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发轫于中国封建帝国末期，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逐渐得以制度化。1902 年，慈禧太后钦点政治家、教育家张百熙（1847—1907）对成立不久的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张所提出的章程列出文学科，其所包括课程有：儒学、历史、古代思想、档案学、外国语、语言学和辞章等。但文学科所反映的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由不同人文学科组成的综合专案。这反而与日后的“通识教育”庶几近之。现代意义的“文学”原型是辞章这一学科，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等。这一设置结合传统中国小学研究和西方浪漫主义以降的审美实践，为现代文学概念首开先河。一种以修辞和虚构为载体的“文学”逐渐为众所公认。
但是，尽管采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类，或奉行由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概念的“文”和“文学”之间对话依然不绝如缕。也就是说，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不仅步武新潮，视文学为再现世界存在的方式，也呼应传统，视文学为参与彰显世界变化的过程。这一彰显过程由“文心”驱动，透过形体、艺术、社会政治和自然律动层层展开。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不只是（如西方典范所示）虚构与真实的文本辩证关系，更是人生经验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
中国文学的“文”源远流长，意味图饰、样式、文章、气性、文化、与文明。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推而广之，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被铭记的艺术。引用宇文所安所言：
如果文学的文是一种未曾实现的样式的渐行实现，文字的文就不仅是一种“代表或再现抽象理想的”标记（sign），而是一种体系的构成（shematization），那么也就不存在主从先后之爭。文的每个层面，不论是彰显世界的文或是彰显诗歌的文，各在彼此息息相关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诗“作为文的”最终外在彰显，就是这一关系继长生成的形式。
换句话说，面对文学，中国作家与读者不仅依循西方模拟与“再现”（representation）观念而已，也仍然倾向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做出有机连锁，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持续铭刻、解读生命自然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心并在世界上寻求多样“彰显”（manifestation）形式的过程。这一彰显的过程也体现在身体、艺术形式，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动上。据此，在西方虚与实、理想与模拟的典范外，现代中国文学也强烈要求自内而外，同时从想象和历史的经验中寻求生命的体现。
正是在对“文”这样的理解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一般我们熟知的文类外，还涵盖了更多形式，从总统演讲、流行歌词、照片电影、政论家书、到狱中札记等。这些形式不仅再现世界的形形色色，同时也塑造、参与世界的继长生成。“文”这一概念和模式不断地演义和变化，铭记自身与世界，也为其所铭记。诚如宇文所安所说，“表现的过程必须从外部世界开始，它有优先性而未必有优越性。而同时一种潜存的规模由内烁而外延，顺势而行，从世界到心灵再到文学，交感共振，未尝或已。”
“文”用以彰显内心和世界的信念也解释了为什么横跨中国现代世纪，“文学”和“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7）提倡文学改革为“欲新一国之民”的基础；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各自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呼吁；20年代的激进分子宣导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0年代瞿秋白号召文化革命，40年代毛泽东将文学改革列为共产革命的要务。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成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媒介；80年代文化、文学热风靡一时，而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全中国热议的对象——虽然一般大众可能并不阅读文学。
再次，《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希望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为人文学科的建制，做出反思。中国历代不乏对文学人物、活动和成就的记载品评，但文学史的撰写则始自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科后，年轻教师林传甲（1877—1922）受命撰写《中国文学史》，为教学所用。此书仿照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1898 ），后者又是在欧洲文学史启发下所著。林传甲的文学史十分博杂，涉及文学分类、文献征引、时序分期等。他强调孔子以来知识变迁，着重文章的流变，对诗歌、白话小说和戏剧着墨甚少。同年，苏州东吴大学黄人（1866—1913）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与林著相较，黄人的文学史采用类似百科全书式叙事，记录文学事件和著作。
五四之后，古典文学是文学史主力所在，现代文学在学院内尚难成气候。虽然1920—1930年间五四领导者如胡适（1891—1962）、周作人（1885—1967）等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学史著述，但新文学只是他们文学的一小部分。三十年代后新文学吸引了更多关注，左翼文人如王哲甫（？—？）和李何林（1904—1988）等的著作浮上台面。但在1949年以前，新文学史基本处于边缘地带。1951年，青年学者王瑶（1914—1989）发表了首部重量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数以百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版。当代大陆学界对文学史的热衷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无出其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按照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发展与政治发展相辅相成；作为政治的寓言（预言）对照，文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不断勇猛精进，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以革命取代封建，朝向无产阶级理想的完成。但单凭这一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解释何以文学和文学史对新政权和“人民”如此重要。如前所论，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再现”体系的影响，传统“文”作为“彰显”意义的概念依然历久弥新。政权尽管处处颠覆传统，却牢牢守住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新中国持续深化“文”的概念不仅得见于日常生活中、也得见于社会、国家运动中。因此产生的论述和实践就不再仅视文学为世界的虚构重现，而视其为国家大业的有机连锁，文学无所不在。当要求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梦”时，文学读者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为时代精神表征，文学史想当然地参与、创作文学从生产到解读的每一阶段，也必须随时修订，跟上时代。
就此我们必须回顾中国传统文学与历史的错综关系。学者早已指出，历史经验是否，或如何能再现，是历代史家争议的话题之一。叙述历史——以期重现历史中的人和事——不仅需要史料研究和史识框架，也需要修辞技巧和史家的诚信与自许。《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一般认为“史”信而有征，仿佛比“文”更可信。孔子却表示，历史话语踵事增华，反可能比文学更为夸张失实。“文”和“史”必须相与为用，才能展示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世界。司马迁（前135？— 前90）的成就庶几近之。在史事和史识、文采和情操各方面，他创造了理想的典范。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抒情与乡土作家沈从文（1902—1988）甚至认为伟大的历史必先是伟大的文学史。
不仅如此，自9世纪开始，“诗史”即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思想。唐代文人孟棨（？-？，第9世纪）曾谓，“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孟棨思索“情”作为内里的“情志”和外沿的“情境”的意义，从而阐明历史经验与诗性思维的互补关系。“诗圣”杜甫（712—770）被誉为是传统“诗史”的伟大实践者，这一盛名不仅肯定其人铭记生命实相的史观，也称赞其人与天文、地文、人文共鸣的诗心。“诗史”论述在17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其时正值明代覆亡时刻。套用黄宗羲（1610—1695）的话，唯因“史亡而后诗作”。
读者可能察觉《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不乏西方理论痕迹。如本雅明（Walter Benjiamin）的“星座图”、“拱廊计划”（constellation；arcade project），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genealogy），或德勒兹（Gilles Deleuze） 的“组合”论、“皱褶”论 （Assemblage；fold）等，都可引为附会。但与其说此书如何受到“后学”影响，更不如说灵感一样得自钱钟书先生的“管锥学”。钱先生《管锥编》反转《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喻义，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片段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早在1962年《读〈拉奥孔〉》一文中，钱先生就有言：
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
由小见大，引譬连类。所谓“史蕴诗心”，当今的西方理论未必能够做出相应的回应。
归根结底，本书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通过重点题材的配置和弹性风格的处理，我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
现代作家如何反思，以及现代文学如何反映这一对话关系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心议题。通过一百六十一篇文章，笔者希望文学史所论的话题各有态度、风格和层次，甚至论述者本人和文字也各有态度、风格和层次；文学和历史互为文本，构成多声复部的体系。只是，每篇文章都由一个日期和相应事件来标识。这些事件也不尽相同：特定作品的出版，机构（比如一个团体、一家杂志、一个出版社）的建立，某一著名文体、主题或技巧的初现，一项具体问题的辩论，一桩政治行动或社会事件，一段爱情，一桩丑闻……每篇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该事件的历史意义，通过文学话语或经验来表达该事件的特定情境，当代的（无）关联性，或长远的意义。
此外，“诗史”的观念促使我们视特定文类作品，甚至是传奇虚构，为一种“历史经验里特殊的，信以为真的说法；或一种（主体）意识遭遇、诠释和回应世界的方法”。因此我鼓励本书撰稿者——尤其极富想象力的作家们——选择最得心应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历史“感”。例如，哈金的文章重建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前夕；王安忆遥念母亲茹志鹃写作生涯中三个关键挑战；关诗佩虚拟翻译学先驱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觐见同治皇帝，提出建立翻译体制的一刻；韩依薇（Lari Heinrich）则建议读者阅读他悼念酷儿作家邱妙津一文时，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进入文本。
最后，我们来到文学史和国家代表性的问题。按时间顺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涵盖了从明末至清朝，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朝代、政权下的文学现象。“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和文化的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历史学家许倬云和葛兆光都曾指出，“中国”一词首见于周朝（前1046—256）或更早，意旨空间地理上，位于中央的社会或区域。“中国”作为一种略近国家雏形的共同体意识源于宋代（960—1279）；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使得宋朝朝野对领土、疆界产生了自觉意识。明清两朝也曾分别自称为“中国”，但一直要到20世纪初，“中国”才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权和国家概念挂钩。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的革命后于1911年成立；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分峙两岸，延续至今。
当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一词至少包含如下含义：作为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共同体”。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分化成两个传统，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论述掌控。虽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在20世纪中期冷战年代，对文学活动的控制却有惊人相似之处，然而国民党毕竟技逊一筹。也幸亏如此，60年代的台湾迎来了现代主义和其他文学实验。随之而起的则是何为中国、何为台湾的争论。“中国”在台湾如何表述日益成为棘手话题。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推向极左。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分别经历了政治和文化的剧烈震荡。时至今日，“中国”在不同情境下，已被后社会主义化，去殖民化，后现代化，解构化，性别化，甚至去中国化。对鼓吹台湾“独立”者而言，“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指称。但随着大陆“大国崛起”的呼声，“中国梦”俨然又是团结爱国情绪的新指标。
1971年，夏志清教授（1921—2013）首次以“执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一词来形容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挑战的矛盾态度。夏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文人如此忧国忧民，以至于将他们对现状的反感转变为一种施虐/受虐般的心态。他们将任何社会或政治困境都看作是中国独有的病征，因而对中国现状极尽批判之能事。这样的态度虽然让现代中国文学充满道德与政治的紧张，却也导致画地自限，自怨自怜的反效果。夏志清认为补救之道在于迎向（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迄今为止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专书。尽管该书遭受左派阵营批评，谓之提倡冷战思维、西方自由派人道主义以及新批评，因而成为反面教材，但它“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作用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将近一甲子后的今天，夏志清对“执迷中国”的批判依然铿锵有声，但其含意已有改变，引人深思。在大陆，作家和读者将他们的“执迷”转化成复杂动机，对中国从狂热到讥诮，从梦想到冷漠，不一而足。而在台湾，憎恶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事物成为一种流行，仿佛不如此就成为时代落伍者——却因此吊诡的，重演“执迷中国”的原始症候群。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力求通过中国文学论述和实践——从经典名作到先锋实验，从外国思潮到本土反响——来记录、评价这不断变化的中国经验，同时叩问影响中国（后）现代性的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本书从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不必只是国家主义竞争下的产物，同时也是跨国与跨语言、文化的现象，更是千万人生活经验——实在的与抽象的、压抑的与向往的——的印记。有鉴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史都囿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本质主义，我们需要其他视角来揭露“中国”文学的局限和潜能。《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跨越时间和地理的界限，将眼光放在华语语系内外的文学，呈现比“共和国”或“民国文学”更宽广复杂的“中国”文学。
（因篇幅之故，本文第三部分及注释从略，详见请参看《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Edward Henderson讲座教授。中译原稿由苏州大学王晓伟老师执笔，谨此致谢。译稿已由作者改写并修订,发表时个别处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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