的琐碎化，重建某种有效的“总体性”，重置诗歌自身的创生动力、精神指向、文明角色和历史功能，都十分有启发。这就回到本文出发点，不同层面的诗学反思，目的都是实现“历史双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31)至于诗人个体的写作如何开辟新境界——无论已有三四十年写作经历的诗人要实现“晚期”蝶变，还是更年轻的诗人想脱颖而出，都得在“理解”与“反思”过往的基础上，秉持耐心、孤高、独立和勇气，当然也需要偶然、神秘和智慧如命运一般不期而至。

注释

（1）韩东主编“年代诗丛”，包含诗集共二十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到2003年出版。

（2）［英］J.H.普勒姆：《过去之死》，林国荣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第74页。

（3）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关于当代诗困境与危机的历史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4）胡续冬、冷霜、张桃洲、余旸等诗人或批评家的相关论文里，对此有较为细致完备的梳理和辨析。其他相关研究集中参见张涛编：《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5）在《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孙文波、王家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新世纪初出版的诗歌批评文选中，这一概念使用十分频繁；此前两个诗集系列丛书，与上述理论批评形成呼应：第一是“坚守现在诗系”，改革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包括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欧阳江河诗选》、陈东东《海神的一夜：陈东东诗选》、西川《隐秘的汇合》、肖开愚《动物园的恶狂喜：肖开愚诗选》、翟永明《黑夜的素歌》、孙文波《地图上的旅行》等六种。第二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包括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孙文波《给小蓓的俪歌》、张枣《春秋来信》、黄灿然《世界的隐喻》、臧棣《燕园纪事》、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等六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集所收入的作品，创作时间上并不限定于九十年代。这两个系列与前述韩东新世纪初主编的诗丛，构成了可做参照的序列。另外程光炜编的《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常被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的代表性诗选。

（6）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7）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8）这个名单至少包括北岛、杨炼、张枣、多多、宋琳、胡冬、吕德安、严力、李笠等。

（9）宋琳：《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10）颜炼军编：《张枣诗文集·诗论卷2》，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

（11）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7页。

（12）钟鸣：《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8页。

（13）清平：《远望此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14）王家新：《王家新访谈录：回答普美子》，见西渡、郭骅编：《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5）顾城：《顾城文选》卷一，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16）骆一禾：《为了但丁》，见《骆一禾的诗》，西渡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8页。

（17）（26）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469页，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