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天涯》第一期第一篇发了作家韩少功的《民主：抒情诗或施工图》一文，刚开始看一遍时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等小心的读完全文又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
从标题来看似乎能给人一些鼓舞，民主：……。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主流媒体这仍是个讳莫如深的词，作为一名有影响的人物在这样一家有影响的杂志上能公开谈论它，至少给人某种想往，但没想到其切入点与我们通常看到的竟毫无两样——作为民主的谈论者，既没有把它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以往的别的政体形式进行比较，也没有把它置于客观的现实天平上就其展现的功勋和过错做一个公正的评价，而是采用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最常见的方式：以惯见的对布什的霸道式民主的嘲讽入手，以这种民主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对这方面大量事例的罗列来给阅读者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民主这东西千万要小心，弄的不好就中了美帝国主义这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的圈套。当然，一个聪敏的写作者通常是不会在文中这样直接表露的。
在这样一个基调上韩老师顺理成章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民主要做施工图，而不是抒情诗。“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后可能一切如旧。施工图……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 …… ”
应该说韩老师的这些话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尽管并没挑明，但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他之所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尤其是改革才上路的上个世纪的8 90年代初，旧的单一的信仰体系业已坍塌，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确立，民众的民主与法理意识还相当脆弱，尤其是支撑整个社会和谐运转的法治大厦还远未建成，也就是说，喧嚣一时的社会变革其实就是在经济领域被现代化大潮冲决了几个口子，支配着整个社会基础的仍然是僵硬冰冷的封建土壤，还根本无力承受真正的民主化思潮的冲击，如果贸然推行，势必引起社会的持续动荡，那种靠威权构建的社会骨架随时有崩溃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追求那种好大喜功的抒情诗式的民主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灾难，还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些实际工作，实际上在中国，有一家媒体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可能韩老师没怎么在意。它就是《南方周末》。
很多人都说《南方周末》长着一副舆论监督的面孔，其实它在在政治上的所为给人看起来是极其有限的，似乎在有意回避。除了间歇性的就着主流媒体的声音时不时声讨一下近邻的日本外，印象最深的就剩下那篇声讨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的〈没有高度的纪念碑〉。相反，有关政治的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基层民选中的村民自治，小区物业管理，人大代表的海选等等，在这里却见的很多。它似乎很难看出什么轰动性的东西，其实对我们这个在专制的阴影下踯躅了几千年且民众极其讲究实利的民族来说，这些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有无数的人在反思，却没有人来结绳记事，在这里，〈南方周末〉不是一个鼓动者，而是一个记录者。它的作用也许若干年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一个民族最扎实的现代化进程恰恰来源于底层最朴实的民主事例的积累。
如果韩老师就着施工图式样的民主接着再谈下去，谈的深入一点也许仍不失其价值，可没想到韩老师话锋一转，又开始大谈特谈起民主的弊端来，情绪也立刻从前面的小心翼翼转向汪洋丛横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谈论的快感。从“涉外事务”、“涉远事务”、“涉专事务”三个方面开始了对民主弊端的全面讨伐，似乎不可谓不深入，也似乎不能说完全不能使人信服，只是有一点我始终没弄明白，因为我常教孩子们写作文，假如这篇作文的题是“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那么这里的三个方面究竟是讲民主的抒情诗还是讲它的施工图呢？仔细想想，都不是，那么这是什么呢？一个学生写了老师布置的一个并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写的题，写着写着写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非说不可的东西就不加控制的写来，至于与题吻不吻合则顾不了那么多了。韩老师看到这里也许该大笑，你还当起我的老师来了？开个玩笑。不过我能理解。
下面我们来谈谈韩老师从三个方面列举的民主的弊端。从这里的行文方式看韩老师毕竟持的是作家立场，不象搞理论的要弄的工整严实模样，所以尽管是分成了几个方面，仍透着一股闲谈似的亲切随意，这在降低阅读者进入的门槛的同时却也使整个说理不够严谨。比如在“涉外事务”里，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顾客的钱包；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邻区的航运和灌溉。表面看是有理，其实是似是而非。这里的企业究竟是什么样的企业，它有这么大的能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只有一个企业？如果不止那么你涨价，别的企业不涨，别人不买你的，你怎么从顾客钱包里掏钱？况且涨不涨价涉及到成本、技术、管理、环境、需求诸因素制约，远远不是员工拍脑袋说了算的问题，它是个民主问题吗？怎么能单纯的怪罪到民主头上呢？如果这个国家只有这一个企业，它只能是垄断企业，那恰恰证明它缺乏竞争，恰恰证明了民主的缺乏。至于所谓的建水坝的问题与此类似，这里就不多说了。很显然韩老师把这两个事例摆出来只是虚晃一枪，是为了印证下面两个理论：一个国家的民选议会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比如对印第安人的种簇灭绝；民选议员还会催生国家扩张从而引发战争，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看到这里突然有些无话可说的味道了，为了在“涉外事务”上揪出民主的劣性，甚至不惜把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都算到它的头上来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充斥着整个主流舆论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调，而且写这些的还都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有些还是有着很高威望的学者，象这样与人类主流价值观基本悖离的理念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心中却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其原因实在令人深思。象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复杂，甚至强烈的影响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其间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一个观点，就把它主要怪罪到民主上面，这是极其不负责的。这是一个基本点都无法站住的立论，由此展开的推论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辩论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至于“涉远事务”，仍然重复上一个方面举证时同样的问题。总是从一些很大的很复杂的至今尚无明确结论的笼统的事入手，而对这些事又不做细致而深入的分析，仅是从中间找一些明显是经过国内主流舆论所筛选出的一些表象，找到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东西来借题发挥，进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往往犯着大而无当的的通病。比如，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它们都真的是民主的一时短视吗？那与俄国休克疗法几乎同时的中国经济硬着陆，与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的同时的中国锁国锁的更厉害，是不是也是民主的短视？今天的印度的对外开放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当然喽，韩老师重点要说还是最民主的美国竟然拒签《京都协议书》，这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软肋，从行文看，韩老师觉得这是美国民众为了眼前的福利而不惜牺牲后代的环境，把它看成是所有美国民众的意愿，这仍然是错误的。实际上美国政府拒签《京都协议书》在美国国内至今都遭到激烈的反对，那么最终得以实行仍然是国内经济状况、就业形势、政治影响力等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博弈的结果，其复杂程度也绝不能用民众的民主短视来一语概之。
“涉专事务”可能是文中为数不多的经过了自己独立思考并能够联系具体的社会实际进行有说服力的判断的章节，所引的“超女”选秀、文艺“海选”，鲁迅柏拉图和孔子商鞅的话，文革和新加坡的政令体制，不管是否合理，但能看出来是经过了作者认真的思考了的。这些思考似乎透着韩老师所不便言说的一种担心：对于一些重大或者特殊的社会事务的处理必须慎重，如果一味的相信民主的力量其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应该说，这种怀疑对那些成天关在书斋里一相情愿的期望一民主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的学院民主家们是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的，但韩老师所秉持的传统知识分子心中所固有的“上智下愚”对普通民众的智力判断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同样也须警惕。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辨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韩老师的这种怀疑有价值，是因为的确在历史的某个阶段由于民众的整体素质或其他方面的缺陷导致由民主产生出来的东西显得肤浅而短视，有时还可能受某种幼稚狂热所左右而显得血腥而恐怖，美国学者亨德里克 房龙所著的《宽容》一书就讲述了中世纪的欧洲许许多多的宗教仇杀就是由下层民众的狂热的情绪鼓动造成的。所以在任何时候象民主这样要普及到普罗大众让他们真正从内心里接受使他们受蕙并进而显出长久效应的社会尝试都是艰难曲折的，它有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去做，远不是鼓动家们在街头发几份传单喊几句口号就成的。鲁迅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今天的中国仍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曾播出过这样一期节目。湖北省监利县朱河镇一个财政所按正常编制只能有20多人，结果却装了100多人，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必须精简人员减到20多是不可能了，就减到50多吧。可怎么减呢？论绩效论文凭论工作时间长短甚至论后台都很难分出个高下来。按民主考核吧，更是遭到激烈反对。你想哪，真要投票，位子高的没问题，因为谁不想巴结谁敢反对不怕报复啊；有点钱的没问题，只要稍微撒点总归差不多的；会搞关系的没问题，只要几个人结成一团再分别运动最终也差不多。真正被撂倒的就是那些一没权二没钱三不会拍马搞关系的。最后采取了一个最古老的最笨的办法：抽签。它可能不能选拔真正的强者但能彰显真正的公正。象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还普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大量类似的情况，它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它的整体的民众的素质还达不到民主化的要求，整个社会还缺乏民主制的成熟土壤时，如果强势推行，常常只能使真正的弱者受到伤害。
民主的壮大就象一个孩子的成长。当孩子走向社会步入成熟的时分总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孩子拒绝成熟的理由。民主的推行也是如此，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误解抵制打击甚至伤害；对于一项并不能即时为人们带来利益的理念人们的接受也总是漫长曲折甚至充满着许多反复的，解决的根本办法不是象韩老师所想的因为他们“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而就把他们抛在一边，而是要放下架子，真正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南方周末》曾经登过这样一篇文章，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尽可能全的引用了它的话：
二战后，各国政治学教授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开始考虑一个问题：民众，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家管理？社会调查多次表明，下层民众中存有较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偏见。学者们列举历史教训证明，下层民众缺乏理性思维能力，政治行为常被感情左右。特别在尚未建立坚实民主传统的国家，民众容易被那些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野心家欺骗，结果像德国人那样选出希特勒式的新独裁者，给自己和其他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是，限制民众的选举权，也是一种专制。开放选举，可能导致混乱和新的专制；取缔选举，本身就是专制，那么民主的出路何在？
对这问题的主流思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民众最需要的不是他人代表，而是自我表达。简单地讲，最重要的还不是“到群众中去”，比如某人请群众选举自己，选上后，他将在议会提出最低工资法案，让穷人多挣一点钱；最重要的是“从群众中来”，让群众自己表达自己的需要,这需要未必是提高最低工资线。A镇人或许最想要所好学校，给子女一个好前途；换了B镇，最要紧的可能是戒除赌博恶习。A镇和B镇的问题都是当地性的，并不能依靠全国性的政策调整来解决——缺乏全国性政治经验的下层民众，其实不必过多参与全国性政治，他们更应该积极参与的是那些切实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决策过程，在这种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做一个负责和成熟的公民。民主制度需要建立在这样一个社区民主的基础上。
去做这样的组织工作，必须认真倾听他人的叙述，从不善表达的下层民众所说的没有结构的一团乱麻里，理出可以编成合理政治要求的丝缕，重新表达为民众可以理解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步骤；哪怕他人讲的实在没用没水平，也要理解他讲这些废话的情绪，予以适当安慰。一个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年轻人，有这样的虚怀，有这样的实才，在内可以做个好丈夫，在外可以做信访办主任了。
新教有各种教派，奥巴马（美国现民主党侯选人，正与希拉里竞选民主党侯选人，引者注）后来选择的一个教堂，成员以专业人士为主。打动奥巴马的是他们的一条誓言：鼓励成功，但成功后坚决摒弃“中产阶级态度”——主要指有些黑人挣了点钱就搬离黑人社区，似乎自己比留下的黑人高明。
他童年时所住的印尼没什么政府救济，那里的贫民，不知比拿着福利支票的美国穷人穷上多少倍。但印尼穷人社区并没有黑人社区的很多问题，那里的穷人仍然刻苦劳作而不是游手好闲。奥巴马觉得，单靠钱不能解决黑人社区的问题。他在自传中说，社区需要有文化，文化能创造一种秩序，有了秩序之后，各种救济活动才能取得预想成果。
说句实话，当时看到这篇文章后有种要流泪的感觉，要说知识精英阶层，我们国内的大多数可能给人家打杂都还不够；要说民主体制的成熟程度，我们更是提都没脸提。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作为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们仍然在深入社会的底层，做着如此艰苦细致而又如此有价值的工作，我们呢？这也是我们学者最该学习的真正带有实践意义的治学方式。
遗憾的是，从文中看韩老师尽管非常反对书斋里的民主空谈，但却并没有顺着这样具有实践意义的路走下去，总是讲着讲着又不自觉的回到主流舆论为我们的学人所指引的那条再也熟悉不过的老路：先是抛出一个似是而非直白得似乎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民众利益与民众意见是不是一回事？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准备似乎也根本没那个必要回答，再次虚晃一枪，那就是紧紧抓住人家推行的民主在现实实践中的不完善（有时相对我们自己而言其实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的问题）不放，在这里主要抓的是美国前民主党侯选人戈尔的《对理性的侵犯》一书。文章援引戈尔本人的亲身事例来证明：在电子传媒时代，民众已被成功洗脑，被统治者同意正成为一种商品，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购买。
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应该这样看。在一个民主的进程与高度的商业化相伴相生的的社会里，民主的过程完全不受商业化的污染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时候甚至这种商业化操纵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但构建整个社会民主政体大厦的基石仍然是健康的，是值得信赖的，这一点从政府运作的效率政府人员的廉洁程度包括整个竞选过程的公开透明就可看出。就戈尔所言的选举而言，金钱的渗透的确在某些方面或者说某一时段影响了选举的态势，但任何一个明了的人都应该清楚，它远远没有达到象戈尔所言那样完全被金钱所左右。如果真是这样那比尔 盖次、巴非特每次都不用选了。实际上戈尔之前就有一位亿万富翁的独立侯选人声明要参加竞选但根本没人买他的帐，而历届美国总统选举也不能完全说谁的钱多谁就能选上，远的富兰克林 罗斯福连续四届当选所花的都比对方少，近的就说比尔 克林顿，两次竞选总统成功时财力都比对方少，该如何解释？至于议员的竞选就更是明显了。
说句实话，看到韩老师拿出戈尔的一段话做例证我有些心寒。在一个民主制度已如此成熟的国家里，人家还敢于直陈民主过程中的这些弊端，而允许这么做正是这个制度得以不断修复日益完善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反观我们同样就说选举上上下下有半点选举的味道吗？为什么我们对自身这么多的不要说是问题有些连基本雏形都还不具备的 东西视若无睹，却对人家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呢？这就象一个人裤兜里提着一裤兜屎不去想办法处理，却盯着人家西服上的油渍说三道四。
为了进一步证明民主的弊端韩老师又列举了国内1911至1913年与1966至1968年的民主，对它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分别使军人铁碗成为了当时的民心所向”。很显然，韩老师的第一个年份指的是辛亥革命，其后的确出现了如韩老师所言的军阀混战的军人铁碗当政，但其原因是不是就是辛亥革命所引起的却是难说的。我们可以想想，没有这次革命，面对一个腐烂已经奄奄一息的政权，这些军阀就不会出现了吗？中国历史上的哪朝哪代快灭亡时不都是这副场景？辛亥革命的确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但就是被很多人所不屑的它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在这片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深入人心，自此以后，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的帝制复辟都很快遭到人们的唾弃。它怎么能是“动摇人们的民主信心，为集权专制的复位铺垫了舆论压力呢？”
至于后一个年份，很显然韩老师指的是文革前期红卫兵的造反夺权，在这里从上到下充斥着盲目的领袖崇拜，这一点作为伤害最深的邓拓夫人的肖岚女士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场悲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场运动？这个问题得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毛主席在全国全党的威望非常高，到后来几乎成了神。的确象我这样年岁的人，对毛主席非常有感情，到了解放初期，逐渐由一种高度信仰发展到盲目尊崇他，以致于最后是迷信他——过去战争年代，敌人要想抓，要想杀都弄不到，结果我们自己，还有四人帮能把这些同志毁了。”正是这种畸形的个人崇拜笼罩引发上上下下的一片狂热，整个社会原本脆弱的法治体系完全被摧毁，公民权利缺乏基本保障，人们战战兢兢，舆论也完全是一言堂，包括那些看似很自由的游行示威抄家武斗其实都是一派又一派的权力中心为达目的肆意操纵或暗中授意的结果，民主所要求的开放、公正、人权、监督、透明等诸要素可以是无一具备，在这样的情况下韩老师竟然把它当作民主的典型，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世界没什么是绝对的真理，没什么是不可质疑的，民主也是如此。但有一点却是必须的，那就是所有对它的指斥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深刻认知，至少用以指斥它的事例要基本的普遍性，要基本做到客观。美国著名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彼得·伯科维茨 在《民主的挑战》一文中在详细回顾了人类民主发展史后就明确指出了民主所存在的缺陷：自由民主政体会瓦解社区；阻碍传统习俗的的正当要求；鼓励个人孤立自身并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养成对正式程序及个人权利的过度依赖，而牺牲了对内在价值与终极目标的反思；忽视成为好公民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自律与品格培养；在促进多元化的表象下将信仰与行为同一化。在指出了民主存在的这些问题后伯科维茨先生接着说：反对民主的人士的口吻有时仿佛是，这些问题说明民主制度不可取。另一方面，有些持误解的民主友好人士的行为则好像显示，承认民主有缺陷就是背叛民主。事实上，了解民主的缺陷对增加我们对民主基础条件的认识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民主的基础条件要求一个国家必须以自由与民主的方式，修正民主的弱点与不智倾向。 我觉得这才是对待民主的正确态度，也应该成为一个成熟的学者对待一切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时的基本态度。
有意思的是，在韩老师以主要笔力对民主的弊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揭示后，没有顺着这个思路顺延下去自然的否定这个看来千疮百孔的民主，反而在快要结笔时却要借着丘吉尔的那句名言来了个华丽的转身，似乎又说几句民主的好话，但我们能清晰的感觉到，这些话很显然不是发自内心的。作者对民主的基本态度是排斥的，甚至带有几分鄙夷，迫于某种大家都能理解的苦衷，在这样样一个位置和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形势下，是不能随便把话说死说绝对的，所以就来了这么一个摸棱两可的尾巴。它更象是一次自己对现实的一次屈服，但更主要是一种生存的变通。
当然喽，到后来还是有点不甘心，借瑞典学者的话再次对安歇躲在书斋里空谈民主的人进行一次嘲讽。到这里似乎才回到文章的标题：民主是抒情诗还是施工图的问题。韩老师似乎从这位瑞典学者的话里找到了答案。对这个问题我还想再讲两句。民主是抒情诗，对一部分人；是施工图，对稍多的一部分人；是一种政体，对再多的一部分人；是一种交往习俗和生活方式，对更多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生存方式，对所有的人。在这里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2003年3月5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公布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计划。随即，梁锦松于1月购买一辆私家车之举受到质疑，被指在调税之前买车是为避税（据悉前后差价是5万港币）。梁锦松于3月15日晚7点紧急召见传媒，宣读一份声明，再次为在加税前购买新车一事，向市民大众致以最诚恳的歉意。坦承应该避嫌，不该在调税前买车，但同时强调买车只是为接载即将诞生的婴儿和家人，是无心之失。而为表诚意，他会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即38万港币捐给一个慈善机构。
作为香港的媒体，首先披露此事，指责他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突击”买车，是为了“避税”。作为当事的官员，梁锦松公开向公众道歉；并向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辞呈。作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了梁锦松，既表示“我可以理解，你当时急于购入车辆，以照顾家庭的迫切需要”，又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已违反《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的部分条文，作为主要官员，这行为极不恰当”更有香港警方的一名官员(未透露姓名)，“一名警长疑不满梁锦松在预算案酝酿过程中提前买车谋私利，拟向廉政公署举报”。
事件的结果大家更明了。在香港尽管梁锦松先生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但最终仍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而辞职。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民主，诚如伯里克利在纪念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War）阵亡雅典将士的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说，民主的优越性源于全体公民所享有的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自由不会导致无政府，这种平等也不是事事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高高在上，非要一些人的流血才能把大家唤醒；而是象麻将的规则一样亲和，深入骨髓，并且对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约束力。
看到这里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了，韩老师对那些把民主当抒情诗实际上就是在书斋里空谈民主的学人似乎有股掩饰不住的轻蔑，但恰恰就在韩老师的行文中也同样透着与他们并无二致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意识，这种意识使得自己总是不知不觉的把自己游离于最广大的芸芸众生之外，占据了道德和智慧的高地，总觉得自己比他们懂得更多，哪些是好哪些该做哪些才对他们有益他们似乎总会弄不清，只有自己帮他们决策才叫人放心，瞧不起基层民众或者说嘴上表示同情但骨子里其实是鄙夷厌恶的。其实他们也许并不清楚，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这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如此冷漠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觉得知识分子们弄的那些不能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带来真正的变革，而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革的那些基层民主的实验又往往流于形式，也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社会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所以不是他们比知识分子笨，该怎么做也根本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来教，但前提是给权利给他们自己去做，这才是知识分子们真正要做的。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比较了人类各个时期的文明发展进程后认为，人类历史各个时期最辉煌的国家与政体，往往都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最大的群体。所以扩大政治参与面，而不是使社会变革的进程停留在少数精英身上，这是一个社会的变革得以顺利前行的重中之重。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中国而言尤为关键。这种以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公民参与政治，实际上就是使千百年来仅仅停留在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中带有悲壮意味的匡世济时思想能普及到普通大众上，扩大政治参与面，避免少数人垄断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对弱势群体尤为重要。当一切顺利时，公民政治对他们的保护功能未必引起人们重视；然而当出现相反情况危机来临时带来的沉重代价常常会轻而易举的转嫁到他们头上。
一再览完全文，总感到作者似乎不是为了谈论民主，报复的欲望和屈辱的痛苦难于分开，常常引得我们对藏在文中的那没有仔细掩饰的宣泄和愤怒表示赞许，到后来这种情绪由于一再受到主流舆论所帖上去的似乎根本不应得的激怒而达到很难控制的状态，于是设法采取明显的带非理性的谴责行为，以便发泄那种堆积在自己和自己这个群体身上所受的辱骂和追杀，那种为了洗刷屈辱不惜一切乃至过火的抗争仍然赢得了某种古老的道义上的同情。直到作者用以实现目的所依据的事实基本扭曲及至至与人类主流价值观相背离时，我们方才失去同情而对其抱有一定的警惕。
不知道这话该不该说，我觉得韩老师文中的显现出的这种调子不是一种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是一个时代赋予那一代人的共同的精神遗产，而这种遗产又由于这一代人现今在社会上居于强势地位顺应着特殊的社会形势而逐渐成了一种主流舆论。 我是搞基础教育的，这些年来一个最基本的感受是，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做了很多，但最终似乎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尽力让受教育者纳入我们所需要的轨道，即主流意识形态为他们所圈定的区域，从而完成思想上的控制。如果我们留心一下，我们的孩子的言语（公开场合）和写作思想从小学会说时开始到高中毕业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年龄上的差别；如果再留心一下，恢复高考以来，我们孩子们那些所谓的优秀作文演讲辩论几乎看不出什么时代的差别；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放远点，比较一下建国以来前30年属于学生们的一些日记书信留言（《天涯》杂志上有一个“民间语文”专栏）我们基本上看不出明显的历史阶段的差别。我们的孩子真的好象是异口同声，惊人的整齐划一——有人把它看做是语文教师的教法问题，很显然过于简单化了。我们认为这实际上跟我们政权建立后确立的一种物质化的语言形式有关，诚如李陀所言：“其特点是言语写作上整齐划一，具有高度的纪律性和秩序性，并且以政权的威力确立大致统一的文体过提供一整套修辞法则和词语系统来完成对受教育这在语言和思想层面上的控制”。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言语文体写作当话语实践向社会实践转化的中间环节，并使这种转化有机地和政权的主流思想溶为一体经过一个言语的训练和写作来建立写作者在社会主流思想中的主体性。当它与教育全面联姻时，“便构成了一张具有严格纪律的自上而下的有形传播结构网，它能使主流话语由产生到流通的整个过程畅通无阻，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大众的生存无意识”。
我觉得象韩老师文中所体现的这样一种情绪之所以在当今的中国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是跟你们这一代人在青年时期的这种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一直认为，建国后长大的一批人教育上最大的缺陷不是现代劳动科学职业技术的荒废，而是现代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的欠缺，这使得昨天们在判断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外来的与本族的问题时经常以情绪的好恶来代替对现实事实的基本判断。再碰上这样一个人神共怒的年代，时代和现实的窘境不允许我们有一个基本公民的公平，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容易。后来随着许多体制边缘人物的参与鼓噪，更使得群情沸腾，正义的感觉加强了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成熟的社会人所需的冷静心态。同时由于民众所接受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加控制的情绪燃烧的结果是把所有矛头对准了所有的外来事务，比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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