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是审判。 我还是来读一段吧。
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郭宏安译本）
我想说，这个部分加缪写得非常智慧。从字面上看，加缪只是描写一个律师的用语习惯，作为一个律师，一个代理人，他这样的“职业语言习惯”当然再正常不过了，用小说里的原话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这是不是真的？无所谓。重要的是，在小说的内部，这个人称的置换所带来的效果是触目惊心的——它不是从人物的感受上，而是从语言的形态上，彻底地、干净地“剔除”了默尔索。这等于说，从律师出场开始，你默尔索已“不再姓赵”。即使是在被告席上，默尔索也只是一件A货。
第四，默尔索拒绝神父的指导。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现在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默尔索的确杀了人，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问题来了，面对神父，默尔索为什么要坚持“我是无罪的”呢？我想这样说，这句话是整部小说的最强音，它牵涉整部小说的结构走向，也牵涉整部小说的精神走向。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默尔索到底有没有罪？就刑事案件来说，当然有。无论是谋杀、激情杀人，哪怕是误杀，默尔索都很难说他“无罪”。即便“无罪”，起码也“有过”。可默尔索怎么就那样地理直气壮的呢？
我们必须回到小说的现场。默尔索是在哪里被定罪的？刑事法庭。然而，我们在小说里看到刑事法庭了么？没有。这不是一场关于杀人的刑事审理，而是精神和灵魂的审判。这不是刑事意义上的法庭，它直接就是宗教裁判所：它所审理的，是默尔索的精神，是默尔索的灵魂。在这里我必须要引用检察官的话了：“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检察官强调说：“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现在，默尔索面对的是什么？是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灵魂。小说到了这个时候，那个一直不是“存在者”的默尔索，他回来了，他“存在”了。“我是无罪的”，这是默尔索的抗争，也是加缪的抗争。附带说一句，加缪一直是、始终是一个有力的抗争者。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谬：二、默尔索如果放弃他的抗争，承认自己有罪并忏悔，他的命运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他会活着，然而，他将失去一个存在者的资格与尊严；如果他抗争，否认有罪并拒绝忏悔，他可以获得一个存在者的资格与尊严，但是，他必须死。
可以说，这个悖谬是默尔索的“无间道”，小说发展到这里，我们会发现，默尔索真的是一个“局外人”，永无托生与转世之可能。他将消失得无影无踪，默尔索是空的。
“灵魂是空的，准备好接受一切。” 加缪就是这样写的。
然而，默尔索最终的选择不是“丧”，不是“躺平”，是抗争。在加缪这里，这是一以贯之的。“局外人”默尔索终于开始抗争了，在精神与灵魂这个层面，他决定再也不做“局外人”了，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死。通常，生死这件事是由上帝来完成的。大家一定还记得《西绪福斯神话》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它非常关键：“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这个“自杀”不是形而下意义上的上吊、跳楼或者抹脖子，而是终极意义上的、可以由自我来决定的“死”。上帝已死，他再也不能决定“我”的生死了，那就由生命本体来决定吧。这也是自由的一个部分。默尔索选择了死，这又何尝不是加缪所说的那个“哲学上的自杀”呢？这是一种“先于”本质的存在。我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局外人》的结尾：默尔索在临死之前体会到的不再是麻木和恐惧，那是本能。默尔索所体会到的不是那些，是幸福。我们可以把这个幸福当作自由来看待——他终于替代了上帝。宣布上帝死亡的，是尼采，证明上帝死亡的，是默尔索。请允许我借用一下鲁迅先生又沉痛又俏皮的句式吧：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上帝（孔乙己）的确死了。
现在，这个空心的、早已落入“无间道”的、同时也是抗争的默尔索，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荒诞就此呈现。让我们先来看看，在证人席上，到底有哪些人呢？一共是九个人。其中，八个是证人：
养老院院长（1）、养老院的门房（2）、养老院老人贝莱兹（3）、餐馆小老板塞莱斯特（4）、小混混雷蒙（5）、默尔索的女朋友玛丽（6）、默尔索只见过一面的朋友马松（7）、默尔索的邻居萨拉玛诺（8）。
如果我们对《局外人》的情节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我们很快就能发现，除了默尔索的老板，借领带的埃马努埃尔，还有那个死去的母亲，这个名单差不多就是默尔索这一生的人际了。这句话也可以换一个说法：默尔索这一生所认识的人都坐在了证人席上，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证明默尔索是死罪。——这太他妈的荒诞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法庭把默尔索所有认识的人都叫到证人席上来了，究竟来证明什么呢？六件事：哭泣（1），抽烟（2），喝咖啡（3），游泳（4），看喜剧电影（5），做爱（6）。就这些。我们如果把这六件事概括一下，再取一个名字，我们只能把它们叫作“日常生活”。这句话我们同样也可以换一个说法：默尔索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能证明默尔索的死罪，反过来说也一样，确认默尔索死罪的，正是默尔索的日常。同学们，《局外人》不是一部恐怖小说，但是，每次想起这个，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无尽的恐怖——还有比这个更荒诞的么？再也没有了。
请原谅我“哲学的无知”和“哲学的粗鲁”吧，关于小说，什么是“荒诞”？默尔索的生活就是；什么是“存在主义”？默尔索的命运就是；什么叫“他人即地狱”，默尔索的结局就是。小说家和哲学家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了——在“理性不及”之处，小说冉冉升起，小说之光遍照大地。
▲ 根据《局外人》改编同名电影截图
三、小女人。地点问题
小说告诉我们，证人席上一共有九个人，刚才我只说了八个。那么，剩下来的那个人又是谁呢？“小女人”。她一点不重要。我估计大家都已经记不得这个小说人物了。这个人其实也不在小说的叙事脉络里，她并没有和作品中的任何人和任何事发生实质性的关系。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作者干脆就叫她“小女人”。
这个“小女人”在《局外人》中出现在第一部分的第五小节。默尔索和玛丽十分无聊地讨论完结婚的事情，打了一个无聊的Good-bye kiss，去塞莱斯特餐馆吃晚饭了。这个时候，无聊的默尔索更加地无聊，他邂逅了“小女人”，作者写道：
我已开始吃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坐在我的桌子旁。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僵硬，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像苹果一样圆。她脱下短外套，坐下，匆匆看了看菜谱。她招呼塞莱斯特，立刻点完了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冷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小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钱包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凉菜来了，她飞快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地把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她吃完站起来，用刚才自动机械一样准确的动作穿上外套，走了。我无事可干，也出去了，跟着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石上走，迅速而平稳，令人无法想象。她一往直前，头也不回。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也就回去了。我想她是个怪人，但是我很快就把她忘了。（郭宏安译本）
我想这样说，《局外人》这部作品当中有没有这一小段，其实没那么要紧，没有这一段，一点也不影响小说的整体格局。可我还是要说，如果加缪是一个二流的小说家，在小说当中出现了一些闲笔，写了一些无关要紧的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甚至是必须的。但我要告诉大家，这一小段可不是闲笔。它不是闲笔哈。它是作者精心策划的。我这样说有依据么？有。我能证明么？能。其实，是加缪自己证明了的。在第二部分的第三小节，这个小女人再一次出现了。加缪写道：“在他（塞莱斯特，毕注）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塞莱斯特饭馆，毕注）见过的那个小女人，她还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坚定不移、一丝不苟的神气。她紧紧地盯着我。”如果是闲笔，加缪是不可能让这个小女人坐到证人席上去的。他在“用”她。
既然不是闲笔，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加缪为什么要写这个小女人呢？我还是换一个问法吧，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熟悉这个小女人么？
你们当然不熟悉，没关系。那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吧，我们把小女人手上的纸和笔都扔了，换成一部手机——好的，我听到你们的动静了，感谢你们的敏感，你们做出了合理的反应。是的，现在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小女人了。她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流行文化的追随者，她同时还是精致的、业已成形的消费文化的实践者。我们对她不应当感到陌生。
在《局外人》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加缪对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具体描写，但是，加缪是多么地敏锐，他已经捕捉到了未来社会的一些迹象，尤其可怕的是，通过这个小女人，加缪提供了一种精神气质，那就是理性。注意，这不是一般的理性，是激进理性。激进理性使小女人不再是一个人，成了机器，是外部的文化所养育起来的机械人。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该忘记，那就是《局外人》的写作时间，它的写作动机诞生于1937年，出版于1942年。这个时间段清晰地告诉我们，《局外人》诞生于二战正酣的时段，整个欧洲都饱受纳粹的蹂躏。我们都知道，纳粹是疯狂的，这疯狂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激进理性，它们是一码事。激进理性是一种绝对的理性，是“流行文化”，也就是统一意志的完整内化，理性取代了人性，机械性替代了生命性，统一性剥夺了个体性。当这种统一性和机械性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再一次激荡了“流行文化”。激进理性的反复内卷，最终成员就是这个“小女人”。我们都知道，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大旗，它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但是，理性本身也在发展，理性本身也存在一个异化的问题，它自然就必须经历反思与批判。如果失去了反思，失去了批判，理性就极有可能发展成绝对理性、极端理性，也就是激进理性，说得学术一点，那就是“工具理性”。激进理性所背离的是常识理性，最终，它会演变成一台疯狂的机器，碾压的，摧毁的。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小女人”就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具体写照。冷漠，无情，空洞，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算”。
默尔索也冷漠，也无情，也空洞。某种程度上说，默尔索其实也是“小女人”。当“小女人”第一次出现在塞莱斯特餐馆的时候，默尔索已经从这个“小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自己。否则，默尔索不会跟出去。默尔索跟出去可不是泡妞哈，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那至少说明默尔索的内心还保留一份激情，也许还有那么一丁点的爱。默尔索没有这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默尔索和玛丽的关系当中看得出来。所幸的是，默尔索杀人了，命运中断了默尔索成为“小女人”的发展之路。默尔索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活着，其意义等同于他拒绝了走进那个机器人的行列。然而，荒诞的是，这个冷漠的、无情的、空洞的、会“算”的“小女人”，这个钢铁一样坚硬、引擎一样迅速的“小女人”，她走上了证人席。这个被激进理性异化了的漂亮肉体，她成了他人道德的代言人和裁决者——这就是当时的欧洲所处的文化处境。加缪对这种文化的批判和介入能有多大的作用，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局外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和美学力量来看，那是全力以赴的和一往无前的。
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小说的技术问题。你们也许会问，你刚才说，“小女人”就是当时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具体的写照，《局外人》所体现的问题当然只能是那个时代欧洲的问题——可这个小说写的是非洲啊，小说交代得清清楚楚的，小说的地点是阿尔及尔，还有马朗戈，一个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地方。它们和欧洲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该忘记的，那就是加缪来自哪里，他来自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就在写《局外人》的时候，他刚刚回到巴黎。我们可以说，在精神上——通过图书和媒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让他在这样的时刻硬去写巴黎，他其实是没法写的。他写不动。他所熟悉的，能够描写的，依然是非洲，哪怕是身在非洲的欧洲侨胞。这就是小说家的局限。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局外人》这部小说改一个名字，叫《非洲故事》呢？不能，因为它在文化上和非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听我这么一说，这部小说即刻就陷入绝境了，它该怎么写呢？换句话说，它该让人物和事件来自什么“地方”呢？
整部小说，小说的地点都是阿尔及尔，还有马朗戈。其实，这部小说有它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小说的隐含性地点。这个隐含性地点像幽灵一样，从头到尾都在《局外人》的内部游荡。加缪的智慧就在于，他把这个幽灵做成了钉子，狠狠地钉在《局外人》这部小说的内部。就像加缪描写默尔索母亲的棺椁一样，那些钉子在停尸房里闪闪发光。
大家耐心一点，依照小说的顺序，我来一个一个地给你们捋：
一、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养老院的院长出现了，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二、还是在第一章，养老院的门房告诉默尔索，天气太热，母亲的尸体不能存放太久，必须马上下葬。这不符合规矩，因为巴黎的习惯是停尸三四天。三、第五章，默尔索的老板找默尔索谈话，让默尔索回到巴黎去，老板想在巴黎开一个办公室。四、玛丽想和默尔索结婚，他们想去巴黎，作者写道，巴黎有很脏的鸽子，整个城市都黑乎乎的，但人的皮肤是白的。五、默尔索认识了马松，马松结婚了，他的太太有“巴黎口音”。六、这是第二部分的第三章，是对法庭的描写，这里头居然有来自巴黎的记者。七、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庭长对默尔索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他斩首示众。八、第五章，开始判决默尔索了，作者写道：判决“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信任的，而法国人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九、还是第五章，加缪写到了断头刀。这个断头刀是有来由的，作者说，“这是1789年的缘故”。
不要小看了《局外人》内部这些零散的、随性的交代，就因为它们，《局外人》终于变成了一部发生在非洲的、其实和非洲无关的小说。加缪所关注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烽烟四起的、肉体与精神都处在极端困境的欧洲。这不是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我想说的是，对一个好的小说家而言，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必须这么干，只能这么干，就这么简单。
我一点也不是谦虚，讲《局外人》这部小说，我真是力所不能及，好在我所强调的依然是小说的写法问题，说得大一点，属于小说的方法论。谬误之处请老师同学们指正。
刊载于《花城》 2021年第5期
责任编辑 朱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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