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与范美忠认识几年以来，我写过几篇认同他关于鲁迅研读的文章。我对他的好感来源于他坚守理想、热爱教育、精神探索，但是，随着对他的深入认识，我也逐渐感觉到了他的精神缺陷。关于范美忠，我经历了一个欣赏、期待和失望的过程。之前，我也知道他的缺点，只是，没有想到他如此自大。他的缺点对于他本人而言已经成了潜在的障碍。我无意苛责、求全责备范美忠，是否反思也是他个人的事情。之前，在许多人都对范美忠讨伐的时候，我不愿意凑热闹，现在，我觉得可以说两句了。范美忠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也反应出来是很深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问题不是回避我们自我反思的理由。我也是美忠的朋友，（他是否还以为我是他的朋友，是另外的事情）我历来喜欢他的坦率，但是，对于他本人的辩词需要批评。
根据我的观察，关键在于范美忠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精神疾患，他已经十分偏执了。这也是我现在写这则文章（而不是在许多都讨伐他的时候写）的背景。因为范美忠从事的是教育，而且他是一个经常写文章的读书人，他还要继续影响学生，希望这种解剖有利于他的精神完善。如果他仅仅是商贩，我就用不着解剖他了。本文对范美忠进行反思，尝试揭开范美忠的精神困局，不是对于范美忠的解构。欢迎批评和交流。我的QQ 357101154
2003年我接触网络，在那个特别压抑的环境里，那时候很喜欢读鲁迅，想找一些精神朋友交流。最初在关天茶舌一篇文章下面的回帖里读到了范美忠的回帖，觉得这人与其他人不一样。他老是在否定，而不是赞同。他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凡是有利于他思考的就喜欢，反之极端排斥，而且缺乏和人沟通的耐心。他确实在人情事故上没有技巧，或者说没有基本的底线。他确实特别重视自己的感受，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因为我们都十分喜欢鲁迅，于是就成了网友。对于他关于鲁迅的解读，我觉得有独到之处，也引起我的唱和。
范美忠写了不少文章，特别对于自己关于鲁迅的解读文章很是自信。但是，这些文章基本被局限于一个读书人的小圈子里，没有被更多人知道，倒是地震中一篇文章一下子让他暴得大名，仔细想想，真是黑色幽默。对于诋毁自己的网友，范美忠不屑一顾。自始至终，他都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高傲，潜意识里可能认为大众都是“庸众”。“范跑跑”并非最大的恶，最大的恶是那些把学校建得一震就垮的人。我赞同周孝正的看法：“原谅范美忠,不原谅范老师。”“郭跳跳”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大骂“范跑跑”“无耻”、“畜牲”、“杂种”，连他自己也坦承失误，这个左派知识分子被严重的愤怒的情绪所控制。这让我们对于“知识精英”陷入了反思，但是，同时，面对范美忠这个北大毕业的“知识精英”，是否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某些反思呢？他的辩词背后的那种自我、绝对、骄傲的姿态，让我觉得他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成熟。通过他和郭跳跳的辩论，我悲哀地发现，这就是他本人的精神写照：他自己受到了伤害，他也在伤害许多人。我觉得他的朋友出于对于教育的热爱和对于“异端”为他做辩护，这并不代表都认同他的观点。范美忠需要耐心倾听善意的批评和帮助，而不需要辩护，辩护只能害了他。
刚刚读到梁文道《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一文，该文和我不谋而合。梁文道指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走向了反面，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我挺喜欢梁文道评范美忠的，小人物就不要刻意当英雄了，当小人物也就算了，干吗还要扮自由主义斗士呢？范美忠把自己定位成个精英，实在是读书人对于自己真实处境的不觉悟，是不肯虚心的表现。范美忠的主要问题不是他的言论，而是不肯承认自己是个真正的凡人——至于原因，你可以从他所受到的北大教育，以及社会普遍对于北大的过度期望有关，其次，还可以从他本人的个性入手来观察。
我很清醒范美忠确实错了。他受到了伤害，他其实不知道自己也伤害了许多人。我是觉得范美忠需要帮助，而不是辩护。他有一些问题，还没弄清楚。他其勇不可及，其愚亦不可及也。康德们会用理性来辩护他们的道德理想，而范美忠却用理性来辩护他的本能。这还罢了，他还以为这是人性的终点，殊不知这是最初的起点而已，仅仅能够被人理解而已。离真正的终点距离遥遥 。他这种自负害了他，也伤害了象我一样爱他的朋友。他在网络的访谈中把整个社会背景搞错了，还说自己是在“挑战孝伦理”。我想他现在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他根本就没有自己想象得那般成熟，更加可怕的是太自负了，太自负！你看看他那个文风，以及辩词。这种骄傲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巨大的障碍。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范美忠的心太“刚硬”；用佛学上的话来说，范美忠的心太“我执”……这场地震暴露了精英的无耻，也唤醒了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不是国家在救助地震中的四川灾民，而是坚韧、朴素的灾民在拯救这个虚无冷漠的民族。这些普通民众确实是支撑这个民族的脊梁。但由于其中奴才或愚民太多，他们支撑下来的也不过是一个半死不活、永远轮回的奴隶社会而已。地震再次让我认识了一个真相，他们才是这个民族的真正脊梁，而不是“郭跳跳”和”“范跑跑”们。如果没有这场地震，我还沉浸在对于“知识精英”的幻想里。某些“知识精英”污蔑大众是什么“刁民” 和“庸众”，而不知道坚韧和朴素的民众在默默地顽强地生存着支撑着整个民族。这些“知识精英”除了用高调的言辞来为自己增加底气以外，实际上是十分虚弱的可怜虫，民众需要他们来“启蒙”吗？我们需要真正的知识精英和坚韧和朴素的民众来支撑着整个民族。
范美忠特别反感伪善和伪崇高，所以，求真一向是他为文和为人的第一价值目标。实际生活中譬如说责任感，使命感和同情心等等，可能他并不缺乏。已经有多位网友阐明，批评的不是范美忠当时逃跑的行为，而是事后的态度。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对他的态度和言论不满，他对言论要付责任。范美忠在讨论之中触及了基本的朴素的道德底线，这回他错在不应拿地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章发表的不是时机。我认为范美忠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他缺乏谨慎的思考。以自由的名义消解道德，这就是把“自由”当偶像了。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价值核心所张扬是个人道德的自主性，非强迫性，而不是个人的非道德本体性。我认为，自由之重要，只是因为人的道德善必须要以它为前提条件。善才是目的，自由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自由的名义消解道德就是反手段为目的了。范美忠以为自己的“坦诚”是在反抗道德伪善，却意识不到当他说自己良心无疚时，他真正反抗的不是“伪善”中的“伪”，而是其中心词——“善”。法利赛人拿石头打妓女时，耶稣反对的不是法利赛人高调的反淫乱道德立场本身，而是质问这些人在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时是不是同样看到了自己眼中的梁木。不看到自己人性的坏，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希望。我刚刚耐心看完铁皮鼓的长篇文章《范美忠逃跑事件中的众生相》，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那么就摘录几句吧：
什么是真？一切欲望都是“真”，打着真的旗号真的可以这样毫无反思吗？为美忠的辩护，一是人性论，即将“真”视为最高价值，甚至认为“真”就是“善”，而将“善”又与“真”对立起来，把“善”描述为“伪善”并进行消解。经过一系列的抽象、提纯、还原、偷换，论证就完成了。但其实他们的前提就错了，他们以为教师对自己的子女才是“真”，忘了对学生也可能首先是“真”。 所以在美忠的问题上，批评者的资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事实，而判断事实仅仅需要依据公理和逻辑，公理就是基本规则，比如我们这个社会的伦理规则（救助老弱等），职业规则（教师在教学场所负有指导学生规避危险的责任），假如规则有问题，就讨论规则，假如规则没问题，就依照规则和事实进行分析判定，与批评者自身的道德水平何干？所以一些为美忠辩护者，恰好是扯道德大旗攻击他人者。这种辩护的背后，仍然是精英主义以及被精英奴化的人群。
我在《北大的学而思》一文里曾经这样指出：“一些北大毕业出来的青年人，富有批判的激情与锐气，缺乏对人的宽厚与理解作底，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动辄就拿书本上的知识改造社会和他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走上社会，不通人情世故，让人反感。余杰的文字里面不缺乏公义，不缺乏道德，不缺乏激情，不缺乏同情心，不缺乏正气，但是缺乏宽容和谦卑......余杰成名太早，成名时还是一名在生活阅历上几乎白纸一张的学生。缺乏对底层苦难生活的体验相比，余杰缺乏生活，从书本到书本从知识到知识，知识在他那里成为了裁判别人的工具，而却没有深入思考这种知识本身。我认为余杰比较欠缺的，是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 我曾经认为余杰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对比同是北大毕业的70后人范美忠，皈依基督后的余杰毕竟有了可喜的一点进步。整个社会机制就是这样，进入近代中国人普遍丧失了诚信，现代的大学教育，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是老师带学生，也是忽略了人格教育和核心教育，再加上家庭教育不好，整个大环境的浮躁，基本底线的丧失。范美忠也曾经经历了感情和事业的挫败，从他的《野草》解读里，我曾经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思具有精神主体性的人，实际上，纵观他在地震那则文章以及后来的为自己辩论的文字，还包括他对批评的反应，从诸多情况来看，范美忠的问题也很严重的。
解读“范美忠事件”，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范美忠的问题是个性问题和人生定位。在我看来，范美忠的问题除了教育和知识结构以外，主要在于人格的缺陷（他在自卑与自大之间摇晃），他不肯直面自己的失败（感情失败、学业失败、事业失败），在文章中，我清楚地分析了。还有一点，范美忠是1972年出生，有点固执，不近人情，独断，和人的关系搞不好，这是造成他事业失败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成熟有健全理性的人，最好不要把什么都完全归于“社会因素”，只有在失败之中精神自觉，才是唯一的出路。范美忠身上的由文化自恋心理带来的“精神分裂人格”，是妨碍范美忠走向大气、圆融和健全的障碍。
在那篇著名的地震文章中，范美忠首先是把自己的“失败”归为北大教育和不良环境，我觉得他“失败和痛苦”除了外部环境以外，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人格的缺陷和自己的人生定位。范美忠是个“痴”、“迂”、“狂”的人，他想做一个精神贵族，一个精英，一个异端的知识分子，必然会付出代价，而对于为了理想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缺乏承受严酷的抵抗击打的能力，他充满了痛苦的埋怨，即便按照他的想法去了民主的美国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实现自由和公正了吗？一个没有饿过肚子的人，他真正能明白自由和公正的价值吗？十分明显，范美忠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太简单了。即便鲁迅这样的存在主义气质的自由知识分子，也不会同意范美忠的。范美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退居主流的年代吗？他难道不明白欲启蒙大众必须首先启蒙自己吗? 他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凡是有利于他思考的就接纳，反之极端排斥，而且缺乏和人沟通的耐心，这样一个封闭的精神主体，极端自我。读书人有太浓的虚妄的精英意识，看人看物，一种俯仰众生的姿态，其实，这是有害的。看着老百姓就是芸芸众生，不觉得自己也芸芸众生的一员。通过现实的磨练，通过矫正思维方式，我早就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正如网友铁皮鼓尖锐批评的那样，范美忠的偏执背后，乃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意识。而精英主义，从来都是占领了至高点的。他们肩负了启蒙群氓的救世主义务，本身就忘记了自己也是肉体凡胎，以为掌握了一些词语便有金钢护体，有不坏之身，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也有癞疮，怎么能不百般掩饰呢？ 问题的复杂在于，范美忠的辩护，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那种明知自己错了，仍然百般矫饰的人，而是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精英意识，一方面有救世主情怀，另一方面视他人为弱智和群氓（在一定的语境下，我很认同群氓的说法），自以为高人一等。加之看一些拥护范美忠的人一方面被不切实际超出自身水平地神化，另一方面方面亦有意无意地维系这种神话并陷入幻觉，从理性出发，最后走向反理性……难以想象，一个给学生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他们卡夫卡、艾略特、王国维的老师，居然没有从那些作品中学到悲悯、内省、还有忏悔。
如果读了一万本书，却没有形成反思的能力，知识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那么，这样的读书人是要命的。与一些朋友为范美忠辩论相反，我特别强调读书人（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反思、自省”，认为是十分有必要的。启蒙者首先要接受启蒙，还要有自我启蒙的能力，教育者也要首先接受教育。最好不要有精英意识和救世主情怀，不要视他人为弱智和群氓（在一定的语境下，我很认同群氓的说法），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北大的学而思：一个民间思考者的北大笔记》一文里，我对虚妄的“精英意识”的反思是深入而痛切的，我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某一类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精英”，好象是一些吊在半空的人，他们的人格是分裂的，一方面无法处理具体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面前又自觉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样的伪精英伪贵族，确实太多了。我觉得，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弄清楚自己是谁，不应在潜意识里老是想着成为“精神界战士，应该培养做事的能力，“灵魂”和“良知”应该体现在具体操作之上的，他们应该放下无意义的“高洁”、“清高”进入操作，不要老是把自己当珍珠，炮制一些让大众疏远的理论，似乎充满智慧，却又不知所云，还老是怨恨社会把自己遗忘了。在边缘处呼喊，在高寒处焦虑，总是落不到点子上。我尤其看重那些在险恶环境摸打滚爬中培养出来的品质，任何不经残酷现实磨砺而生出来的所谓高调的言说，都是值得怀疑的！应该明了自己也是来自大众，自己也不是什么“良知”和“灵魂”的天生代言人，自己惟一与大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一种先锋的批判精神类于还有一种“良知”、“灵魂”的理想。但理想和实际和行动毕竟是两回事，要实现理想还必须有点把自己当作泥土的精神。得到世界才能改造世界，一个永远在圈子外边打转转的人，一个被世界打败的人，一个未曾与邪恶、丑陋过过招的人对理想说三道四是可笑的，最终也会被时代的轮碾碎，成为软脊梁的可怜人物。一些知识人幼稚到想不付出就要得到，遇到压制和打击，缺乏承受能力，脆弱抱怨，他们介入现实的能力不比一个普通人强。他们甚至将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进入虚假的自恋怪圈，以清高自命，那于已于人都是一种浪费，也是对知识的损害，更违背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原初内涵。
这样解剖范美忠，实际上也在问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社会中，我发现这个社会充满了不公和痛苦，自己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舒服，怎么办呢？用通过对外的批判来成就自我的正确吗？读书人可以反抗专制，可以抨击不公正，也可以成为自由的化身，只是，读书人也是众生中的一员，也要接受质疑，也要自我反思。是的，我也承认自己有问题，也愿意积极解决，并且也在积极解决。我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我想改变的是自己。不是这个世界错了，而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范美忠和当代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正处在一个“平民化”的入口，而过去“知识精英”的留给他阴影仍然留存。而我要强调的是，放弃不切实际的“知识精英”的方式生活，或许正是这个社会的必然转变。
范美忠的发言中，经常都是这样的“我认为……我……我……”他本人具有一种很深的文化自恋心理，这是我的真实观察和感受。魔鬼就是让人狂妄自大,陷在谎言迷惑里而不自知 。自恋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
（l）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例，过分夸大成就和才能，在没有相应的成就时却盼望被认为是上乘）；
（2）沉湎于无限成功、权力、光辉、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
（3）认为自己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只能被其他特殊的或高地位人们（或单位）所了解或共事；
（4）要求过分的赞扬；
（5）有一种荣誉感，即：不合理地期望特殊的优厚待遇或自动顺从他的期望；
（6）在人际关系上是剥削（占便宜），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
（7）缺乏同感：不愿设身处地地认识或认同他人的感情和需求；
（8）往往妒忌他人，或认为他人都在妒忌自己；
（9）显示骄傲、傲慢的行为或态度。
对照范美忠本人的言行，我觉得他十分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一般而言，人都或多或少具有自恋情节。特别是文化人，自恋情节的大有人在，比如：顾城、三毛、川端康成、张爱玲等。鲁迅也有自恋的地方，不过鲁迅成功地把自恋转换成对于民众感同身受的大爱，他选择战斗。区别自恋和自尊的地方在于，自恋的人严重缺乏反省能力，自尊的人大多都尊重别人，不认为别人就比自己差。范美忠让人反感的地方，可能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恋型人格。自恋的人对于自己评价很高，对别人评价特别低，但自尊不同，自尊对自己评价高，对别人评价也高。这样一个连自救意识也丝毫没有的人，谁还能指望他肩负知识分子的创造使命？这不是笑话吗？在我看来，范美忠只有直接面对自己的失败（感情失败、学业失败、事业失败），放弃范美忠式的精英方式，这样，他会是一个好老师，也会真正过的快乐。否则，只有一个结果：带着精神分裂继续生活和从事教育，自己痛苦，也让更多人跟随他一起痛苦。我这里提及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和情感的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而且还是精神意义的失败——就是那种无力面对现实，仅仅拿着书本上的一些简单结论，或者是拿着一种理论，对着复杂现实指手画脚的做法，简单地说：我们学了好多东西，却发现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因此，我提出要“在失败之中自觉”。
我在这里剖析范美忠的性格因素，并不在于像个别网所说的仅仅在于“单纯地或重点指向个人心理甚至人格缺陷”，连范美忠本人都感叹性格就是命运。请仔细看看范美忠从地震以来的对于媒介的高调回应，以及范美忠在天涯的访谈里的对于社会层面的批判性言论，他对于媒介大放厥词，公开张扬自己的观点，已经上升到公共领域，情感上已经伤害到他人，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私事。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人，至少我没有看到他的反思性的言论 。对于这样一个从事教育的人，我们还能再拿社会层面的腐败来遮掩对他本人问题的解剖吗？
其次是 “精神创伤的转移”。 我觉得活在当下中国，就要有心理准备。何况是一个不谙世事的读书人呢？人这辈子，好像得翻几个跟头才能去点俗气。我们中国没有社会保障，福利差的很，其实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基本是靠个人奋斗，所以怎样处理好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尤显重要，能跳过龙门（指修炼）的更是难得。范美忠同样受到了心理创伤，但是他却选择了转移。人都爱找自己一些优于常人的东西，这样活下去才有自信和依赖，范美忠也是，他选择了教育和鲁迅研究。
范美忠受到来自家庭（父亲的暴力，让他失去一个男人强有力的责任感，并且落下情感的偏执和情绪化的病症，由此形成对人的敌意。我感觉70后一代大部分人的心理疾病都来源于幼年的凄风惨雨，过于严厉的管教，缺少关心和爱，暴打及臭骂，冷漠的家庭关系，被羞辱失去自信，过于苛刻的要求，缺乏安全感……所产生的影响有的直接反映在幼年，有的会到成年之后多年。因为生活压力感到焦虑，很多30多岁的人都有，也是心理疾病不过会好医治一些）、学业（范美忠通过应试考上北大历史系，这是范美忠的唯一辉煌点，他以此为优越感。可是北大求学的补考经历和老师的冷落，又沉重打击了他这种优越感，后来写北大教授批判文章与此有关。无论范美忠如何鄙夷北大（他写文章数落北大历史系教授），但是都无法回避这样一种事实，如果他不是依靠北大毕业的名头，按照他的个性，可能他的人生失败更加严重。相比普通人的命运，他已经十分幸运了，他那点有限的痛苦实在算不上什么。如果送他到血汗工厂体验一下，他肯定会重新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痛苦。为什么有人那么欣赏他“高高在上”的观点？因为社会普遍看好北大这块牌子）、感情（初恋的失败，他在那篇和女友的文章，通过“赏玩”女友发泄自己的情感复仇，补偿心理，这实际折射出来他人性的阴冷，也表明他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和事业（颠沛流离，不切实际的想法太多，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无法融入一个个群体）的三重心理创伤，对于创伤的来源应该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范美忠都把创伤根源归结为外部环境，这一切都成了他迁怒批判外部环境的驱动力。有的网友指出他是“用集体创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用知识化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确实值得认真思考。范美忠受鲁迅的影响很深，鲁迅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定论。范美忠根本无力认识到自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他不会把解剖刀对准自己启蒙自己，就把自己的问题转移到教师生涯（接连几次的教书生涯的碰壁，是否与他个性有关？）和学术研究（鲁迅研究和文学研究）上面，造成遮蔽。鲁迅的真正深刻来源于对于“失败”的觉醒，他那种强烈的自省意识和自剖意识，是研究鲁迅的范美忠所欠缺的。鲁迅会认为自己能做别人的导师吗？否也。鲁迅一边启蒙，一边反思启蒙。鲁迅建构了自我，同时又解构了自我。范美忠所做的就是一件事：建构自我、强化自我、完美自我。而在范美忠的一位北大师兄眼中，范美忠更多的是一位不合时宜者。“他一贯以精神贵族自居，不肯俯就大众的想法。现在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话语权不再为知识分子所垄断，大众已经不再对知识分子顶礼膜拜了。你的痛心疾首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夫子自道，你的冷静理性在别人眼中则是不近人情，只能激起更多的反感”。
一般性的批评，范美忠根本不会接受。至于自己关于鲁迅的研究，这种致命自负更是让人吃惊，他公开对新闻媒体声称北大的教授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也不如他。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研究鲁迅的目的贵在像鲁迅当年学习西方文化一样“窃火煮肉”，从对于“失败”的反思中开掘出一条路，而不是把自己阐释成“鲁迅”，如果真把自己的幻觉当作鲁迅，这是有害的自恋的文化心理。范美忠做老师的兴趣重要一点来源于他对学生输出自己价值观的兴趣，而对于这种价值观本身，他做过多少深刻的反思呢？如果范美忠把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加以引导，而不是用一种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价值观来改造学生，这种教学应该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反之，如果出于弥补失败心理仅仅满足于自我精神表演博得幼稚单纯学生缺乏理性的赞美之辞以外，只不过是一相情愿而已的单向度教育。我看了范美忠做老师的一些讲课实录和学生对他讲课的反馈，欣喜是有的，更多的是担忧。他对于鲁迅《野草》的解读，最能看出他的“鲁迅观”。而他的“鲁迅观”是有他的性格来决定的，在他看来，鲁迅的独异性是由于作家独特的生命气质决定的。这种完全抛开社会、国家、民众、他人而仅仅侧重谈论个体生命哲学的看法，十分显然是片面的。由此看来，过分追求自我的范美忠用自己喜欢的存在主义来解读鲁迅本人，其中的随意程度也就不奇怪了。之前，我一直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因为，鲁迅很难用存在主义一种思想角度来阐释，这是一种理论冒险。鲁迅思想太驳杂，任何解读都是简化，很难说范美忠阐释出来的《野草》里的鲁迅形象就是鲁迅的全部。我曾经用知识分子的情怀、人间的情怀、哲人的生命情怀和信仰的情怀来概括鲁迅，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鲁迅的生命哲学只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已，不易把生命哲学的鲁迅形象提升为鲁迅本人的全面形象。从鲁迅的早期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关注中国人、中国社会和中国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以整体视野来关注。在不否认范美忠关于《野草》不乏自己自己独立见解的前提下，我提醒他在文本里尽可能以鲁解鲁，不要太搀杂自己随意性的看法，更不能把作为存在主义者的鲁迅完全等同于鲁迅本人的全部思想。对照范美忠本人，再来重温鲁迅当年的话，也就显得格外沉痛，“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其三是信仰问题。范美忠1997年大学毕业到自贡蜀光中学，求职路上，多经历磨难。由于职业不定，焦灼感、荒漠感、虚无感长期伴随范美忠，他仿佛是那个永远往复不已的西西福斯，承担着深重的苦役，使得他把存在主义作为主要精神支柱，而缺乏更为坚实可靠的信仰，所以常常痛苦。自由主义以个体对抗群体，肯定个体价值，在专制压制个体的情行之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自由主义若无信仰支撑，很容易滑入端个人主义成为极端自私者。这种精神分裂，范美忠是要面对的。如果不下工夫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不信靠上帝，更不会放下知识精英高贵的头颅俯就大众在艰苦的环境中打磨自己，就只能吊在半空中了。人生历练、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是一起的，现实生活不会俯就一个人的。直觉告诉我，范美忠所依靠的存在主义已经到了一种困境，而超越那种范美忠式的存在主义信靠上帝，他又无法短时间做到。这是一种精神困局。范美忠身上过于强大的自我和骄傲的自我，甚至是自私，妨碍了他靠近上帝。象范美忠这样有着主体自我实践理性的人，他能放下自己吗？我也理解范美忠的痛苦和尖锐。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直面现实精神分裂的痛苦的存在主义者。他不能长期生活在痛苦和尖锐里，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信仰。假如他不满足于做一个痛苦的存在主义者的话。
2009年8月2日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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