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话语(2)

　　 三、变异学：比较文学中国话语的成功构建

　　所谓“中国话语”，从根本上是指中国所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言说体系，是中国特有的言说方式或表达方式。(16)对于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既要提出能够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观点，还要用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问题。变异学的提出打破了比较文学界X+Y式的浅层比附，使研究视角转向前人所忽略的异质性和变异性，重新奠定了东西文学的合法性，为东西不同文明的比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变异学的提出

　　从哲学层面而言，异质性的探讨其实是当代学术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当代西方的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都是关注和强调差异性的，没有对异质性的关注，就不可能产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可能产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不可能出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解构主义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的影响下，差异性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异质文明间的冲突与对话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

　　在比较文学上百年的实践中，变异现象其实早就存在，遗憾的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没有把它总结出来，这无疑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史的一大缺憾。比较文学变异学有利于促进异质文明的相互对话，建构“和而不同”的世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变异学并非无中生有的理论、更不是突如其来的拍脑袋想出来的理论，而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变异学正式提出之前，国内外若干著名学者对东西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就有所认识、探讨和论述。1975年，中国台湾学者叶维廉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认识到东西文学各有自己的一套不同“模子”，不同“模子”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模子”，不可避免会对异质文化产生歪曲。赛义德1982年在《理论旅行》一文中提出了“理论旅行”说，时隔多年后又发表论文《理论旅行再思考》，形成了“理论旅行与越界”说。这一学说强调批评意识的重要性和理论变异与时空变动之间的关系。盛宁指出，赛义德撰写《理论旅行》一文的“本意是以卢卡契为例来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变异这样一个道理”(17)。

　　 2005年，笔者正式在《比较文学学》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18)，提出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求同”思维中走出来，从“变异”的角度出发，拓宽比较文学的研究。2006年，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为变异学下了个明确的定义(19)，并在《比较文学教程》中对此定义作了进一步的补充(20)。

　　 (二)变异学的基本原理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将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研究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的异质性和变异性，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的一门学科。(21)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规律，将文学研究的重点由“同”转向“异”。

　　变异学理论主张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在承认中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进行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研究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变异。从研究范围来看，变异学理论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是跨国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关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而这种他国形象就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22)，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必然会产生变异现象，而变异学研究的关注点即在于他国形象变化的原因。第二是跨语际变异研究，典型代表是译介学。文学作品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跨越语言的藩篱，在接受国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被改造，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变化即是变异学研究的焦点。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典型代表是文学接受学研究。在文学的接受过程中，渗入着美学和心理学等因素，因而是无法进行实证性考察的，属于文学变异学的研究范围。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典型代表是文化过滤。文学从传播方转向接受方的过程中，接受方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对传播方文学作出的选择、修改、创新等行为，这就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对象。第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理论是跨文明研究中的话语变异。由于中西方文论产生的文化背景迥异，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差异。西方文论在与中国文学的阐发和碰撞中，双方都会产生变异现象，因此中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发”的理论，主张在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用后者来反观前者，这是变异学从差异性角度出发对跨文明研究所作出的有益突破。

　　 (三)变异学的主要贡献

　　第一，“变异性”与“异质性”首次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基础。法国著名学者佛朗索瓦·于连对求同模式的批判时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中国学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并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我们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应该注意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注意到文化与文学在传播影响中的变异和阐发中的变异性。

　　第二，明确指出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由共同性与差异性构成的。影响研究，是由影响的同源性与文学与文化传播中的变异性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平行研究，是由文学的类同、相似的对比，以及对比中的相互阐释与误读、变异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可以说只有包含变异性的研究，比较文学可比性才是完整的。

　　第三，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变异学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关注同源性、共通性，也关注差异性、变异性，如此比较文学的学科大厦才会完满。我们中国学者提出异质性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之一是异质性，这无疑就从正面回答了韦斯坦因的疑问，为东西方文学比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建立起了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第四，变异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人们讲文化创新，常常强调文化的杂交，提倡文学的比较、对话、互补，同样是希望实现跨文化对话中的创新。但是，对于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究竟是怎样实现创新的我们还缺乏学理上的清晰认识。

　　变异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规律、文学创新的路径：文化与文学交流变异中的创造性，以及文学阐发变异中的创新性。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又一个重要理论收获。变异学研究发现，准确的翻译，不一定就有好的传播效果，而创造性翻译的变异常常是创新的起点。从创新视角出发，变异学可以解释当前许多令人困惑的学术争议性问题。例如：翻译文学是否是外国文学、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西方文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如何、比较文学阐发研究的学理性问题、日本文学的变异体等等。总之，变异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视野。

　　 (四)变异学理论的国际评价与影响

　　 2013年，《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由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学者提出变异学理论与方法，在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影响，该著作系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比较文学变异学。该书的出版，将变异学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话语”，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英文版《比较文学变异学》一经问世，即受到了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主席(2005-2008)、荷兰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杜威·佛克马(Douwe W.Fokkema)亲自为《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作序。正如杜威佛克马教授所言：“曹顺庆教授的著作《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的出版，是打破长期以来困扰现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语言障碍的一次有益尝试，并由此力图与来自欧洲、美国、印度、俄国、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各国学者展开对话。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正是发现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的局限，完全有资格完善这些不足。”(23)

　　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5)，高度评价了笔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在该专著的第50页，作者引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中的部分内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于另一个必要的比较方向或者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对比，曹顺庆教授倡导第三阶段理论，即，新颖的、科学的中国学派的模式，以及具有中国学派本身的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通过对中西文化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顺庆教授的看法会更进一步的发展与进步。”前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汉斯伯顿(Hans Bertens)在与笔者的信件中写道：“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阅读您的著作，但很享受阅读的过程。由于我个人的专业领域是二战战后文学，所以显然对于您书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材料，我称不上行家，但您的论辩与博学却使您的著作和研究很有价值。”

　　西方学者对变异学理论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异和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法国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Bernard Franco)教授在最近出版的专著La Litterature Comparee Histoire,domaines,methodes中，多次提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贡献。

　　此外，多位学者专门撰写书评，肯定了变异学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非凡意义。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人文部主席)、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教授，斯文·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在《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期刊第70期第5卷中，发表了《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的专门书评。在书评中，他指出：“在《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阅读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曹顺庆有着广博非凡的学识。他既通晓始于约1800年欧洲比较文学，又熟知中国的元思考文学的悠久的历史。与许多世界文学的研究一样，曹顺庆教授始终关注不同文化文本的文学性。同时，他还探索产生文学现象、效果及概念的跨文化互动。因此，《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是进入与西方比较文学对话的邀请。而此时机也已成熟。”欧洲科学院院士德汉(Theo D'haen)评论：“我已经非常确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将其从西方中心主义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拉向一种更为普遍的范畴。”(I am already sure,though,that your book will mark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way from a predominantly Western-centred approach to a more universal one.)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达姆罗什对变异学的评论：“非常荣幸也很欢迎《比较文学变异学》用英语来呈现中国视角的尝试。对变异的强调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角，一则超越了亨廷顿式简单的文化冲突模式，再者也跨越了普遍的同质化趋向。”(emphasis on variation provides a very useful perspective that helps go beyond the simplistic Huntington style clash of cultures on the one hand or universalizing homogenization on the other)(24)

　　 四、变异学对中国学术理论话语建设的借鉴意义

　　在学术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何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受到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关于话语问题，是当下中华文化传播最重要的问题，重建中国话语也成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目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基本没有话语权，在对外交流中往往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立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外交往之间，甚至在国内研究中也是如此。自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现象后，虽然经过学界多年的讨论与努力，但文学理论界的“失语”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如《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朗读者》等文化经典节目，以面向大众的方式传播了中华传统经典，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体诗？用什么理论来指导它的创作？在中国文学的教材中，我们使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内容、形式、风格、典型来讲讲中国文学，却没有意识到这些概念都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能否使用属于我们中国的话语来讲中国文学，这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因此，从学科理论建构方面来看，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是一个观念上的变革。它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比较文学学科从最初求“同源性”走向现在求“变异性”的转变。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起的理论话语，弥补了西方理论中的诸多不足，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学科。以变异学理论为标志，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构起了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赞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发出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对外交往中获取话语权。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无论在理论建设方面，还是在批评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傲人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在学术质量上和数量上均已领先于世界，可以说，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作为西方学者的巴斯奈特和已故的法国学者艾田伯，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25)

　　变异学理论的成功案例，证明了中国学者有能力建构起既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理论话语，用新的话语来引起世界上的研究和讨论，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变异”一词，是《周易》思想的重要部分，而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变异，变异学理论恰好解决了西方面临的“比较文学危机”问题。对于其它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如何能以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为基础，激活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现代意义，是所有人文科学研究者应该时刻注意的。变异学的理论贡献，不仅体现在比较文学领域，更为人文学科的话语建设提供了先例，对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

　　 ③④古添洪、陈慧桦编：《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1-2页。

　　 ⑤详见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⑥杜卫：《中西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2年第2期。

　　 ⑦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⑧黄宝生：《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⑨严绍璗：《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⑩智量：《比较文学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

　　 (11)孙景尧：《为“中国学派”一辩》，《文学评论》1991年第2期。

　　 (12)详见《比较文学报》，2007年5月30日，总第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