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对故事的总结，只需改变名字和场景，这个故事就可以被用于浪漫滑稽剧或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时装电影史诗。但是，毕竟还有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他完全认同的贵族阶层，他对这个阶层是认可的，而他们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在托尔斯泰构思《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这个阶层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功能，但还未丧失它所具有的特权。但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将俄国贵族描写为依旧承担着实际军事功能的阶层，不过以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设备和前工业技术无知地从事奴隶般劳动的仆役阶层为这个贵族阶层创造的财富正在锐减，贵族阶层的特权的合理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在俄国还难以察觉的社会与技术力量的兴起，到了托尔斯泰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4–56）之时，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他笔下的俄国贵族还不是整体衰落，但其内部已经开始分裂，托尔斯泰使这一点非常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但这种衰落的原因却未得到说明。当然，托尔斯泰绝不是现代化的鼓吹者。他后来成了社会激进主义者，投身于和平主义、素食主义和各种基督教虔敬主义之中。和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将土地上的劳作作用理想化为救赎的作用，在他在本书结尾出对家庭生活的田园诗般的描写中，将这种环境中的安宁祥和与“社会”的战争性质截然对立。他对尼古拉重建之后的罗斯托夫庄园的描写勾画出了一幅理想化的图画，在这幅画中，这个庄园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农场，其中的农奴不是被当作牛而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这个画面也是对俄国人的新生活方式的某种展望。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可以确定，这种荒谬性不是因为废除农奴制不必要，而是因为农民的农业活动不可能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
托尔斯泰梦想这样一种社群，它的基础是以从土地产出方面看更为有效的方式运作的小农经济。这种梦想形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乌托邦维度，同时也是托尔斯泰与19世纪中期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区别的标志。这些现实主义作家压抑了所有替代他们为之而写作的阶级分化社会的乌托邦幻想，这一点正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标志。
3
我已经大致说明了托尔斯泰如何将历史当作一种主题来运用，与此同时又是如何剥夺所有的历史阐释力量而对历史本身进行了再概念化的。我现在要说的是，他对他的小说也做了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他利用了爱情小说和历史小说当中的原型人物，但同时又将这些人物置于他们不堪承受的战争与和平的语境之中。因此，《战争与和平》以现实主义的社会分析开始，却又以田园生活作结。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开始时都是他们社会阶级和社会身份的代表，但到最后不仅经历了因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社会编码而造成的毁灭，而且最后也都改宗投身于乡村家庭生活的乐趣之中。
实际上故事的虚构部分结尾相当草率，只是被添上了个“尾声”而已，这部尾声以“历史中起作用的力量”的长篇大论开始，紧接着又变成了对1820年罗斯托夫和別祖霍夫两家境况的描写。似乎托尔斯泰越来越对他的主题不耐烦了，甚至对他的人物也越来越恼火。最后他把他的创作当作他日益增长的拟古主义的乏味代表作卖出去了事。
比方说，在书的开始出入社交界十五年后于1820年再次出现的娜塔莎，已经经历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改造，但这种改造实际上是没有合理动机的。在连篇累牍地赞扬她的美貌与活力——这种美貌是通过她的纤细的双手和双脚、大大的黑眼睛和犀利的精神以转喻的方式得到表达的——之后，托尔斯泰这样描写1820年她的再次出现：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早春结婚，到一八二〇年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向望已久，现在由她亲自喂奶。她发胖了，身子变粗了，从现在这位强壮的母亲身上很难认出当年那个活泼苗条的娜塔莎。她的面孔定型了，神情娴静、温柔而开朗。她的脸上已没有青春的魅力。现在只能看到她的相貌和体态，完全看不出她的内心活动。她只是一位强壮、魅力和多子女的母亲，难得看到她原来热情的火焰。现在，只有当丈夫回家，孩子病愈……或者偶尔兴致突发唱起歌来（她婚后已不再唱歌），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会重新燃起热情。而当原有的热情偶尔在她那美丽丰满的身体里重新燃烧时，她就显得格外富有魅力……她既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也不向丈夫献媚，更不讲究梳妆打扮，毫无顾忌地向丈夫提出种种要求，什么事都满不在乎……娜塔莎全神贯注的就是家庭。[10]
十五年前还是莫斯科社交界的佳丽的娜塔莎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和造作的吗？现在“她无暇参加社交生活”，这是为什么呢？在皮埃尔身上，她到底发现了什么能使她变成他的副手或家庭仆役的东西呢？她的这种形态变化是动机不清的。我们只是被告知：
娜塔莎婚后一开始就提出她的要求。她认为他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属于她和家庭。娜塔莎的这一崭新观点使皮埃尔大吃一惊。皮埃尔对妻子的要求虽然感到惊讶，但又沾沾自喜，完全听从她的话。
她在婚后关注重点的转移让她具有了这种新的精神吗？托尔斯泰只满足于诉诸如下一般原则来解释娜塔莎的变化：“当然，人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一旦全神贯注，不论什么微不足道的事就会变得极其重要”。娜塔莎恰好抓住了家庭，并以之为自己的关注对象，而且“她陷得愈深，那件事就显得愈大，她就愈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即使她全力以赴，还是来不及做完她应该做的事情”[11]。看上去托尔斯泰似乎要以完全相反的形式颠倒并毁灭娜塔莎原来性格的方方面面，而正是她原来的性格不仅将她造就成了社交界的佳人，而且使她对许多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个爱的理想对象。在我刚才所引的段落中，托尔斯泰还对当代有关“妇女权利、夫妻关系、夫妻的自由和权利”的言论进行了抨击，娜塔莎发现自己完全不能理解这些言论。托尔斯泰说，这些言论“只对那些把夫妇关系纯粹看成某种满足的人”才存在，“他们只看到婚姻的开端，而没有看到家庭的全部含义”。娜塔莎除了丈夫和家庭之外别无所需。
她有了一个丈夫，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另外再找一个丈夫，她不仅认为没有必要，而且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丈夫和家庭操劳，她不能想象另一种情况，对此她毫无兴趣。[12]
托尔斯泰的人物都经受着矛盾而悖论的欲望、情感、态度、习惯和抱负的撕扯。这一点也真实地体现在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拿破仑和库图佐夫身上：前者像个光彩照人又贪得无厌的孩子，后者像个病病恹恹但顽强固执的老人。但这一点在《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虚构人物——皮埃尔·別祖霍夫、尼古拉和娜塔莎·罗斯托夫，以及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身上尤其真实。这些人物形象是由关于他们如何感受、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他们欢乐或激动的状态，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的大量细节聚合而成的。所有这些人物——他们都是贵族——拥有实现他们愿望的物质手段。可他们从不满足，他们总在探求之中，而当他们行动的时候，他们也经历着变化。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变化中，这些人物也获得了发展。托尔斯泰似乎并未以西方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发展方式来为主人公设置某种天生的潜能的实现可能性。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充其量只能指望皮埃尔和娜塔莎、尼古拉和其妻子玛丽雅在本书结尾部分所享受的那种稳定与和平。
4
《战争与和平》没有真正结束。它只是偶然中止。当然，许多历史小说突然宣告所有相关的事件序列已经完结，是时候合上书卷，以此方式了结全书。不仅是《威弗利故事集》[13]，许多历史叙事都采用了这种做法，在众多事件的长序列中任意指定一个事件作为叙事的终结。实际上，托尔斯泰注意到在历史之中并没有开端或终结，只有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加以切分并借以——相当武断地——建构故事的事件发生之流。
托尔斯泰说，历史和天文学以及围绕太阳的地球运动的相关发现所提出的问题一样。“不错，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运动，但如果承认它不动，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承认我们感觉不出的运动，我们就找到了规律。”“历史”也是如此：“不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依赖性，但是承认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就陷入困境；承认我们对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的依赖性，我们就找到了规律”[14]。这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就存在于对我们的感觉（经验）和我们的知识之间的两难选择之中。关键似乎在于，自然规律的知识无法帮助我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来说，感觉应该压倒一切理性和意志。即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我们也是依赖性的，而当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依赖性——依赖于自然、土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庭和宇宙大千，总之，依赖于除了社会和地位的一切，我们就会达到最大的自由。于是我们才将找到我们文本标题所提到的“和平”。但和平并不等于快乐或愿望的满足。实际上，它是对愿望的压抑，是对一切社会工程的抛弃，是婚姻中的配偶在晚饭后，在看着孩子睡去时享受的平静，他们可以在对互为满足的沉思中获得乐趣。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战争故事充满了行动、运动、交谈、阴谋和众多的并非偶然的暴力，那么战争期间俄国上流社会的虚构部分也是如此。尽管托尔斯泰带领我们浏览了1805年到1812年期间由四个俄国家庭的命运组成的社会场景，但我们却没看到特定社会的性质的展现。比如，阶级冲突并没有被表现为社会结构的痼疾，而是被说成是来自农奴阶层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原生性“自然”差异。托尔斯泰本人也是大土地所有者，但他却公开宣称他对俄国农奴、机械工、办事员和官员所知甚少，实际上对改变的他们的状况也不抱希望。
甚至贵族之间——富有的贵族和落魄的贵族之间——的冲突，古老的家族和nouveaux riches（新贵）之间的冲突，主人和代他们管理的人之间的冲突被描写为人性和家庭性质的关键性要素，并且与将在某天宣告沙皇专制的倒台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的根本性社会变革没有什么联系。托尔斯泰本人是接受了社会启蒙的（他释放了自己的农奴，为他们的教育建立了学校，鼓吹俄罗斯政治改良），但《战争与和平》的基本观点仍然充满了贵族的自我意识，至少是温和的斯拉夫意识。
在历史学家通过对素材的整理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精心刻画”那些重要的历史代言人，为的是为他们赋予既是英雄又是恶棍的光环。拿破仑就被如此经常地作如是对待，因而我们只能将他当作神话来看。托尔斯泰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他认为有必要尝试着通过将拿破仑当作一个掌握着他意识不到也控制不了的力量的普通人来对待的方式对之进行解神话化。他将他笔下的所有历史人物都变成了隐喻。并且在他的虚构人物身上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尝试这么做，也就是说将他们转变成活的人物。皮埃尔、安德烈、尼古拉、娜塔莎、玛丽雅公爵小姐、海伦·库拉金娜，所有这些形象都被表述为日常而普通的贵族。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英雄式”的东西。他们都不是19世纪小说人物意义上的“形象”。他们所具有的是精神——而且还是尤为复杂的精神。
历史的目的
19世纪早期历史小说是一世纪之前很难想象的两个发展因素结合的成果，这两个发展因素就是历史学被改造为一门科学，以及小说发展为一种严肃的文学体裁。在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段时间里，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修辞和历史知识的一个分支，基本上只是教育学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一种通过例证来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到了18世纪晚期，历史学被从文章学范畴当中排除，而与哲学、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联系在一起。接着，在19世纪早期，历史学被确立为一门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建构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新的民族国家格局的谱系学。这种新的历史科学在正式意义上致力于对个别真实事件的客观研究，并通过真实的叙事（以区别于虚构的叙事）对这些事件进行描述。它与哲学和神学相分离，并将自身限定在对事物实际存在——而不是它们之应是或人们希望它们的所是——方式的描述之范围内。而对所谓事件的应是或人们希望事件之所是的描述，则是被指派给文学，特别是被指派给小说的任务，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大多出自女人之手并为女人而写的文体，就这种文体而言，想像被授权逃离平庸经验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在理想化了的过去冒险、爱情和神话当中寻找避难所。亚里士多德就曾将历史与“诗”、独一无二的事件与关于世界的知识相区别。到了19世纪，历史被和文学对立了起来，成为有别于可能世界之虚构的真实世界的知识。进而历史事实被规定为文学虚构的反面。将这两种模式混同的任何做法都被认为是与将两种性别混淆一样的不智之举。
因此当瓦尔特·司各特1814年以匿名方式发表《威弗利，或六十年前》的时候，他特意为将本当分离的上帝、人和文化放置在一起而向读者道歉。尽管这种新文体很快获得了普遍的欢迎，但司各特仍然要道歉，因为他本人是坚信他的时代所形成的历史写作规范的。他认为，有关过去的知识必须建立在对原始资料的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而他本人则将他的这部书当中所包含的历史部分置于苏格兰历史学者的研究、文学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之上。他辩解说，他之所以虚构出1745年苏格兰叛乱期间爱德华·威弗利的冒险，是为了方便进行历史教益的传达，这样可以将历史事实消化为利于女士接受的东西。司各特希望他的读者不要混淆事实与虚构、历史与小说，并时刻注意它们之间的界线。尽管司各特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成功确证了这种新文体的合法性，但专业历史学家们仍旧认为他的著作是危险的。历史学的尊严取决于它免受任何形式的“虚构”——文学的、科学的或哲学的“虚构”——的玷污。
托尔斯泰却从未表现出司各特对专业历史学家所表现出的那种顺从。相反，他不仅声称自己对俄罗斯历史的理解要比专业历史学家更好，而且断言他自己比历史学家和同时代的历史哲学家更好地理解了历史现实的本质。他要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地描述战争、战斗、受伤、在筋疲力尽中的远征、遭受监禁或由于领导者的无能而经受死亡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感觉。他认为艺术可以比历史学做得更好。托尔斯泰在渲染战争的场景、声音、气味和战争滋味的时候，是没有一点罗曼司的东西的。他着力表现了男人之间的同志情谊，并大力肯定了诸如战争、骑兵冲锋和并肩作战等极端情境中的兴奋快感。当然他也描写了进入战斗感到那么兴奋的人们是怎么被毁灭性的火炮和大规模的步兵射击彻底摧毁的。托尔斯泰让我们了解了战争的“感觉”而不是战役或战斗的逻辑；他让我们看到了战场的地形，而不是让战场变得透明的、使其理性化并让其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有序的战地地图。
在描写社会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做的。在这里，托尔斯泰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某种地形而不是地图。在书的这些部分，他努力刻画的是作为一个贵族、作为“社交界”的一员、作为俄罗斯人、与农奴打交道、在狩猎伪装下一坐就是一整天、骑着马穿行在猎狗群中、进行决斗、坠入爱河、结了一门好亲事或糟糕的亲事、养育孩子、遭受丧偶之痛或被所爱的人背叛究竟是何感觉。他发自内心地、以同情的态度但并非不加批判地描绘了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他描绘了旧制度的最后的辉煌时刻，此时，沙皇成功地激励全俄罗斯人民保卫神圣祖国的土地，贵族获得机会领导军队抵抗侵略者。但托尔斯泰站在他自己时代的有利的时间点上——1805年的“六十年以来”——可以看到俄罗斯贵族来日无多了。他对罗斯托夫的描述表现了一个典型的贵族家庭已经因经济困难而备受困扰，其社会功能也受到了质疑，而它的社会基础——由于以农奴劳动为其基础——也逐渐分崩离析。这个家庭正是所有其他贵族家庭的缩影。这样的家庭总是由这样或那样的上了年纪的暴君统治着，他们未来的主要希望就在于他们能否将他们的女儿嫁给一个颇具资财的土地所有者。托尔斯泰对这个时代俄国社会生活的描写和他对历史的描写一样没什么罗曼司的东西。
在《战争与和平》当中，拿破仑皇帝才是历史以疯狂的方式所造访的人，最初历史让他获得了并不真正属于他的军事胜利；其次，又把他提升为皇帝，使之掌握了至高的政治权力；最终，驱使他构想出一个不可能执行的军事战役。历史造就了所有这一切，但并非出于任何道德或形而上学的目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就是人们为事件之实际所是赋予的名称，这些事件包括过去发生的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既然这些事件没有表现出计划或目的，因而对它们的研究所形成的任何可能的知识都是一种纯然局部性的、或然的、具体的和有限的知识。
所以，在托尔斯泰看来，知识当中更好的部分就是谨慎和勇气。《战争与和平》中的正面人物——库图佐夫元帅、皮埃尔·別祖霍夫、尼古拉·罗斯托夫、他的妹妹娜塔莎、公爵小姐玛丽雅、神秘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最终都因深刻地洞悉他们应该放弃什么而成为真正富有的人。最终，在小说的结尾，拿破仑被送回巴黎、被废黜和流放，战胜他的人库图佐夫也已去世，亚历山大沙皇沉湎于神秘主义并受到江湖骗子的操纵，莫斯科也得到了重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尼古拉和玛丽雅结为伉俪、皮埃尔和娜塔莎幸运地享受着四个子女的绕膝之乐，但在他们身上，很少体现出在人类的机巧智慧和社会手腕方面的长进。小说的首要人物皮埃尔看上去和过去一样不谙于社会现实；娜塔莎与其说是成熟了不如说只是长大了；尼古拉因为和他的确喜欢但还谈不上爱的一个女人结了婚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而沙皇则陷入了对俄罗斯社会的反动认识当中，他完全不理解俄罗斯，这种情况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当中酝酿一次大的革命，等等。历史不是让我们理解的，而是让我们经历的——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注释：
[1]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导言草稿”，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毛德译本，背景和来源，考证》（War and Peace: The Maude Translation, Backgrounds and Sources, Criticism），第二版，纽约，1996，第1087页。本文下面所有引文皆来自这个译本，简写做“wp”。这篇文章最早以标题“反对历史现实主义”（ Contro il realismo storico）载于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编：《小说》第五卷《教训》（Il romanzo, vol. V: Lezioni, Turin 2003 ），pp. 221–37.
[2]艾亨鲍姆用以下的词语说明了托尔斯泰历史观发展的特点：“托尔斯泰最初的反历史主义决定了他相当温和的战争—家庭编年史的想法。后来，受到时代关注焦点的触动，他开始将编年史转变成为一种历史诗剧，转变为一种史诗，并引入了一系列历史哲学观。他的反历史主义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而他的编年史小说成为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文体通过把类似小说的情节与带有哲学推理的历史素材相结合而发展形成。这结果是一种否定性的文体，因为构成这种文体的各个要素相互冲突。”艾亨鲍姆接下来继续说“托尔斯泰的小说原非新文体”而是对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种流行的小说形式——一种是家庭或“地主生活”小说，另一种是军事历史小说——的结合。鲍里斯·艾亨鲍姆：“俄国文学史语境中《战争与和平》的文体”，载于wp, p. 1126。
[3]wp, pp. 886, 892.
[4]wp, p. 664.
[5]wp, pp. 1040—1.
[6]wp, pp. 1040—1.
[7]wp, pp. 941.
[8]wp, pp. 977—80.
[9]wp, pp. 873.
[10]wp, pp. 1200—1.
[11]wp, pp. 1201.
[12]wp, pp. 1201.
[13]瓦尔特·司各特的第一部小说。1814年，司各特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一部小说《威弗利》，大获成功。该书讲述了1745年苏格兰詹姆士党人企图通过起义协助一个苏格兰家族复辟，重新登上英格兰皇位的故事，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之先河。——译者注
[14]wp, p.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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