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味的是，两次启蒙，汉语诗歌在其中都充当了先锋角色。第一次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其实第二次仍然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一百年了，即使互联网已极大地延伸了我们认知事物的空间，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还是一个世纪问题。
80年代诗歌写作，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及稍后的以四川诗歌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它们表现各异，朦胧诗几乎不是一个诗泒，只是笼统地对一个时代有争议的诗歌现象的概括，并不具有诗学意义，因为朦胧诗人北岛、顾城、舒婷等诗歌路数并不相同。第三代诗歌的命名和重要的诗歌流派在四川，但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奇观。在四川，就产生了整体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8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不断深入的书写。
北岛的英雄论、崇高论是人的回归。被称为殉道者的遇罗克在文革年代，用文字讨伐出身论和血统论，为当权者不容，最终在运动中被杀害，北岛写下了《宣告》，献给遇罗克，以及所有的时代英雄，他感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就是朦胧诗的宣言。如果说北岛的人的回归中还带着崇高的、英雄的阴影，那么第三代诗人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这片阴影，整体主义对古老事物的现代热情，非非主义对所有事物意义的消解，莽汉主义对当下事物的愤怒和咆哮，诗歌的向度不同，但其精神指向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不只是人，而是自由的人，自由的人自由的言说，让诗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人的精神世界得以扩展、深入，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比任何时候更具有充分的支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诗歌是具有行动力的诗歌，是人的自由和诗歌的自由的合体。
当然，80年代延续至90年代的汉语诗歌也是一个关于诗歌争论不休的年代。举一个例子，90年代整得很大的关于“民间立场写作”和“知识份子写作”的争论。“民间立场”在强调诗歌的本土性的同时，更指向一种区别于官方诗歌，“民间立场”将自身等同于民间写作，它青睐的是自由的、独异的、异质的、另类的、天马行空的、具有原创性的和想象力的诗歌，试图还原和回归诗歌本身。1998年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自然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集合，欧阳江河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带有诗人顺应诗歌写作历史转变的、寻找诗歌活力的性质：“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把欧阳江河这段话中“知识分子精神”换成“民间立场”同样成立。“诗歌中的民间立场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有问题吗？没有。
问题在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其实就是一种自由精神？另一方面，民间立场的写作是否需要知识分子的视野及现实洞察力？显然，这诗学问题的一体两面，而非对立关系。争论所暴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正好说明了，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的诗歌，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正在沦为体制化精英的一部分，自由精神作为借口仍然存在，但其内容已经空心化了。
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21世纪以来，尤其互联网普及之后，当下汉语诗歌的困境。
诗人宋炜、孙文波、傅维、卫明、何房子在卫明家庭院
4、当下汉语诗歌体制化写作的困境
当诗歌成为一种体制化写作的时候，诗歌就沦为名利的阶梯，甚至是权力和金钱的替代品。诗歌体制化后无诗的时代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旧瓶似乎正在装新酒。被圈养和意识上主动被圈养的作家诗人在当下大行其道，他们根本忘记了或有意识放弃了或根本不知道作家和诗人首先应当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自由的灵魂。体制化的诗歌也流行饭局文化，按体制内的官场座次来排定饭局的座位，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不是畅饮的时光，这是听领导讲话的另一个会场。饭局文化带来诗歌圈子，诗歌圈子本来没什么不好，就像饭局没什么不好一样，但名利之心让圈子和饭局都变味了。
我这里谈论的体制化的诗歌不只是体制内的诗歌，不可否认，体制内的诗人也有很优秀的诗人，体制外的诗人也有很体制化的写作。
关于体制，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给我印象深刻。当肖申克监狱里年老的图书管理员老布得知自己要出狱时，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而是一改平日的和蔼，变得异常愤怒。但这一天并没有因为他的愤怒而消失，它如期而至。重获自由的老人，无法适应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最终用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会恐惧自由？的确，瑞德道出缘由，“老布没疯，他只是……体制化了，他了座了50年的牢，成了井底之蛙……”
瑞德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体制就是这些墙，体制化的写作就是被各种墙体包围的写作，这些墙体包括诗歌外部的如意识形态、名声、利益等及诗歌内部的写作本身的视野、惯性等等，这些墙体会把诗人变成井底之蛙。
而诗歌的自由精神就是以赤子之心对墙体自觉的突破。
之所以说“自觉”，是因为面对巨大的墙体，诗人的个人才情是靠不住的。艾略特在那篇著名的诗学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甚至宣称，“诗歌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表面看，这是诗歌的现代主义对情感泛滥的浪漫主义的有力回击，深层看，这是艾略特对工业文明时代的诗人身份的深刻洞悉，仅仅依靠个人才能写作的诗人是无法抵挡工业文明的对人的异化的洪流的，只有伟大的诗歌传统加持的诗人才可能不随波逐流，泯灭自我。
毫无疑问，汉语是有伟大的诗歌传统的，而诗歌的自由精神是这个传统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对当下诗歌中所有自由探索的行动都怀有敬意，包括废话诗、坏诗歌以及下半身写作，我可能并不认同他们的诗学主张，但我反对站在道德的高度对这些诗歌的责难。这恰恰是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极不道德的、恶劣的一部分。让道德的归道德，让美学的归美学，我们才可以谈论自由，谈论诗歌的自由精神。
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浙江大学江弱水教授和何房子在重庆中央公园
5、不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重要
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天才地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尽管要完整全面地理解柏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涉及到相当繁复的西方哲学史的问题，简单的说，积极自由是指：我能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我能不做什么的自由？伯林说：“不管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都是一种权利，但比起前者，消极自由更是权利之中的权利——一种底线的权利。”就当下诗歌而言，汉语诗歌缺少的恰恰不是积极自由，而是消极自由。我们看到到的各种诗歌怪象比如诗歌的权力化、饭圈化、庸俗化等等，不正是积极自由积极行动的结果吗？积极自由如果行使在诗歌的边界之外，诗歌就是受害者，如果行使在诗歌的边界之内，无疑诗歌就能获得内生的力量。
当然，我们不应忽视消极自由，一种底线的自由。一个高度物质化、功利化的时代是一个二流时代，诗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诗人可以选择和时代的距离，可以选择不写什么，这是诗人的消极自由。
其实在很多时候，诗人选择不写什么比选择写什么更加重要。对于诗歌写作来说，诗人们似乎总在强调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当代诗人柏桦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我写的是呼吸的诗”，这是一个写什么和不写什么最好的比喻。尤其在当下，写什么、不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重要。
在一个二流时代里，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作一个二流诗人？时代误解诗歌的现象经常发生，就连大诗人杜甫的身上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唐朝不是他的时代，从他和李白的交往中，基本可以佐证。杜甫给李白写了15首诗，不是忆李白，就是怀李白，甚至还要梦李白，这情用得够深了。但李白的回应也就两三首，情绪也比较淡，诗题不过“寄杜甫”、“送杜甫”之类的，诗句“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意思就是说，大家离得远，远远地干杯吧。更好玩的，还有一首“戏赠”，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你看，在李白心中，杜甫基本是一个苦逼形象。但到了宋代，唐代的二流诗人杜甫成为了超一流选手。
唐朝是一流的诗歌时代，尚且如此，何况今天？总有一种力量把诗歌异化成某种模板、某种需求，诗人在传统和现实的交会点上的独立意识、诗歌的自由精神正日益成为诗人的必修课。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一个人不可能长期捍卫民众的自由，但至少能捍卫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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