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批评程美信的目的是要求程美信学会力求准确性阅读文本，我批评的是他的本文阅读错误，如果是单独评奖而不犯阅读错误，那根本就不会在我视野之内。
我从1980-1990年之间有十年的时间在研读中国书论史、画论史1990年后开始了中国新潮美术以来的批评家文本研究，现在可以称为中国现当艺术批评史研究，读的全是这些批评家的文本。可以说，这些批评家的文本大量地都在我的脑子里。而且我看文本，眼睛就像扫描仪，看的时候，不是一行一行来的，而是从每页的中心向四周扩展性地进入视线，如抽象表现主义的无中心。包括程美信的文本只要一打开就都在我的视线内了，所以程美信狡辩是没有用的，我所指出的程美信那种前后颠倒的言论现象只是例举一二，类似的有太多。我不同意林正碌说我是哲学思辨的原因是我在根本上要克服抽象的宏论，用高名潞喜欢谈的方法论来说，我用的是“法庭方法论”，这就注定了程美信完全无法在我面前狡辩。
523颁奖活动还作了以下的报导：
参加论坛的多位与会者表示，目前在中国很难产生像柏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论坛认为“艺术理论奖”奖项范畴包括基础领域，如理论介绍与翻译、文献出版等，这些对理论领域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颁奖报导中所说的“目前在中国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的说法也很业余。格林伯格的观点在中国的1980年代晚期已经是常识了，尽管当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能把格林伯格的理论结构系统地论述出来。但把中国理论卡在“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那是没有了解格林伯格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从报导稿的语气中知道，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又是所谓的原创性，但如果以程美信在刘骁纯理论上跟我死争原创性的话，那格林伯格也没有原创性了，因为在他前面有罗杰-弗莱以及更早的形式主义。而且格林伯格还直接从沃尔夫林理论框架中搬了一部分到他的批评理论中。我写《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一书也是为了说明我们如何理解格林伯格，不要夸大了格林伯格的理论，他并没有做什么大的不得了的理论体系，也不是什么不可超越的理论体系。反过来说，格林伯格只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和艺术史的某一个侧面找到了他的突破口——针对的是20世纪中期形式绘画如何走的问题推出了抽象表现主义。但至少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艺术从反艺术或者非艺术领域打开了各种可能性，当代艺术都是从这些反艺术或者非艺术领域而来的，格林伯格根本就不在当代艺术理论的范围内。达达等这些被现代形式主义排斥的艺术，都是在新的理论中逐步认识的，而当代艺术释放的很多新的话题都是理论的切入口，甚至新的理论可以塑造出新的艺术，怎么会说“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这种结论根本上就是没有了解格林伯格在当时到底在做什么批评。二十世纪早期艺术有很多线索在同时发展，形式主义绘画是二十世纪艺术史中的一条线索，因为它最先从理论上成熟起来，才有了格林伯格的理论。而其它线索的艺术理论在当时还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相比较绘画，非绘画的理论要从头开始建立。就像格林伯格解释不了现成品极少主义和波普艺术那样。后面留下了一大片空间可以让理论作局部的截取，每个局部都有可能构成一种或几种理论系统，说很难再做系统理论的人是自己不会做理论，而不是理论已经做完了。这里我们要克服两种不良态度，一种是夸大理论体系的不可得，他们喜欢用中国没有理论体系来说事，好像理论体系有一种高不可得的事那样，而其实，一种理论只是一种系统，理论做系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如果对一个问题系统地展开论述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键词和命题并且有理论史上下文，这就是理论系统了。二是不要用已经有的西方的理论去套现在的一些论述，西方有了，我们就承认，如果西方没有的，我们就不承认，或者什么都等翻译书告诉我们，好像翻译书之前，中国的艺术理论都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把翻译和我们自己的建构变成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不是说只看翻译书就行了，而是如何看，看翻译书要有情境设置，用西方的翻译书来打压中国的学术研究，如程美信去年在原创性话题上说的，与其看中国的理论文章还不如直接看西方翻译书，他的意思是中国的理论都是抄西方的书而来的，像刘骁纯。而其实，中国也有不少理论早就萌芽，比如，1980年代早期，白谦慎有一篇文章就为书法建立了新的系统的理论结构，(可见我的〈书法的障碍——新古典主义书法、流行书风与现代书法诸问题〉的“从新古典主义书法到流行书风：理论的脉络”一节)，如果白谦慎的书法理论与现代理论有关联，但与当代理论有距离，那刘骁纯早在二十年之前就尝试用形式主义研究杜尚小便器，并且以这个理论原理建立了他的艺术史叙事逻辑，他的一组文章尽管没有编成体例性写作，但这个不重要，后人可以为刘骁纯合成这个体例，格林伯格也是一篇篇短评组合起来的〈艺术与文化〉评论集。(林正碌说，他不知道刘骁纯的文章在哪里找到？这明显就是林正碌的问题不是刘骁纯的问题)，只是白谦慎、刘骁纯这种研究太早，没有在中国引起太多的关注而已，中国读者，如果都像程美信，那我们有理论也变得没有理论了。说到博瓦用结构主义研究蒙德里安，其实我在1990年代早期写的《重复“字球”：制作与展示》也是用结构主义的元素及其结构差异关系而写的创作谈，强调“字球”是一个系统而不一件作品，这种论述也是在20年之前。当然“字球”不只是现代形式主义，还包含了它特定的观念和语境，所以称为观念形式主义，我的“后抽象”就是格林伯格后的一个理论系统，怎么变成了中国“很难产生像格林伯格那样有系统理论建构的艺术理论家”，我在“格林伯格在中国”的论坛上作的演讲就是《“字球组合”中的格林伯格》，就是从我(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人)的侧面说在格林伯格后的新理论系统。说格林伯格的伟大也只在抽象表现主义范围内，但艺术史中抽象表现主义只是其中很短时间内的一个流派，而艺术史中还有很多流派都有它的理论系统或者都需要理论系统，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成果是建立在一个接一个形式主义的发展基础上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而中国的这些理论是在文革废墟上的第一代，与西方的知识谱系相比，成果当然很少，但少不等于没有，有的时候一篇短评重要性会超过多少本厚厚的书。所以关键是我们自己如何讨论这些学术话题，但如果老是说中国的理论落后，等着翻译书来指导我们，那肯定导致的结果就是会对本土的理论创造力视而不见的，就像523颁奖报道中居然把格林伯格拿出来压中国人，而不看看现在是何年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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