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但在《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胡适费了许多笔墨讲老子以前的思想概况。他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一定非常古，不像以前那样宣称，“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37]他也引用了很多《左传》《尚书》中的材料，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则认为《左传》跟《尚书》不可信（康有为讲《左传》是伪造的）。所以这种看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愿意承认，在考古的证实之下，很多东西都可以信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否定诸子出于王官说，而又不信《尚书》《左传》等书，所以对于先秦诸子之兴起，依《淮南子》说是起于“救世”。而《中国思想史大纲》则颇讲述先秦诸子的宗教与思想背景，但仍未见提到诸子出于王官之论。
当然，这份1554片纸的《大纲》把他过去的几十年的关于思想史的研究观点也吸收进去。不过有一些看法并未改变，如他对佛、道有很多研究，但极尽嘲讽。他非常重视所谓中古的“印度化运动”。胡适在哈佛大学300年的时候，应邀去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中古的“印度化运动”。[38]即使现在看起来，我还是觉得那篇文章很有看法、很有价值，讲中古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的整个世界观、时间观、人生观等重要的变化。文中他也做了很多比较，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佛教此后变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反映。
对理学，他当然还是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他跟陈寅恪不一样，陈寅恪认为宋朝的思想学术是最光辉、最高明的时代，可是胡适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也用美国人所比较了解的词语，譬如讲东周时，他用东罗马帝国来比喻；讲宋代的“新政”、支持“新政”的人时，又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New Deal联系起来。总之，他用了很多当时西方人比较熟悉的词来讲。像讲孔子以前是《旧约》、孔子以后是《新约》的时代等等；我们把理学译成Neo-Confucianism，他不是，他译成Rational Philosophy。不过他讲道学的几个新派时，似乎讲得太无为、太消极。如他认为邵雍、周敦颐都是道家思想家（Taoist Thinkers）。当然他一直讲到清朝，讲到颜元、李塨就结束了。我几年前看了梅光迪的文集，看到他们的通信，才知道原来早期胡适是非常赞赏程朱理学而反对颜元的，而梅光迪在当时则反对程朱理学并且是支持颜元的。后来这两个人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成为最激烈的敌人，而且他们的思想刚好倒过来。[39]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胡适的学术态度仍有其一贯性。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说以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或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述古史观书》中所说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40]言下之意是，如果考古学的发现足够，他也未必不可改变想法，而《中国思想史大纲》大量引用考古材料讲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也说明了这是胡适一贯不变的态度。但因为考古中未出现夏代文物，故《中国思想史大纲》中并未提及夏代。同时也因为商代部分的考古发现丰硕，所以他写商代的部分很多。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胡适在五四之后的二十几年里面有了重大的变化，它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哲学的态度，一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估。过去，有人认为胡适没有把哲学史中卷写下去是因为后来被佛教卡住了，没办法像处理先秦诸子那么得心应手。可是现在发现还有一层原因，因为他整个看法已经变了，他已经不再继续写哲学史，而是要写思想史了。当然，还有人困惑，胡适是哲学系毕业的，可他好像变成了汉学家一样，尽管这么多人一再呼吁他：你没有在哲学和思想上作一个大的对抗，使得左派的思想如此蔓延。胡适最后在离开大陆之前，在北平作了一个《水经注》版本的展览。当然也有一些人非常反对，可还是有一批人津津乐道。
胡适原来是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与规范来讲先秦诸子，所以出发点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反复说明：“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41]但是东西哲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并不表示西洋有的我们也有，而由此滋生发扬国光、夸耀自己之念。然而，他最后仍希望东西两支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42]这是相信有一普遍的哲学的措词，与持“思想史”观点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由“哲学史”到“思想史”显示一种由universal渐变成比较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倾向。不是只要有几个重要的阶段，符合“哲学史”定义的才能写，而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值得写。他说，梁漱溟跟梁启超所讲的正统哲学，只有800年前有，以后就没有了，好像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这些思想。[43]
此后的现实变化是，胡适慢慢疏离了中国哲学圈。其实从《胡适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哲学会（1935）、《哲学评论》创始的时候，他都是参与筹划的人，但后来，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到美国去，他就不在哲学圈里活动，而变成史学、汉学圈里面的人了。
当时有人认为，知识界的领导人物群趋考据，疏离了哲学与思想的大问题，是无法对抗左翼思想的一个原因。譬如傅斯年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在一些小的笔记本里面就写过这类反省的话。[44]这样的反省，可能与胡适等人慢慢地疏离哲学有关。胡适是当时学界最核心的人物，但他的关怀已别有所在了。冯友兰、贺麟、黄子通等人慢慢变成这个哲学圈的中心，当时哲学学会、《哲学评论》是另外一批人。我觉得两个圈子的慢慢分离，是1930年以后的一个现象。贺麟在《文化与人生》里提到，他认为1930年以后，有另外一个圈子的人（包括贺麟自己）是要讲哲学、讲价值、讲现实人生这些问题的，但学界另有一种非人格（Depersonalization）的趋势。他所指的当然是哲学圈中的人。[45]即使在哲学阵营中，冯友兰与其他讲传统哲学者亦不同。任继愈即说：“比如说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46]这使得冯重分析不重体悟，包括《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也表现出这样的特色，这使得他与其他人，尤其是新儒家哲学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结 论
在以上这一篇短文中，我主要透过胡适后期在哈佛大学讲课的一份英文大纲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胡适中年以后疏离“哲学”，并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过程。这个转变，对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甚至宣布想废除北大哲学系，同时也使得他与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而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透过比较，爬梳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这25年间，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注释】
[1]这些纸片有的一页只有一行字，多的也只有几行。其中，古代有643页，中古（200B.C.-1000A.D.）有268页，中古宗教（300A.D.-1000A.D.）有237页，理学（1050A.D.-1650A.D.）有326页，反理学（1645A.D.-1945A.D.）有80页。
[2]胡适纪念馆藏号：HS-NK05-209-001。
[3]这一份《大纲》是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胡适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写在“拍纸簿”上面，连缀而成的一份大纲。当时上课的情形，杨联陞先生的日记，及周一良、赵元任等先生都有记述。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中有一封信可以说明，当时麦克米伦公司曾来函邀约，希望胡适将书交给公司出版。胡适的答信说：“每逢谈到这本书时，我总是非常难为情的。因为它只是一份笔记纸排比而成的大纲而已。”这份《大纲》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之后25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比较整体的呈现，这中间当然也吸收许多胡适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包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胡适一直想完成一部《中国思想史》，这份大纲应该是他在这方面最后一次的尝试。
[4]他写《说儒》时，很受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跟《夷夏东西说》的影响，我在文章里面举了很多档案资料，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若干方面，其中最后一点，讲到胡适后来对哲学的态度，或许跟这个有关。见《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收入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309-332页。
[5]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第277、278页。“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他有意淡化主修哲学，对韦莲司女士说“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
[6]狭间直树：『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學と西洋近代學術の移植：「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圈」形成史：學術篇』，『東方学報』，册86（京都：2011年8月），第131-176页。
[7]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40页。
[8]後藤延子：「蔡元培の哲学：民国的人間像の行動原理」，『人文科学論集』，号13（1979年3月），第167-168页。
[9]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里可以看得出来，当然里面有很多毛泽东自己的想法。
[10]胡书批评谢无量，但是他没有提陈介石，可能陈介石的《中国哲学史》在北大当时只是讲义，不像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印本。
[11]关于“哲学”在五四前后学科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问题，可参考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2]胡适：《自记》，《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页。
[13]已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43-52页。
[14]见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卷，第435页。
[15]见胡适：《胡适全集》，第8卷，第6-8页。
[16]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第309-332页。
[17]朱执信在《学者的良心》中纪录，章士钊1919年9月间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被四面八方攻击，弄到最后，只好对外表示——用朱执信的话说：“（章氏）从大病以来，已有觉悟，现在不去欧洲留学，真没发言的余地。”见《朱执信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下集，第660页。
[18]这个口号必定给一般人留下重大的印象。相关讨论请参考SimonGlendinning, “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 Rom Harré, “Positivist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an Richardson, “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Logical Positivism,” in Thomas Baldwi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1945,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65-577, 11-26, 391-400.
[19]这在近代科学初兴的年代已经常见，如Locke说过，哲学家只是负责清理地基，等着如牛顿、波义耳之类的大师负责建造知识大厦。此处请教了钱永祥教授，特此铭谢。
[20]参考Leszek Kolakowski,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 N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9. 尤其是第五章。
[21]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2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
[23]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24]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7册，第38页。
[25]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26]见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第271页。
[27]夏德1911年10月15日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一书所写的序中说：“Western readers will find in his book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purely Confucianist point of view by an author who is a Confucianist himself and has had the advantage of sifting his idea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英文版），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vii页。夏德认为该书出自一个真正的儒者，真正代表了儒家的观点，语气中充满肯定与同情。而《孔门理财学》以晚清今文家的“三统”“三世”说为框架，从伏羲一路讲下来。夏德本人的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óu Dynasty（New York: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也是从伏羲讲起的，此书最开头的部分有一个中心主题是“西来说”的问题，当时西来说甚嚣尘上。中国人自认为中国文明源自陕甘地区，源自本地，并无西来之迹象。夏德此书从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仓颉、少昊等（讲起），不过他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认为前述是“神话与传说”，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这是应该传述的历史。而这些与胡适英文的《先秦名学史》显然有所不同。《先秦名学史》从先秦诸子写下来，不提伏羲这些人物，这与夏德、陈焕章他们的书出入很大，但胡适那一篇带有“截断众流”意味的宣言性的序，是1927年他回中国路上短期滞留日本时所写的。其中提到，人们不晓得中国受传统的重压是如何巨大。此外胡适批评《管子》《晏子春秋》还有其他许多可疑的古书，即使《庄》《荀》也是部分接受而已。他说自己刻意不引《尚书》等——除非是他认为可信的篇章，对于经书他基本上全取高度批判性的态度，并说从头到尾，决不引用任何不能确信无疑的古书。这一篇英文序的态度，与胡适在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所宣扬的史料批判观点一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痛斥人们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有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0-21页。夏德有一份用德文写成的第三人称的简单的自传（Friedric Hirth,“Biographisches nach eigenen Aufzeichnungen”），在这份自传中，并未提及他对儒家或孔教的看法，对他在哥大时期所言亦不多，仅大致说明所开课程，当然亦未有胡适的名字。夏德自传提及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私交，传中指出康有为在纽约停留期间，常常拜访夏德。此处要谢谢萧高彦兄及杨尚儒代为释读这份德文自传。
[28]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一书中说，胡适曾说Creighton（江译为克雷登）“那种客观地对付历史上各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第307页）。江勇振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主要受克雷登的影响，不是杜威。克雷登的哲学史课程主题，包括了“本世纪的思辨问题，特别是进化观念的哲学意义及其重要性”（第286页）。
[29]在一开始胡适就对写这本书的用意讲得很清楚，他要谈知识论、谈本体论、谈伦理学、谈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等。
[30]参看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原刊《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4册，总第1420-1425页；马叙伦：《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90、191、192期（1919年1月）。
[31]参看胡适：《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第277-323、360-362页。
[32]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12、22页。
[33]钱穆在北大与胡适共事时，曾面质胡适这个问题，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8页。
[34]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8-29页。
[35]但后来他并非没有写过思想史方面的论文，现在《胡适全集》里面好几册都是思想史方面的。然而，因为这份《大纲》中比较系统地讲，可以比较清楚看出他这25年里的变化。
[36]他非常不满意冯友兰从孔子讲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出来的时候，杨联陞当时已经在哈佛任教，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英文书评，胡适给他信说，你下笔太轻了，要再重一点，这本书太糟了。见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9页。
[37]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2页。
[38]“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 收入《胡适全集》，第37卷，第328-364页。
[39]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函，收入罗岗等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116页。胡适很年轻与梅光迪认识的时候，梅光迪就已经认为胡适会是天下第一的人物。
[40]顾颉刚编：《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册，第22页。
[4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9页。
[42]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5页。
[43]我觉得后来胡适从哲学史转为思想史，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跟当时其他做哲学史的不大一样。当时偏向哲学的人，似乎认为既然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标准来做，所以是有现代价值的。胡适改做思想史，并不表示他认为这些思想都有价值，他主要是在做一个史学家的工作，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变化写下来。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44]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44-250页。
[45]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46]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第46-47页。
（本文原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此处转载于“随读随写”公众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