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近日在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实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文学界盛会。作家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与时代同行，沉潜到生活深处，去体察、去担当、去书写。会议期间，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区别、文学评奖的作用、文学的困境和挑战等话题畅谈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齐文化和鲁文化是有区别的
记者：从《芦青河告诉我》到《融入野地》再到《你在高原》，您创作历程中文学地理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精神嬗变？
张炜：好多人讲山东喜欢讲齐鲁文化，其实齐文化跟鲁文化在好多方面都不一样，其中还包括一些对立的方面，比如鲁文化（儒家文化）是农耕文化，从农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齐文化是东夷文化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夷是繁体字的铁字去掉金字旁。东夷是中国炼铁的发源地之一，铁字就以夷作为标记。齐文化是海洋文化、商业文化，比较开放、浪漫。
我就是在海边长大的一个“齐国人”，小时候跟动物打交道很多，跟人打交道很少。童年的记忆是宝贵的财富，跟孤独寂寞融为一体，会使作品有不同的质地。有人认为我刻意地那么多地写到自然、土地，其实这是由我的经历决定的。后来我到儒家文化气氛比较浓的济南生活。当时我不自觉地把齐鲁文化混为一团，虽然思想上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大，但是骨子里还是流淌着齐文化的血液，毕竟我是在东夷那块土地上长起来的。
我在作品中描写的芦青河看起来是地理意义上的一条河流，但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河流，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齐文化的一条河流。我在作品中用芦青河代替了泳汶河这个真名。后来写来写去写得多了，芦青河就成为代表北方的一条河流。顺着芦青河走遍古齐国的大地，我感触很多，郁积了很多想法，于是我就计划写一个长卷，当时的名字还没有确定为《你在高原》，但是结构和规模已经是《你在高原》了，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后，我开始行走。
作为作家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带着创作的计划和任务，在行走中收集资料固然很重要，但它会遮蔽一些东西，发现不了自然、山川、土地、天籁和人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目的性太强，功利性使它区别于童年的行走。童年的行走不是为了创作，而是出于个人性情和生命的需要，自然流淌的游走对生命特别重要，这种生命表达更自然更质朴，对文学更有意义。因此，有些人说童年对他影响大，一谈到童年就有磨灭不了的印象，作品的表达受童年经历制约特别多。我意识到这点之后，就尽可能注意倾听天籁，到自然、山川中记录。大概走了一二十年，我获得了写作《你在高原》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专门为了获得而获得，但获得的却更丰富。如今我会不自觉地在行走中捎带一点童年行走的朴素性。
文学评奖 不能庸俗化为摸彩活动
记者：您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期待回答的声音》，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在期待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张炜：我觉得我整个不停止的诉说，在字面上的诉说（包括演讲）应该有个回音，这个回音不很具体，文学的回音很模糊，它不切近，它很遥远，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跟另一个在高处、在远处的“我”的对话，这个回答是期待时间的回答，期待一个很遥远的回应。
我在东部山区里废弃的大房子里住的时候读了大量的书，包括《楚辞》。我在这种自然背景下理解屈原就有了别样的心情，更能体会到屈原的忧愤，我把这些感悟记下来，就成了《楚辞笔记》这本书，《楚辞笔记》是我在写《你在高原》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楚辞》的回响、当年屈原的吟唱也期待着回答的声音，我想每一个诗人、每一个作家都隐隐地期待一个回答的声音，我的很多作品也试图在回答过去，表达我对过去的怀念、敬仰，我似乎听到历史长长的叹息声，我的作品也是无数回答当中的一点声音吧。
记者：您怎样看待经典和获奖？
张炜：经典跟当代扯不到一起，经典必须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成为典籍。一般来说检验一部书是不是经典，100年稍微沾一点点边。我写的《古船》、《九月寓言》这些书都接近30年了，还在印出，即便这样我也不乐观、不自信，因为需要更长的时间，作者应该对时间有足够的敬畏。 书在找读者，读者也在找书，就因为对阅读的不同选择，区别了人的素质、生命的质地。我有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书有很多读者，另一方面又觉得我有多少理由让读者拿着我的书一页一页地翻呢？
评奖只是一部分评奖的人对作家的理解、鼓励和肯定，绝不能当成文学的标准。评奖只与参加评奖的人有关，表明评委个人的立场和尺度。世界上最权威的几个奖仍然不是文学的标准，所以好多了不起的大作家都没怎么得过重要的文学奖。评奖只是在文学创作活动当中，人们制造的一个个“节日”。节日的目的是鼓励、是欢庆，甚至带点娱乐性质，这对文学的发展是好的，但也有负面作用，就是它过于通俗地介入了文学判断，会让普通民众误解为评奖是标准。文学评奖切不可搞成体育比赛，更不能庸俗化为摸彩活动。文学具有深沉和晦涩的诗学属性，不是简单地靠制造几个文学的“节令”（文学奖）所能够诠释的，它需要在生命中感悟。
真正意义上的 写作应是业余的
记者：怎样解读您在作品中对土地的歌颂和对城市的批判？您是如何面对生活苦难和创作困境的？
张炜：有人说我是一个写了大量农村生活的写作者，实际上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我写知识分子比写农民多，写城市生活比写农村多，大概我三分之二的笔墨都花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上，我即便写乡村写大地，也是在写知识分子在大地上的表达和感悟。
一个从小在林子里成长起来的人，在水泥丛林里肯定感觉不适，但这种不适应也不是一味地排斥，我的作品中不只是对大地的歌颂。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童年的那片林子，我会一生像对待母亲一样感激它、怀念它、保护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字眼。大地、山川在我心中的地位，使我不可能不对它怀有深厚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拿它简单地跟城市生活对立。我们在城市里寄身，依靠城市，城市有它的好和不好。我的焦虑、不安、厌恶，任何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会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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