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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陈平原:现代日本的“江户情调”

2019-04-24 09:5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平原 阅读

  几年前初渡扶桑,因来去匆匆,像绝大部分游客一样,我只看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这回有机会在大街小巷转悠,慢慢品味,感觉上越来越接近“江户”,或者说,越来越体会到现代日本人及其生活里残存的“江户情调”。

  *文章节选自《阅读日本》 (陈平原 著 三联书店2017-2)。

  葛饰北斋作品

  从东京到江户

  文 | 陈平原

  “从江户到东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戏,事实上图书馆里确有不少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从东京到江户”则不符合历史时间,只有像我这样热心而又固执的游客,才会如此阅读日本这部大书。“倒着读”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本来就不是专家,没必要故作深沉,尽可凭兴趣随便翻翻,说不定还有“千虑一得”的时候。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1868),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

  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1877),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维新”而不是“封建割据”。此后百年,中日两国恩怨甚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中国人关注的始终是维新以后的日本。因而,“东京”之大名如雷贯耳,“江户”则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也有几个例外,比如黄遵宪、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对“江户”大有好感。黄氏驻日时接触的多为幕府旧臣或日渐衰微的儒学家,对新政之崇拜西洋颇有微词,对幕府之“深仁厚泽”相当赞赏。这种对“江户”及主政两百余年的德川氏的怀恋,《日本杂事诗》中时有流露。章氏几次流寓东京,最长时达五年,诗文中屡屡提及的却是“江户”。太炎先生好古,读古书,写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人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钱恂在东京街上欣赏店铺招牌之文句字体,“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而这种“唐代遗风”,正随西化狂潮而逐渐失落,我相信这也是章氏留恋江户的原因。

  近年周作人的随笔大受欢迎,其喜欢江户文化也就变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为人提及的《日本论》值得介绍。此前谈论日本的,多强调明治维新的伟大意义,戴氏则提醒大家不要“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单从革命无法“输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竞争,很难充分说明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不过,不再将“开国”作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确有远见。

  几年前初渡扶桑,因来去匆匆,像绝大部分游客一样,我只看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这回有机会在大街小巷转悠,慢慢品味,感觉上越来越接近“江户”,或者说,越来越体会到现代日本人及其生活里残存的“江户情调”。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情调”;但限于学识,无法把它准确表达出来,还是谈谈个人的游历吧。

  登上位于新宿的东京都厅顶楼,俯瞰阳光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饭店的旋转酒吧,观赏远比星空灿烂的都市夜景,不止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本人学习西方一个半世纪的结晶。这话里充满自豪,但也夹杂一丝不易察觉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触,你会惊讶不断“拿来”“拿来”的日本人,骨子里相当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明治初年的“鹿鸣馆文化”,只不过昙花一现;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始终没有“全盘西化”过——尤其是在思维、感觉与趣味方面。三千寺庙与神社,无数江户食品与习俗,还有仍很活跃的相扑与歌舞伎,在在提醒你这是在东京而不是纽约或巴黎。有发展旅游业或者提倡爱国主义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欢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里聊天,到小巷深处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除了日常生活,我对江户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一半得益于博物馆,一半得益于墓地。

  先从博物馆说起。东京可看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晚清来日的中国人已很有慨叹:同是学习西方,国人为何不大注重这些“没有围墙的学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参观博物馆的热情也仍在中国人之上。这似乎不能完全用经济发展状况来解释。

  东京最让我留恋的博物馆,是位于隅田川畔两国桥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腾出这么一大块地建造不能来钱的博物馆,这对于习惯精打细算的日本人来说,实在不容易。初见此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江户东京广场,我的第一感觉竟是“过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撑着船型大屋顶,并把博物馆分成上下两截。下面是放映厅、办公室以及举行特别展览的地方,上面则是收藏库、图书馆以及常设展览室。这是一个集展览与研究为一体的博物馆,不过从印刷精美、价格昂贵的“综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调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与作家。乘自动楼梯来到第六层,展现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户时代复原的日本桥。桥两侧有山车、戏院、商店、民居、报社等实物或复制的模型五十多件,并借此分割成若干展区。像浮世绘、歌舞伎、产业革命、明治建筑等,虽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不如专业展览馆详细,且平日里不乏鉴赏的机会;最让我感兴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筑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审美趣味的,可惜经过江户三大火事、关东大地震以及美军轰炸,目前东京城里,很难看到真正的“江户建筑”。每当面对精心保护的江户时代的残垣断壁时,脑海里总会浮现那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可每一回的想象都不一样,而且场景支离破碎,无论如何组织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观赏着博物馆里众多的江户图屏风以及地图、模型,对照往日访古时自家的想象,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对的,但更多的是离谱的发挥——后者更让我和我的朋友开心。

  第五层是展览的主体,包括江户和东京两部分。我对江户救火的组织及工具、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商店招牌的字体、市民的旅游路线等都很有兴趣。说实话,我对江户的了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于此博物馆以及“深川江户资料馆”。

  后者也在隅田川边,不过不大好找,我们是倒了几次车,又问了几回路,方才如愿以偿。博物馆乃东京都所设,资料馆则属于江东区——可这并不说明后者水平一定“降一级”。对于希望了解江户市民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后者或许更有用。按照历史资料,复原幕末深川佐贺町桥边的部分建筑,包括民居、商店、仓库、舂米屋、船宿、观火台,以及路边的柳树和茶水摊,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小社区。屋里的生活设施(包括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一应俱全,参观者可以登堂入室,东摸摸,西看看。让观众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隔着玻璃瞭望亲切多了。明知不可能真是150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伫立其间,还是油然而生一种历史感。展览不大,但做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专家的手笔。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户村”,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户村街上,看众多打扮整齐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艺伎、假水户黄门为你“装模作样”,3000日元的门票不能说太贵。可就是感觉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面对一块残碑自由想象时有趣。

  东京的残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庙的墓地里,那是我了解江户历史文化的另一个好去处。冬日的午后,踏着残雪,在寂静的寺庙周围漫步,是我和妻子东京游的主要节目。平日总是事先阅读有关资料,设计游览路线,力求少走弯路。那天灵机一动,突然出击,说是去找找当年章太炎借住并为鲁迅等人讲课的《民报》社遗址,顺便看看明治小说家尾崎红叶旧居迹。那一带是旧城区,街道东歪西斜,不大规整,再加上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旅游标志,居然让我们迷了路。走出东西线的神乐坂站,夫妇俩就开始闹别扭,“方向”“路线”之争持久不懈。后来干脆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来个“不争论”,顺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结果呢,想看的没看到,没想看的倒见到了。用中国的老话说,这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回家一合计,一下午逛了三处名胜,全与江户的风流人物有关。或许是苍天有灵,故意布下迷魂阵,将我们从“明治”引导向“江户”也未可知。

  在小巷里游荡,一边欣赏路边风景,一边互相埋怨。忽然感觉“有情况”,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块空地,并且用围墙圈起来?仔细搜索,锈迹斑斑的铁门边立着牌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国史迹“林氏墓地”。自林罗山以儒学佐德川家康建霸业以来,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学政,显赫非止一时。一世罗山墓原在上野,三世凤冈时赐地于此,于是改葬。墓地里现有墓碑八十余基,一律儒葬,异于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据说此地原是丘壑幽远,老树苍郁,想来风水不错。只是明治以后,儒学衰落,墓地也就日渐缩小,如今占地不过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11月初旬的“文化财保护周”时开放,平时参观必须提前申请。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只能从门缝和小窗窥探。这样也好,保留一点神秘感,也便于发挥想象力。树荫下光线不好,再加上没带望远镜,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题词。

  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的墓碑同样看不清,不过那是另一种情况。离林氏墓地不远,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净轮寺,寺里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迹关孝和墓。关氏生于1642年,卒于1708年,天文历算,莫不精通,时称“算圣”,撰著数十,门人数百。

  现有的墓碑虽说也古色古香,却是昭和三十三年(1958)复刻的。正面碑文与众不同,居然夹着“赠从四位时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显得不伦不类。其余三面刻着宽政年间撰写的墓志,可惜碑背贴着墙,根本无法识读。看看开头,再读读结尾,中间部分随游人自由发挥。如此理解,倒也别具一格。当初没想到这一步,还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转到宗参寺时,天已渐黑,赶紧寻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国史迹”,不可不访。山鹿素行(1622—1685)乃江户前期著名的儒学家和兵学家,与后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关系。碑文已经看不清了,只觉得墓前那对延宝年间的石灯笼古拙可爱,再就是所谓“乃木遗爱之梅”已经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写着,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生前私淑素行,死后其门人将其喜爱的梅花移植于此。可乃木死去已经八十多年,“老梅”为何竟如此纤细瘦弱?想来必是后世的好事者补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该如此含糊其词。

  一下午闲逛,居然邂逅江户前期儒学、数学、兵学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这一回经验,在东京访古,不再周密计划,而是更多“灵机一动”。当然,这么一来,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车票钱。

  不同于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于新兴商业中心上海,200年前的江户,政治经济同步发展,雅俗文化日渐融合,其独特的魅力令我陶醉。离开东京前一天,和妻子专门乘地铁赶到浅草寺附近的吾妻桥,在隅田公园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静地流淌,夕阳下波光明灭,但与周围剑拔弩张的建筑物与霓虹灯相比,还是显得含蓄朴素多了。大概是阅历太多,隅田川不会轻易激动。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纳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铁马,也才能留下无边无际的怀念与遐想。

  1994年9月13日傍晚完稿于蔚秀园。

  时感冒未愈,文思困顿,如此短文竟写了五天,惭愧之至。

  (初刊《东方》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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