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男如此希望解释道德问题是事出有因：安小男的父亲曾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十岁以前，家里的日子很好。父亲很年轻就被提拔成了公司的副总，但厄运从此也来了。进了管理层之后，发现公司的几个领导没有一个不贪的。他们把钢筋的标号降低，用来路不明的劣质水泥代替品牌货，居然连地基的深度也敢改，克扣下来的钱都揣进个人腰包里了。那些人还拉他入伙他不敢答应，然后成了众矢之的。后来终于出事儿了，他们公司承建的一个会展中心发生了垮塌，砸死了几个工人。事故的原因是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可那几个领导却买通了监察部门，还走了上层关系，硬把责任扣到了这位工程师头上，说是他的设计方案不合理导致的。父亲就地免职，还被公安局的人监控了起来。最后父亲从十九层办公楼跳了下去。父亲临死前和安小男最后的一句话是：“他们那些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道德呢？”于是，一个巨大的困扰在安小男那里挥之难去：
刚开始我和我妈一样，恨的只是我爸生前的那些领导和同事。但后来渐渐就变了，我觉得我爸所说的“他们”并不是那几个具体的人，而是世界上的所有人；我爸讲到的“道德”也不是一件事情上的对与错，而是笼罩着整个儿地球的神秘理念。但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又会被人轻而易举地忘却和抛弃呢？一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哭，一说到这个词我的心就会发抖，在我看来，我爸不是死于自杀也不是被人害死的，他是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宏大谜团殉葬了……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曾经求助于历史和人文学科，可最后还是失败了。你还记得我写过的那篇文章吗？我在里面说中国人已经没有道德可言了，但那只是在承认失败，是为了让自己认命。其实我不是那么想的，因为那种痛彻骨髓的感觉仍然存在。在没有道德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人为了道德而疼痛呢……
这是安小男一直追究道德问题的来自内心深处的隐痛和动因。他追究李牧光的问题，还与李牧光投资邯郸的项目要拆迁的民居有关，那恰好是安小男母亲居住的地段，母亲就要居无定所，安小男又没有能力安置母亲。他内心流血的疑问是：“怎么有人活得那么容易，有人就活得那么难呢……”因此，安小男追究的道德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它与个人的身世、经历以及生存状况都密切相关。至于安小男能做到哪一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通过安小男的追究和行动，我们不止看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因艰难困苦造就的孤傲倔强性格，而且通过安小男也看到了社会众生相。因此，这篇貌似写青年群体当下截然不同状况的小说，本质上恰恰是一篇社会问题小说：高校教授没有节操的无耻、学校见利忘义的没有原则、曾经的腐败无孔不入，等等。安小男可以将他监测的“眼睛”安放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他可以守株待兔地洞悉地球上任何风吹草动。但是，他能够解决他内心真实的困惑吗？安小男不能解决的困惑和问题，也就是我们共同不能解决的困惑和问题。小说当然也不负有这样的功能。我深感震动的是，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复杂的情节、故事，呈现了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呈现了我们内心深感不安、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一个耳熟能详的、也是没有人在意的关乎社会秩序和做人基本尺度的“道德”问题，就这在《地球之眼》中被表达出来。因此，《地球之眼》是一篇在习焉不察中发现道德危机的作品。
《营救麦克黄》同样是一篇令人感到震惊的作品：麦克黄是一条随主人黄蔚妮姓的狗。主人黄蔚妮是广告公司的销售副总，典型的资产阶级。在黄蔚妮看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狗狗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主荣狗贵”，麦克黄因为跟了黄蔚妮生活，因此它不属于“大部分狗”。但黄蔚妮的闺蜜颜小莉，一个广告公司的前台雇员，看到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还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两人属于不同阶层，但起码表面上她们是莫逆之交。一个突发事件——麦克黄丢了。麦克黄的失踪使小说波澜骤起。寻找营救麦克黄成为黄蔚妮的头等要事，黄蔚妮的两个追求者——某知名报社社会新闻部主任尹珂东和富二代徐耀斌，虽然各怀心腹事，但“营救麦克黄”的行动使他们达成了一致。在逼停一辆载狗的大货车时，惊慌失措的卡车司机夺路而逃。逼停了卡车，可是却没有麦克黄。在追车过程中，颜小莉却恍惚间看到卡车在急拐弯时撞到了一个小女孩。这时小说才进入主题——营救麦克黄转变为营救郁彩彩。救或不救、如何救成为小说不同人物的核心问题。新闻部主任尹珂东驾车重走了一遍当时的路线，其目的却是为了验证沿途有没有摄像头，并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件事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那么就相当于没发生过”。颜小莉在向黄蔚妮求助未果后，别出心裁地联合于刚策划了对黄蔚妮的“要挟”——他们利用技术手段把以假乱真的虐待麦克黄的视频发到网上，以“勒索”的方式迫使黄蔚妮拿出三万元赎金作为彩彩的手术费。这一方式在生活中属于“敲诈”，但在小说中它却合乎人物的情感逻辑——为了救助一个弱者，颜小莉可以“不择手段”。当然，石一枫并不是站在弱者立场为了赢得道德的掌声，而是通过麦克黄和郁彩彩的不同境遇，以及黄蔚妮、颜小莉、于刚、尹珂东、徐耀斌等对得人与狗的态度，表达了当下的道德困境。小说是这样结尾的：
颜小莉清楚地看到，那辆卡车的车斗也被改造成了铁笼，笼子里面装的都是狗。那是一些毫无品种可言的菜狗，一个个蔫头耷脑的，却也不声不响，仿佛对即将到来的命运毫无怨色。这种狗就算被送到狗肉馆里去，八成也不会有人来救它们吧。
颜小莉凝神与其中一只黄白相间的狗遥相对望，竟感到那狗有些许言语想对她说。
这些菜狗，就是“底层狗”，它隐喻的当然是那些人间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它也是关于人的阶层划分、等级划分的隐喻。
石一枫近期的创作，几乎一直在“道德领域”展开，一直关注社会和个人所曾遭遇的这一精神难题。他的另一篇小说《老人》，讲述的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故事。小说的环境是校园，人物也只有周老师、保姆刘芬芬和研究生覃栗。三个人物集聚在周老先生家里，发生了一段难以说清的关系纠葛。周老先生虽然年过七旬，但仍对女性跃跃欲试；保姆刘芬芬要保住自己的位置一定要和比自己年轻漂亮的覃栗较力；覃栗的青春和研究生身份虽然优越，但还要表现得更加抢眼。于是，爆发了“三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首先是心理暗战，继而转换为两个女性的真刀真枪。小说通过书房、厨房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逼真地表达了三个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和描述，既趣味盎然又入木三分。周老先生的形象虽然有些夸张或脸谱化，但戏谑中这个道貌岸然和卑微猥琐的知识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我之所以把石一枫的创作称作“当下中国文学的新方向”，是因为当下许多作家都在积极面对道德重建这一精神难题。道德困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困境。比如黄咏梅的《证据》，写了夫妻之间的瞒与骗，深刻地塑造出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子和一个心机颇深的老到男人的形象。相差21岁的律师和一个艺术院校出身的女孩组成了家庭。女孩从此成了家庭“全职太太”，男人在外立万扬名。女孩倒也心甘情愿，但从此也失去了自我甚至自由：女孩说要给一个蓝鲨配一个伴儿，男人说要讲风水，一个月之后才可以；女孩要和同学聚会在外过夜，男人说：你“睡熟以后，鼾声如雷，简直，简直不可想像”，这样的美女有这样的毛病不等于毁容吗？女孩上微博，但男人总是在后面掌控，经常删她的信息。女孩耐不住寂寞也为了秀一下恩爱，她将他们买鱼时让老板娘拍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她看到了自己，笑得眼睛只剩一条缝，她也看到了大维，他们头碰着头，各自手上举着两只鱼缸，里边的那几条鱼，现在正安闲地游弋在他们右侧的大鱼缸里。这些鱼顿时消灭了沈笛对这张照片的陌生感，这就是那天他们去水世界让老板娘拍的合影。
就是这张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又有一条关于男人的微博：“我在澳洲圣安德鲁大教堂前为此刻抗争的弟兄们祈祷。”于是，缺席一个重要案件的著名律师遭到了网友的诟病和质疑。女孩甚至为男人开脱说自己说了谎。几天后男人真的去了澳洲，他是为那件“要事”去的吗？女孩在临睡之前在自己对面架起了摄像头，她要取下这一夜作为“证据”。她是否打鼾将不证自明，这个男人说的所有的“名人名言”也将不攻自破。著名律师的不可靠告诉女人的是，一个女人不能像婚纱摄影师说的那样：“只要傻傻地看着老公就好”。女人的独立性对女来说大概是最可靠的。这应该是近些年来最为令人震动甚至惊悚的写夫妻之间关系的小说。
祁媛的《脉》，是一个失眠者的心理自白。因为失眠便要求医，于是就认识了文医生。医患关系熟了以后，就有一个单独接触的机会：文医生请吃饭，然后到他工作室喝茶，然后是推心置腹的交谈。文医生先谈到了自己生活的无聊，逐渐谈到了“脉”。这个“脉”是文医生每天都要把的、也是所有中医都要把的那个脉。但文医生对这个“脉”并不相信。春脉如弦、夏脉如钩、秋脉如浮……在文医生看来是见仁见智的，那是“无法量化，无法理论化，因此也无法科学化的东西”。文医生的理论正确与否对一个首饰售货员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医生的坦率和诚恳。一个普通患者听到一个医生如此谈论自己的专业，那他不把自己当做知己还会当做什么。但是，这个文医生真的是一个坦率、诚恳的男人吗？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全家福的照片，但他还是约一个心仪的女患者在一个私密空间约会，甚至已经把手放到了售货员的大腿上。而那女售货员患者穿的竟是超短牛仔短裤。就在险象环生的时候，是这个女孩主动站起身来——事情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脉”的理论是文医生的夫子自道：他每天操持的事务未必是他的文化信念，一如他高调宣喻家庭幸福，私下却背叛着它。祁媛在波澜不惊处发现了时代巨大的隐秘：生活中的不堪和俗不可耐，未必只在那些买首饰却偷窥售货员纤细手指的贱民身上，即便在这些体面的知识分子那里，一样弥漫四方。
戴来的《表态》更尖锐地揭示了当下情感生活同一性的本质。小说情境设置在一个暗夜——看不清任何事物的面目。这时人的交流会发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暗夜中，小说中人物的心态被呈现出来：一个老者自己贴了一个寻找自己的“寻人启事”。他不为别的，只为能够让自己的老伴儿看见这个“启事”，然后看她是什么态度。于是，“表态”就成为小说所有人物关系的核心枢纽——“我”的前妻要再续前缘等着“我”表态、父母要抱孙子等着“我”表态、女友一夜未归显然是对“我”晚归的报复，也需要“我”表态。那个长者的“寻人启事”与“我”的当下遭遇，几乎构成了同构关系，长者的现在不仅是“我”的未来，也是“我”的现在。人没有皈依的虚空感弥漫在小说每一个人物的心里和那个暗夜的整个空间。这是一个没有信任和爱的时代，大家心理的最高期许，也就是一个“表态”而已。“表态”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那是一个心理需要获得的安神剂或止痛药——而与真实没有关系。
张楚的《略知她一二》，是一篇非常色调抑郁的小说。说抑郁是一种阅读的心理感觉：一个二十岁的在校大学生与一个看楼的女宿管、一个半老徐娘发生了不伦关系，这种本应是浪漫、有情调的男女之事，却无论如何让人难以祝福。表面看这是一篇多少有些“色情”的小说，但“色情”只是这篇小说的外壳，里面包裹的是惨不忍睹的悲惨人生。宿管安秀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表面色情是无法揭开的。小说写得相当沉重，读过之后一点色情感都没有：它不是刻意写色情，而是意在言外。张楚就这样将一个根本不会被人注意的普通女人的善良、隐忍甚至浪漫，写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在一个最边缘、最底层的地方，绽放出了一朵茁壮和夺目的文学花朵。这“花朵”背后的故事，是如此的令人触目惊心。
关于道德或情义危机，弋舟的小说或许是一个有趣的个案。他的短篇小说《平行》，是他只可想象尚未经验的小说，年轻的弋舟与“老去”甚远。因此，这是一篇“不可能”的小说，那是一个虚构的地理学老教授的经验。老教授在已经老去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追问什么是“老去”的问题，这与人生的终极之问只有一步之遥。老教授经过几个人之后，获得了外部世界的答案：哲学老教授虽然一以贯之地说：“这会是一个问题吗？”，同时他用勃起和射精次数回答了他，哲学教授的意思是，你不会勃起和射精，“明白了吗？老去就是这么回事”；前妻用旧情未忘回答他；小保姆用她弃之不顾回答他；儿子用将他送到养老院回答他。这些直接间接的回答，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地理学老教授的追问。“老去”真是一个悲凉的事件，除了前妻在离婚离家时，因教授追出来给了她一把老式的黑伞，避免了她被抢劫和毁容的危险而对他念念不忘外，其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真心关心他或认真对待他的追问。老教授终于被自己那个冷漠的公务员儿子送进了养老院。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老教授陡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一如一个孩童进入了幼儿园。于是他决定“出逃”。他从养老院通过大半天的时间，乘公交车几经辗转，居然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居然自己煮熟了半袋冰冻饺子，然而，他依旧“老去”到忘记了关好煤气阀门。意外的“出逃”成功，“一次新的重生似乎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这种感觉不禁令他百感交集，眼里不时地盈满了热泪。”地理学老教授终于找到答案了：“老去”，只能用自己的体验找到答案。“老去”就是躺倒，就是与地面平行。“老去”在与地面平行的同时，也就是解脱，就是获得了自由。人生的终极意义付之阙如，当“老去”时，一切是如此现实，“悲凉”几乎是“老去”的另一种解释。情义危机说到底是道德危机的另一种形式。这些作品构成了当下小说创作的新方向，也就是敢于直面当下中国精神难题的努力。石一枫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关注的精神难题不仅限于男女情感或亲情伦理，而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通过他的主要人物呈现了我们耳熟能详又习以为常的社会疾患——它既弥散于世道人心，又落地于人们的行为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以道德的优越表达他的发现。他深刻地触及了社会和一代青年的神经和脉搏，因此他更有气象和格局。
三精神难题如何成为“文学”
社会和一代青年所曾遭遇的精神难题或道德危机，表现在“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的全面陷落。“公德”是指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公共”领域，发生在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社会性道德的“公德”领域。在传统中国“公德”历来缺乏。梁启超曾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⑩]但在前现代社会，百分之就是的人生活在乡土社会，“公德”的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而“私德”领域又有相对完备的规范。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与西方的差异就在于，乡土中国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概念虽然没有严密的理论论证，是在一种类似于随笔的表达中提出的。但是，这一概念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费孝通先生明确地讲到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投影”又形成地缘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以这两种关系为基础，形成“差序格局”模式。或者说，“差序格局”本质上是以“己”为中心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团体中的一分子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1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己”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统治着，他是从属于家庭的个体。二是，“己”作为心理意义上的符号，它是人格自我；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己”不具有独立的性格，它被“人伦关系”制约着，“己”是一种关系体。因此，它也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基础。进入现代后，“熟人社会”处在不断解体的过程中，但“熟人社会”的观念依然故我。这种变化的博弈的过程或缝隙，就是文学生长的所在。
陈金芳从“熟人社会”的乡村走进城市，而城市人际关系的最大特征是“陌生人社会”。但她的处事方式仍然在“熟人社会”的逻辑中展开。她不断建立或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不断将陌生人转换为“熟人”，就是还试图将乡村社会的处事方式置换到她不熟悉的城市生活中。但城市的“陌生人”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转换为“熟人”的。城市之庞大不同于乡村，乡村的邻里在咫尺之间，而城市在相互利用为基础的临时建立的“熟人”关系，一旦利用已经实现，他人的消失，就如同一滴水融进了大海。即便再“熟悉”，也不能改变来无影去无踪的可能。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所以，陈金芳用前现代的人际关系，在现代城市做投机生意，她失败的命运已先于她而存在了。
但是，在我看来，《世间已无陈金芳》之所以成为一部获得普遍好评的小说，不止是说石一枫通过陈金芳提出了社会和一代青年所曾遭遇的精神难题，是一部难得的社会问题小说，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文学方法。石一枫清楚地认识到：“作家贯穿在写作中的对时代的总体认识，应该是一种‘文学的总结’，而不是‘社会学的总结’或者‘经济学的总结’，这种总结是灵活多变的，千人千面的，而非单一地用某种理论对社会进行图解分析。没有理念思想的作家比较低矮，但理念思想如果缺乏原创性，可能也是一种虚弱的高大。”[12]陈金芳为了“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不惜在“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洞穿底线，但并没有引起我们对她彻底的厌恶或憎恨。小说明显高于同类题材的作品，重要的一点就是石一枫写出了陈金芳的多面性或复杂性——一方面，她是一个带有于连.索黑尔、盖茨比式的人物，为了目的她不择手段；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向往美好、性格上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与石一枫在小说总体构思中设置的一条情感线索有极大的关系。“我”与陈金芳就是一个同学关系，两人在学校时过从并不密切。即便多年后再度邂逅，也没有情感方面的瓜葛。但是，两人的关系又是一种若即若离、似有还无的关系。在两人的关系中，陈金芳是态度积极的一方。这缘于中学时代陈金芳对“我”“提琴生涯”的好奇或迷恋。一天晚上“我”练琴时——
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借着一辆顿挫着驶过的汽车灯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的“农村红”。她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推开了紧闭的窗子，也没跟她说话，继续拉起琴来。地上的青草味儿迎面扑了进来，给我的幻觉，那味道就像从陈金芳的身上飘散出来的一样。在此后的一个多小时中，她始终一动不动。
这一场景从第一天开始，演奏者和倾听者的身份就“固定下来”，陈金芳每晚八点左右会准时出现在“我”的窗下，而“我”在拿琴试音之前也会情不自禁地看看有没有那个人影；而且“我”发现，陈金芳在发生着变化：她个头高了，身体的轮廓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仅看剪影，任谁都会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皎洁如月光的少女。不知何时开始，我的演奏开始有了倾诉的意味，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儿’的一个时期。”这一讲述的态度或口吻，我们会明显体会到，那里有一种隐约流淌的涓涓细流，它与情感有关，同时也为后来两人进一步接触埋下了伏笔。对陈金芳而言，这几乎是她少年时代唯一的美好记忆，这个记忆不仅是同学年少的怀旧，同时那里也有微茫的、还没有被她认识的“诗意”。有人认为音乐在陈金芳内在自我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讨论了“底层的精神幻象及其生产”，认为小说中的我“现代性的虚幻性”，“仍未能找到更有效地质疑与克服的法门，‘我’的各式主体困境，跟陈金芳的上升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共同作用出中国目前的底层的‘精神’幻象”[13]。这一看法是一个角度，但离小说过于遥远。事实是，音乐或小提琴的声音一直弥漫在小说中，它几乎是陈金芳少年时代唯一值得珍视的“高级文化”记忆，她仰望并且神往，正是这一“声音”，构成了陈金芳与“我”的情感线索。“我”也曾经感慨“面对着现在的她，我已经无法想起十来年前站在我窗外听琴的那个女孩了。当年的她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存在”。因此，音乐在小说中作用，不止是为情节发展穿针引线，同时也是一个与人物有关的“情感线索”。这一线索看似不经意，但恰恰是小说的神来之笔和高明之处。
当然与其说陈金芳喜欢音乐，毋宁说陈金芳更喜欢“我”。当她听说“我”早已不再练琴时，流露出的是倍加惋惜；她在自己的生日晚上，甚至请来了世界顶级室内乐团来“唱堂会”。陈金芳真实的想法是希望“我”能在这样乐团的伴奏下露一手，定下的曲目都是“我”最熟悉的柴科夫斯基的《d大调弦乐四重奏》。但却极大地伤害了“我”那脆弱的自尊心，同时也将“我”惯于任性撒娇的性格推向了顶点。当然，一个人的生活并不完全是由他的爱好或精神向往决定的。陈金芳虽然向往高级文化生活，喜欢与音乐有关的“我”，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她追求物质生活的终极目标。那对高级文化生活的向往，也最终沦为她极度虚荣、装点身份“等级”的一部分。
小说中的“我”，貌似无关紧要，但他从另一个方面“映照”了陈金芳。或者说，如果没有“我”的游手好闲、漫不经心，陈金芳膨胀的野心就不会凸显得这样彻底或抢眼。“我”代表这个时代另一种精神样貌：既不像陈金芳那样没见过世面急于出人头，也不像那些心怀发财梦的专业投机客。他心无大志，更无大恶，酷似先锋文学或后现代小说中走出的人物。他为陈金芳介绍各色人等，也混迹其间，看似热闹，内心却茫然不知所终。“我”的精神状况，是这代青年精神状况的一部分。“我”的虚无主义同样是这代青年遭遇的精神难题。如果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石一枫的小说不仅接续了19世纪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同时也吸纳了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元素。在关于“我”的讲述中，尤其体现了石一枫的语言才华。石一枫的小说语言有极高的辨识度，流畅无碍中机智生动、趣味无穷又有不可置换的时代色彩，他文学语言的个人性一览无余。
石一枫还有一篇专门写于音乐有关的小说《合奏》，小说只有两个人物。读过《合奏》，我内心惊诧不已。这篇小说应该不是这个时代的小说，它特别酷似我80年代读过的礼平的《晚霞消逝的时候》、胡小胡的《阿玛蒂的故事》或者是郑义的《枫》等。《合奏》里流淌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情感和处理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加坚信我的判断，石一枫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还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青年作家。《地球之眼》是通过庄博益、安小男和李牧光三个同学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内心追求来结构小说的。但是，小说又非常写实地铺设了一条安小男的身世——他十岁时父亲蒙冤跳楼去世，母亲在肉联厂洗猪肠子。不公平是安小男追问道德问题的生活依据。他的事出有因，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想象基础上的；《营救麦克黄》本来是寻找营救一条狗，但小说峰回路转变换为营救一个乡村小女孩。不同的线索，构成了小说对话、互动和隐喻关系，使小说的内涵更为丰富而避免了简单和直白。
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经历过欧风美雨的沐浴。但是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学的主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念。甚至可以说，包括先锋文学在内，有价值的因素都被吸纳到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中，构成了现实主义全新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一个文学观念和系统。当然，创作方法部分地涵盖了作家对生活与文学关系的认知，但还不是全部。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作家的价值观。石一枫也认为：“我认为小说是一门关于价值观的艺术。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14]这是新一代作家关于文学价值观的宣言，他是在向传统致敬。他在回到传统、回到人间，让我们在文学中驻足的同时，也体味了我们所曾遭遇的悲痛与欢娱、沉重与希望。也正是对文学有了这样的认识，石一枫才有了敢于直面社会和一代青年所曾遭遇的精神难题的勇气。而他充分的文学准备，为他继承一个优秀的文学传统、坚持不懈的文学追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怀有更大的期待。
注释
[①]沈大力：《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当前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激烈讨论》，《文艺报》2007年12月1日.
[②]沈大力：《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当前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激烈讨论》，《文艺报》2007年12月1日.
[③]⑥德国慕尼黑作家格奥尔格·M·奥斯瓦尔德(GeorgM.Oswald)语。见乌尔里希·吕德瑙尔《文学与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的德语文学——《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跋语》329页、3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④]同上
[⑤]吴玄：《告别文学恐龙》，《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3期。
[⑥]邵燕君：《你的任性与我何干——一个文学职业批评者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思考》，2015年1月1日与笔者文学通信。
[⑦]2016年11月17日，石一枫与笔者文学通信。
[⑧]⑩⑬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5年5期。
[⑨]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5年第5期。
[⑩]夏晓虹：《梁启超文集》，第10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7-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李云雷、石一枫：《“文学的总结”应是千人千面的——石一枫访谈录》，《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5年第5期。
[13]黄文倩：《底层的“精神”幻象及其生产——论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6年7期。
[14]石一枫：《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文艺报》2014年5月21日。
附：石一枫简介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奖项。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2017年4期）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