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有一种纯真可以战胜恐怖
——怀念杨德昌和他的电影

（同时将此文，献给所有生活在恐惧中的人）

一、恐怖，源自于内心的恐惧

一直在寻找心目中最好的华语电影导演——他应该对生命和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和体悟，他应该经历过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恐惧和苦难，并能对之怀有一种博大的理解力，因这种理解力而始终保持内心的清澈和纯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探索电影”曾让我们看到了一点中国电影的希望，一批优秀的导演和作品的名字至今令我们记忆忧新：陈凯歌的《黄土地》，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滕文骥的《海滩》，黄健中的《良家妇女》，以及稍后的老导演谢晋的抗鼎之作《芙蓉镇》。可是很快，中国电影就被张艺谋一统天下了（难怪他后来会把秦始皇当作大英雄），虽然《霸王别姬》的出现一度让我等兴奋不已，但后来的局面大家都看到了。

直到我偶然看到了杨德昌。只是可耻的是，我较全面和完整地看他的作品居然已在他去世之后。当然这还要感谢有了网络。杨德昌可能还不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但到目前为止一定是最接近的。

在我相对较熟悉的几位国际级华人导演中，侯孝贤是一个悲天悯人的抒情诗人，是一个拒绝成熟的梦幻少年；李安是一个引领潮流的时尚设计师，是一个魅力四射的成功人士，吸引所有人的眼球，从男人到女人，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

而杨德昌，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一个忧郁的精灵。

有一个幽灵，在世界大地上徘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随时随地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它的名字就叫做——恐怖。

《恐怖分子》的叙事结构是两条平行线，一条是问题少女及她的同伙，另一条是医生李立中和他喜欢写作的妻子。这两条线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只是由于问题少女的一次恶作剧才偶然相交，而为此提供见证的是一位爱好摄影的少年（让人想起安东尼奥尼的名片《放大》）。李立中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小医生，对妻子呵护备至，但为了觊觎已久的小小的组长职位而可以在主任面前陷害自己的好友同事。他的妻子为了追逐梦想而天天在家写作，但却陷入了灵感枯竭的困境，恰巧离了婚的旧情人又在这个时候出现。另一条线中，问题少女的同伙被抓，自己侥幸逃脱，却又天天百无聊赖，于是将恶作剧电话随机打到了李立中家，以第三者的口吻约医生太太出来见面以“解决问题”。医生太太未必相信丈夫真有外遇，但这件事却成了一个契机，使她先是失踪数日，随即又决定跟医生分居。李医生虽不理解，却也无可奈何，直到从摄影少年那里知道了“神秘电话”的真相，便竭力想争取妻子的回心转意。可妻子却告诉他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你根本不了解我究竟想要什么，这就是我们俩最大的区别。”她说。而与此同时，单位的人事安排出台了，被任命为新组长的是另一位同样在背后使刀子的同事。一种彻底的挫败感一下子将他击垮，在与他的警察朋友喝了一夜的酒之后，他偷了朋友的枪，在一个宁静的早晨，射杀了他的主任，又射杀了他妻子的旧情人，最后与假装妓女实施抢劫的问题少女遭遇在宾馆的房间，两个恐怖分子将短兵相接……当然，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之一。

看完这部影片，我马上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关于恐惧和恐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我们恐惧改变，因为改变，意味着我们早已习惯的满足和快乐将从此失去，我们的内心会顿时堕入虚空；我们又恐惧不变，因为不变，意味着我们永远得不到认可，感觉不到意义，并看不到希望。由于恐惧，我们狭隘；由于恐惧，我们不磊落；由于恐惧，我们不懂得如何去阅读和理解他人的内心。而最最可怕的是，这种恐惧发展到极至，就可能形成一股破坏性力量，给他人也给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就是恐怖。

《恐怖分子》，1986年。大师已然诞生，而我们还浑然无知。

我又想起了1956年（尽管我有幸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但我一直希望了解它），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了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暴行。当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在《纽约时报》全文公布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一定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他一定害怕由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而引起人们对这一项自己浴血奋斗了几十年的共同事业的质疑，而这种质疑一定会是从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开始，于是“引蛇出洞计划”诞生了，一场旨在扼杀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反右”运动拉开了序幕。而对这位伟人来说，意识形态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权力，对意识形态的担忧和对个人权力被取代的恐惧，致使他不断地将运动深入下去，于是“反右”之后，又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

于是，1956，1966……恐怖一次次降临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国土上。而有谁想过，恐怖，其最初的起源，只是我们内心的小小恐惧。

为什么我们会恐惧？也许恐惧是人的本能。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本能？也许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我们一降生，既开始了生命的蓬勃生长，又启动了向死亡的迈进。所以我们有生的本能，也有死的本能。我们的身体既被赋予了生命，又被安插了反生命。生命是无定型的，随时会变化会失去，它不可以被拥有也无法拥有，可是我们却总是渴望占有，占有，并总是希望得到的就不要失去，哪怕是掠夺来的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这是一种反生命倾向，它就是恐惧的根源。

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对应的概念：自由代表生命，极权代表反生命；平等代表生命，等级代表反生命；和平代表生命，暴力代表反生命；天真代表生命，世故代表反生命等等。

所有以上这些反生命倾向，都形成着恐怖。因此，恐怖并不一定就是血腥的杀戮，它可以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反复出现在背景中的台北街头巡逻的军车，可以是清凉夏夜里少年张震的父亲对儿子失控的惩戒，也可以是1975年公审遇罗克时北京工人体育场那冷漠的人群。

恐怖的实质，是对生命的否定和对自由的扼杀。

《恐怖分子》的第二个结尾，是医生仅仅选择了自杀。这可能更加符合人物性格。当然在现实中，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在那间潮湿而简陋的浴室里，李医生倒在台阶上，脑后的鲜血静静地流入浴池。这时，蔡琴的歌声渐渐响起：“紧紧拥着我，紧紧拥着我，最后一次给我温柔。明知道我的梦到了尽头，你不再属于我所有。在今夜里请你让一切如旧，明天我将不再寂寞。”蔡琴的歌从来没有这样催人泪下。

人的脆弱一览无余。而脆弱，只是因为我们恐惧。

医生太太突然从床上惊起，情人问她怎么了，她不答。突然之间，一声剧烈的呕吐。影片戛然而止。

她一定看到了那个东西——恐怖。

二、有一种纯真可以战胜恐怖

长期以来，“理想主义”一词在国内已经被人羞于提及，理想主义早已成了幼稚、不切实际，甚至是愚蠢、老土的代名词。我想原因应该不难理解。如果我们曾经的社会，狰狞的谎言由于戴上了理想的华丽面具就可以大行奴役、杀戮之道的话，那么痛定思痛的结果，一定是孩子和脏水一起被泼个干净。当然实际上的结果是，脏水犹存，而孩子早已无影无踪。

于是我们只剩下了犬儒。有人已经指出，极权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实行大规模恐怖。恐怖之后，也就是第三个阶段，靠的是全社会的犬儒。犬儒主义已成了在新的时期维护极权统治的最大功臣。

    海峡两岸，惊人地相似。

    只是在对岸，我还能找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杨德昌。

笔者在上一篇已经指出，恐怖的最初起源，只是我们内心的恐惧。恐惧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同人的地位、成败没有关系。地位越高权势越大的人，往往其恐惧也越大，因而也更可能制造恐怖，而且这种恐怖的危害性也更大。

恐怖过后，不屈者成了“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北岛诗句），屈服者则成了犬儒。所以犬儒主义的本质还是恐惧。恐怖源于恐惧，又加深着别人的恐惧。而由于恐惧，被压迫者也可以成为新的压迫者而加入到恐怖制造的行列。于是恐怖恶性循环，无穷无尽，直至使人崩溃。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就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镜头中反复出现的军车，提醒我们这是国民党当局实行戒严的年代——虽然这不是1968年布拉格街头的苏联坦克，但中外的极权统治者的本质并无二致。还有学校里愚蠢、专制的老师，突然出现的警察以及随后彻夜的审问。这一切都让我们感觉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恐怖气氛。当然这不是影片要正面表现的，它只是为少年张震从一个好学生到杀人犯的青春轨迹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背景。

这是一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超长影片，作者用史诗般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青春的残酷，而这种残酷就集中体现在，我们原本赖以成长的信念同这个世界是如此格格不入。少年张震的父亲经常教导他，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可是他周围的世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所欣赏的具有格瓦拉式革命气质的少年帮派领袖，却被另一个帮派的老大用卑鄙的手段害死了；他爱上的女孩子却是一个朝秦暮楚，根本不把感情当回事的人；自己因为小事而被学校开除；父亲无缘无故被调查等等。当那个夜晚，他躲在门口，听着父亲失态、失控地殴打替他受过的二哥时，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一种恐怖。而正是这种恐怖，在他身上催生出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又最终制造了新的恐怖。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杨德昌电影的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出现了，那就是理想，或称之为信念、信仰之类的东西。少年张震在出事前，他三姐曾试图带他去见牧师。其实他不是没有信仰，他心中有一个brighter summer day（影片的英文名，取自猫王的名曲Are you lonesome tonight），他一直想努力去营造它，呵护它。然而这个美梦般的信仰被现实击得粉碎。少女小明根本不需要被改变，而且一再声称这个世界无法被改变。最后一刻，他终于崩溃了，于是刀子捅向了她的身体。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有一个brighter summer day，而当梦想破灭，信仰被否定的时候，我们会陷入深深的恐惧，甚而至于制造恐怖。

信仰也会催生恐怖。杨德昌的这部影片无意中为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另一个注解。

从《独立时代》（1994）开始，杨德昌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的都市人的内心状况。《独立时代》和《麻将》（1996）两片，就集中刻画了当代都市男女信仰丧失、心灵空虚的混乱局面。而这又是一群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当代人，他们都是孔子的后裔。《独立时代》的英文名字是“一个孔夫子”，片头是一段字幕，《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有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让他们富裕了之后，还应当怎么样？杨德昌故意漏掉了孔子的回答，因为他要提出问题，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孔子的答案是：“教之。”而杨德昌也有他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显然不是简单的教之，因为教还要看你教什么，如果教的还是那套空洞、虚伪的学说，其结果就是我们在片中看到的，那些人随时可以引用孔子的教诲，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自己自私、虚假甚至丑恶的内心。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文化的确十分强大，它传承了几千年，使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了道德家、文化家（儒），可是私底下大家又都一律按照最不道德最不文化的潜规则来相处、交易（可能连犬还不如），于是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丑恶的、反生命反人性的东西，虽历时千年还依然可以被维护。

那杨德昌的答案究竟时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真善美的信仰。《独立时代》的结尾，善良而美好的琪琪，从原本与自己有着较大价值观冲突的男朋友身上看到了一种转变，结果已经决定分手的两人又拥抱在了一起。这是作者在告诉我们，希望还是存在。《麻将》中的青年张震，在诈骗四人帮中担任骗色的任务，早已习惯于把女孩子当性工具的他，在被几个老女人也当了一回性工具之后，突然变得每天只会痛哭不止。作者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人只是暂时迷失，他们身上的善良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虽然这两部片子结尾的情节安排未必完全符合人物及这个社会的普遍逻辑，但杨德昌不惜牺牲深刻性，也要体现他的理想主义光辉。

理想主义不是对未来美好前途的盲目乐观，更不是要在人间建立什么完美天堂，而是对自己信奉的价值代表人类最根本之善的坚定确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有过这样的理想主义最辉煌也最悲壮的上演，那就是林昭事件。

哈维尔说过：“希望是灵魂的一个尺度，它不是基于对世界的观察或对环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预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灵的定向。

2000年，杨德昌拍出了《一一》。这是他的巅峰之作，也是他这么多年痛苦思索和积极感悟的辉煌结晶。

杨德昌说，这部影片表现的就是生命。他真的做到了。生命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在这里一一展示，直到让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让我们感动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这样的一颗心灵，它经历了那么多的恐惧和苦难之后，依然能保持如此的清澈和纯真。

恐怖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因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存在，就会有恐怖存在。战胜恐怖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战胜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而恐惧的根源是被安插在我们身上的反生命倾向，要想战胜这种反生命倾向，只有让我们身上的生命倾向更加强大。而生命倾向就体现在：自由、和平、平等、勇气、爱等等，以及对这些倾向的勇敢捍卫。所有这些代表生命倾向的东西，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愿意选择——纯真。

这种纯真不是本能的天真，而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但不是那种盲目、狭隘的信仰，它以对生命的高度感悟和对这个世界荒谬、恐怖本质的清醒认识为前提。如果有了这种纯真，李医生的子弹就不会射向他人或自己的脑袋，少年张震的刀子也不会捅向小明的身体，青年张震也不需要继续躲在房间里痛哭流涕。

让纯真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绚烂吧，唯有如此，恐怖的脚步声才会渐渐远去。

（作者为律师、评论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