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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我为什么会变成女性主义者

2017-10-17 08:5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戴锦华 阅读

   摘编自戴锦华6月6日在雨枫书馆·百盛馆的讲座,和孙柏谈《那些胆敢握笔的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性别意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女性主义者

   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真的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好像我很早就有这个性别意识。我告诉大家,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像现在这么高了(站起来),我每天要听大人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怎么嫁”。我是有“原罪”的人,那个时候没有同性恋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但是那个时候同性恋就跟“流氓”“疯子”一样是非常难听的、脏得不能再脏的字眼,原因就是因为我高。女孩子有的时候必须像借助男生的体力一样借助我,所以你就必须面对这件事。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是个好女人,我没什么别的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梦想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的弱点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呵护,但是我得不到。所以对我来说真的很简单,第一次读到《性别的奥秘》,读到《第二性》的时候,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别人表述了我的经验,所以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比如我读到一本书里有一章叫“身高与权利”,男女配对一定是男高女矮,这是自然的,这是逻辑的,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请我,这是我完全个人的生命经验,真的很小时就跟着我,因为我被踢出去,成为人家的忧虑。所以我非常羡慕,到我三十岁,我们又开始说高是美。当年我也非常瘦,那就更糟糕。等到我已经不具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都成了优点,但是在我那个时候都是生理缺陷。

   从第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到第一本研究女性主义小说的专著,用了两个世纪

   昨天为了这个讲座,我又一次读这个书(《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大家仔细想想,35年非常遥远,30年是人类社会的一代,纯粹是上一代人写的。35年前想起来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大家如果换一个角度想,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对我来说两个有趣的方面出现了,一个是35年前的激进的、颠覆性的、非常年轻的,英文的直接翻译叫做“新鲜的博士生”,非常没有资历的两个女老师,在英文系撰写了这样的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经典,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痕迹。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其实这本著作当中所有的女诗人、女作家,原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她们只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经由他们的阐释,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显出来了,而他们的研究方法不是说这些作家是女的,所以他们写的是女性文学。而是她们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而女性作家共同的一些叙述的特征,一些情感的特征,并在分析当中发现历史的社会的压迫性的和反抗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我们在读这本书著作,这本著作终于来到中文世界。但是并不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这本原著,通过他们的理论文本去读他们,读他们的文字,读他们的表述,读他们文字和表述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然后我们再去感觉这35年来我们究竟走过了什么历程?对于女性来说,历史是不是在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当中?是不是今天远比当年进步了?

   我们人人都能认识到写作不仅仅是执笔,作家手中的笔不是所谓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说写作是一个孕育和生产的过程,是女性的权利,因为女性有子宫。这些说法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性,而变成了一般意义的修辞。但是当这种修辞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性别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女性写作,我想这本书会开启一个性别思考的,包括我们以更加自觉的中国主体位置上的跟西方的对话。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我们不仅可以学习,我们也可以创造。

   从女性主义的两个关键年代到重新审视今天的时刻

   我们讨论女性主义有两个历史年代,不光讨论女性主义,如果我们讨论任何当代文化、当代社会、当代政治,有两个历史时段是要特别突出的,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刚才孙柏不断用“68一代”。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几乎掀动了西方世界,法国到了几乎倒戈的地步,美国陷入了美国历史上唯一次的宪政危机。欧美的这种反文化运动的三个最主要的热点群体就是青年学生、女性和有色人种、少数民族,他们掀起的是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

   今天很多我们认为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其实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巨大冲击和捣毁之下,那个空间才出现,我们今天这样的可能性才打开。另外一个是20世纪的八九十世纪之交和九十年代,冷战终结,这个变化不光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最后分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时从形而下的层面说,它名副其实地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这之后很多国家消失了。比如说原来最乐观的西方理论家、思想者、科幻小说、政治幻想小说的人没有想到,有一天苏联不在了,世界上没有苏联这个国家了,但是苏联已经没有30年了。这个是两个大的参数。

   在冷战终结之后,批判性的议题、反抗性的议题,原来集中在三根轴上,就是阶级、性别、种族,但是到冷战终结以后,阶级和种族的批判性的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非法化了,尤其是阶级议题,我们不再讨论阶级问题了。相反的是只有性别议题,女性主义议题,始终具有合法的先锋性和合法的批判性。我觉得今天文景出版这本书(《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有机会买到这本书,不仅仅是要通过这本书去学19世纪女性的女作家的文学和作品,更重要的是,回返这个历史时刻是为了重新去体认,重新看待今天所置身的历史状态和文化状态。今天我们反观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发现冷战终结,阶级的命题不谈了,种族的命题开始变得暧昧了,只有性别的命题越来越先锋,越来越前卫。

   大概一年前,我看到网上一个有趣的帖子,大概意思是网络禁忌,在网上切忌不能干什么。第一句话叫做“猫狗是主人”,第二句话叫做“同志不能黑”,第三句话叫做“直男癌去死”。其中两句话都是性别议题,而且如此开放,如此先锋,如此正确。美国创造那个词“政治正确”,如此具有政治正确性。它们是对我们今天现实的一个真实的准确的勾画吗?我们今天的现实当中“直男癌”们各个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吗?今天同志们都占据了舞台中心吗?

   在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在“同志不能黑”的同时,有一个必黑的角色就是“剩女”。“剩女”相对什么东西剩下来了?相对父权制、异性恋和婚姻制度。在我那个年代,当我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点责任要对我的朋友们解释一下,是基于什么我走进婚姻制度。当然,天然合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爱上了一个爱我的人。《简·爱》里那句著名的台词:爱人与被人爱是无名的福气。我要告诉大家说,我真的很爱他,他真的很爱我,所以我们决定走进婚姻这种法律的,其实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个财产的形态,在我的那个时代没有财产的层面。一方面,法律意义上绝对婚姻财产共同,一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用现在的说法我们叫“无恒产者无恒心”。但是我想,我可能是比多数人更有恒心的一代人。

   我们今天回到那个历史的节点上,其实是为了让大家重新获得那个历史的感知和体认。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35年前,大家认为《简·爱》就是哥特罗曼斯,这是一种评价。今天有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么?还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严肃的说法:《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者那样低的评价,它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被从女性、女性的生命、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结构当中所可能产生的表达方式来解读。

   我经常碰到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她们并没有看过原书,但是告诉我:《阁楼上的疯女人》说,《简·爱》这部小说中,柏莎和简·爱才是姐妹,柏莎应该跟简·爱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桑菲尔德庄园,永远把罗切斯特抛在身后。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作为一种选择也不是问题,看上去柏莎又高大又美丽,好像他们俩也挺般配的。然而,这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的叙述,也不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女儿,在那种衣食不周的德文郡的荒原里可能产生的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

   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从一个19世纪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爱情,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她嫁给了妹妹的未婚夫,然后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非常拮据,非常悲惨。她写的这样一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女性的梦想,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在这个梦想当中她传递出了一个至少在我们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传递出了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简·爱不仅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柏莎)的重影,她还和罗切斯特是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这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而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由于女性的挑衅,由于女性的智慧和才华,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那个男人被迫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而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在一个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时代的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她的绝望,她的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结构的意义上去把握作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是历史的潜意识,是文化的潜意识。这两个作者在非常精致的文学分析当中,以非常好的文学训练、文学修养、艺术体认当中去把握到了这一点。不是想当然说柏莎是简·爱的重影,而是从对柏莎的出现、她的是怎样和简·爱处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单恋的情绪时的相互呼应的分析中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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