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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钱理群:震灾中的思考

2012-09-29 00:1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理群 阅读

 (2008年5月24日在一耽学堂的讲话)

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是学堂主持人逄飞给我出的题目;而“震灾中的思考”是我主动要讲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整个心都扑在“震灾”上了,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这是此刻我们唯一愿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话题。而且,正是震灾使我们对什么是“当今之中国”,什么是“当今之中国青年”,什么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以及“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承担什么责任,都有了新的认识。正像震灾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学的高一学生贾国伟在他的日记里所说:“世界变了,原来的一切都变了”(见2008年5月也20日《北京青年报》)。我们也都是幸存者,我们都有这样的“一切都变了”的感觉: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变了,我们自己也变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们对世界,中国,中国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都有过许多悲观的,甚至绝望的看法;现在,因为灾难,我们原来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国,以及我们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面,突然呈现出来,我们开始目瞪口呆,继而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应该感谢的,首先是灾区里的受难者,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切生命的苦难,正是他们在危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对生活的渴望,友爱与互助,奉献与牺牲,才激发了,点燃了全民族,全人类,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同样具有的爱与力量。一位网友说得好:真正的“英雄”是这些承受、“经历了磨难的人”,“他们绝不是等待别人怜悯的难民”,最终解救者是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他们拯救了我们这些早已麻木的,沉沦了的灵魂。一切“感恩和歌颂”只能归于这些受难者和“抗震救灾”的真正承担者。(何帆:《每一共同经历了磨难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个抗震过程中一直处于焦虑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无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这许许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灾行动中时,我特别感到了思想的无力;但我又不能放弃思想,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够做的,而且是应该做的。而因为思考,又带来了新的焦虑。昨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北京志愿者说》,说他“好害怕一件事情发生”:当“灾难过去”,“大家都回复正常作息”,会不会就忘记了这些受难的孩子呢?“我害怕他们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他们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抛弃一次的二度伤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即灾难过去“以后”的恐惧。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固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权力运作?……我相信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我们体制的弊端依然存在,我们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国民性的问题。是的,这一次抗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极其可贵的一面。这个民族有着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坚韧力量。平时,看起来惰性很强,但凡有一条退路,就绝不思变革和前进,宁愿妥协,迁就,得过且过;但一旦到了危难时刻,就能突然爆发出一种自救的力量,即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或者叫“绝路逢生”。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经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终不亡不倒,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基本原因。这一次抗灾就是这样的民族精神的大爆发,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这一次抗灾,并不能自然地将我们的民族惰性消除,而这样的惰性发作起来,又会将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置于一个不死不活的状态。我常说,中国人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富贵;别看现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会是窝里斗。然后再等待下一次危难中的爆发,再来团结自救。正是这样的循环,使我们这个民族,既不会垮,总在前进,但又极其缓慢,令人心焦,我们也就永远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之中煎熬。

    现在,我要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我以为,这就需要作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灾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但仅有理念还不行,必须要有制度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将抗灾中所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同时也必须正视这次救灾所暴露的制度缺陷,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动力。这就是这十多天来,我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并且想在今天和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讨论的问题——

    “如何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

    这首先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抗灾中所爆发出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数万人的死亡和数十万人的受伤为代价的,这是浸透了死难者的鲜血的。如果我们不珍惜,不把它转化为精神资源,将其遗忘,甚至成为自我炫耀的资本,那就是犯罪。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我们“当今之中国”所急需的。记得我今年4月27日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就讨论过这样的“当今之中国最需要什么?”的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分析:当今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绩;但也就同时面临着这样一个摆脱了贫困,开始富裕了的中国,将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之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认为,在这样的转折关头,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觉得过于宏观,并不能引起共鸣。但是,现在,经过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内容:在我看来,我们要将灾难转化为育人、治国的精神资源,其核心就是一个“价值重建”与“制度重建”的问题。

    下面,我就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的讨论。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我十分真诚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轻的朋友一起来思考和讨论;我以为,这是最初的激动过去以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见,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没有把握,需要讨论,欢迎质疑,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共同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敬畏生命,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

    这次抗灾,最为响亮,最激动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号,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于一切”。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生命至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至高性与普世性。

    所谓“至高性”,就是认定人的生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它高于一切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价值,都应该受到质疑。而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却奉行着“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人的生命”的理念,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当然,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次抗灾中就有这样的牺牲,献身者应该为我们所崇敬。但是,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其内在动因正是自我精神发展和完善的需要。这和外力的强制侵害与剥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且即使是这样,也是应该尽量地减少,不能轻言,更不能鼓励牺牲。我们必须将伤害人,特别是无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战争,和对人实行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的独裁专制,同时置于审判台上,就是这个道理,这是一个不能让步的底线。所谓“为了崇高的目的”的“牺牲论”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这样的“牺牲论”的背后,常常隐含着巨大的欺骗,因为所谓“崇高的目的”的解释者、宣扬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垄断者”的政客,或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所谓“为崇高目的”而“牺牲”,其实是为这些政客,代表卖命。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年轻人对那些动不动就鼓动你们去牺牲的蛊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时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我们知道,人是分为群体的,不同地位,出身,经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体,共在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地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取得公认共通的价值。这次震灾中的全国、全世界的同一条心,启示我们,这样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体会和体验:救助每一个遇难者的生命,在这一目标面前,原来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论争,利害冲突,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此,通过这次救灾,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将“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普适性的价值确立下来,如一位作者所说,它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浙江会计师舒圣祥:《活下去,是有种信念》,载2008年5月17日《中国青年报》),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丽的,活着真好”,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基本的,稳定的,不可怀疑,不能动摇的信念:前一段时间曾经出现的年轻人厌世、轻生的悲剧,再也不能发生了。

    “生命至上”,这是一个总概念。它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根据在这次救灾中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我觉得它至少有八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我们讲的“生命”,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到我写作本文时为止,我们从废墟里救出的六千条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救出的;我们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指的也是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生命;我们说“为人的生命负责”,其含义也是明确的,就是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这在救灾中好象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很少强调“个体的人”的,我们更重视的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这当然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它也容易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权利的忽视和压抑。因此,鲁迅等先驱者在上一世纪初提出“个”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提出个性解放的观念,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从此得到了确认。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却不断发生用抽象的群体价值、利益否认个体价值、利益的观念和行为的偏差。比如,“为人民服务”,至今也是我们的基本治国理念,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对它的理解,在一些人那里,“人民”成了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

    就出现了“我是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服务”这样的误解。问题更在于这样的抽象的“为人民服务”,就很可能变成为自称“人民代表,公仆”的官员服务,那就变质了。而这一次,在救灾中,“为人民服务”,就成了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存、温饱、发展负责,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治国理念的正本清源。所谓“敬畏生命,关爱和尊重生命”,就是“敬畏个体生命”,它是必须落实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每一个公民的尊重,关爱,具体服务的。不仅治国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对人的爱也必须落实为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具体帮助。

    其二,关爱每一个生命,同时就意味着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次救灾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等级观念,即所谓“在灾难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贫富,不分职务高低,不分官员平民,我们一起受难,互助互救,共度艰难,共同承担生命的艰险,也共享生命的意义和欢乐。如论者所说,“生命的宝贵不因包含身份、地位在内的一切差异而区分,所有的生命都同等宝贵”(舒圣祥:《活下去,是一种信念》)。这样的“生命平等”的意识也应该成为一个基本价值理念,并成为我们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基本依据。

    其三,给最危急、最困难的,也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最及时的救助,这是这次救灾不言而喻的基本原则,它其实也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关爱生命,首先是关爱弱者的生命,这也是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所提出的“弱者、幼者本位”的观念。有朋友提出“生命至上的理念首先要充分体现在孩子身上”(江苏市民尹卫国:《把教室建成庇护生命的坚固屏障》,载2008年5月18日《北京青年报》),这大概已经成为经历救灾以后的中国人的一个共识。因为孩子们在救灾中的表现,深深感动了每一个成年人。更因为这次灾难以血的事实昭示我们:社会体制的每一个弊端,我们成年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以孩子的生命为代价。这是这次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永远的痛”:震灾中,中、小学校舍房屋倒塌最多,孩子的牺牲最为惨重。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成年人,应该为此感到难堪和羞愧。人们有理由追问,并要求依法追查:这背后有没有腐败?人们也因此对这次震灾中的奇迹感到兴趣:“刘汉希望小学”的教学楼居然屹立不垮,一查原因,就因为投资与建筑者十年前就确立并实行了这样的原则:“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就走人”。问题是,能不能把“亏什么不能亏教育”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把“谁在教育上出了问题,就罢官,走人”成为一个制度,真正把教育置于今后中国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首要的,绝对“不能亏”的地位,不仅在理念上,更在制度上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在救灾以后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座的诸位义工、志愿者也需要重新来认识我们已经作、还要继续作的支教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关爱孩子的生命”应该成为义工、志愿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四,在救灾中人们关心和考虑的,不仅是孩子现实的生命存亡和温饱问题,还有他们今后一生的长远发展。这也有普遍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肉体生命,更是一种精神生命。这次救灾,不仅医治伤病,也注重心理的治疗,就表现了这样的对人的生命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关怀。这背后的理念,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的健全的发展,即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所说的人权,生存权、温饱权和发展权,是缺一不可的。这次震灾所突现的,就是这三大人权。

    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问题。这次救灾至少就涉及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次抗灾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知情权的扩大,透明度的增强,尽管在这方面,人们还是可以提出许多批评,但无论如何毕竟前进了一步,人们自然也就期待将非常态的知情权扩大为常态时期的知情权的充分保障。随着民间捐款的日益增多,捐款人如何监督捐款的使用的问题也提了出来。有关部门很快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都可以视为一个历史的进步。

    我想着重谈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的权利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说法,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的管理放心地交给“公仆”去做。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参与权的剥夺,同时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这些年许多人,也包括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是和这样的公共空间,政治、精神空间的相对狭窄,只能局限于个人、物质空间的发展的状况是直接相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不断成长的民间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正是对年轻一代生命发展空间的一个扩展。尽管民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已经得到国家的承认,有了法律的依据,但有的政府部门依然对民间组织心存疑虑,多有限制。正是在这次救灾中,这样的状况有了很大的突破。这都是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新闻:地震发生数小时以后,一只由江苏某民营企业组织的,由120人和6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民间抢险突击队,从江苏、安徽集结出发,48小时之内已经赶到绵阳参与救灾;曾经于今年春天赶赴湖南灾区,参加抗击冰雪灾害的13名唐山农民组织的“爱心志愿小分队”,也赶赴抗震第一线。在受灾地区更是出现了大批本地与外地的志愿者。许多平时依据不同兴趣形成的网络社群,也集结为网下的志愿者团队,参与到各地的救灾行动。《北京青年报》为此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08年5  月21日),对救灾中所表现出的自觉的公民意识,有序有效的公民行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很多志愿者也感到救灾是最好的公民教育的课堂。而这一次救灾,民间组织所显示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敬畏、尊重生命”的观念,应该包含“尊重和保障人的公民权利”的内容,我们所要建立的是这样的公民社会,在这里,“公民意识落实为公民的普遍自觉,公民的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希望这次救灾能够成为构建公民社会的新的开端: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五,这也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灾难告诉我们,人与人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作者:广西市民范大中,2008年5月17日)。在这次救灾中,许多受难者都谈到,是“一定会有人来救我”的信念支撑自己战胜了死亡。文章的作者却问道:这样的“别人会来救我”的信念的“理由”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析:理由就在相信“你的生命与别人是有关的”,“灾难是平等的,不到它发生的那一刻,谁都不清楚谁是拯救者,谁是被拯救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守望、互为依存,这是个约定。你必须信守约定,以良知发誓让每一个遇难者得到救助,然后,当你某天遇到艰险时,才有理由在黑暗与恐惧中坚信别人一定会来救你”。作者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相互依存的。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都是以这种默认的契约依存的”,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敬畏、关爱生命”的观念,它还包含着一个“生命相互依存”的“约定”。作者说:“或许,只有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才有机会看清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群体之中,同一片天空之下,每一个人都同时是别人生命的一部分,你的伤就是别人的痛。在这这群体之中,任何一条生命的逝去,都会让所有活着的人悲痛,感到生命的减损”。——这大概是所有的人在这次救灾中的共同感受,由此形成了“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其背后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每一个人的不幸都与我们有关,每一个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我们的羞辱,每次对别人苦难的冷漠都是我们为命运自挖的墓地”。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念,也同时存在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中。正如一位作者所引述,孟子早就说过:“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这就是古语中所说的“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张载也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孤寡者,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讲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大

    仁即大勇”(胡晓明:《大地是病,大地是药》,2008年5月20日《文汇报》)。这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传统。这也是我多次谈到的,鲁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说,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能够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因此,鲁迅的生命有一个大境界,包含一种博爱精神,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既是独立的,又自由出入于物我之间,人我之间。这是一种大境界中的自由状态。

    过去我在课堂里讲这些,同学们听起来总觉得有些隔膜,好象很难和自己联系起来;而现在,经历了这次大救灾,同学们大概就能领悟了。前不久,我和清华大学的同学,有一次对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天,自己的精神境界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在此之前,眼睛里只有周围的那个小世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前途,所感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就像大家自嘲中所说,沉湎于“小资情调”之中,自怜而自恋。这回地震,就一下子震出了一个“大世界”,突然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和别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有无数的和自己一样年轻的生命需要自己去救助,自己的生命也只有在和更广大的生命相互依存中才获得意义。也就是说,当你眼里只有自己时,这世界很小很小;当你眼里有了别人,你自己的生命境界就很大很大了。——同学们应该珍惜这由数万人的生命换来的生命体验,将“生命相互依存”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念,并转化为更加自觉的义工、志愿者行动。所谓“义工”,就是将从事公益活动视为自己的义务;所谓“志愿者”就是以帮助别人为自己生命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内在的理念就是生命的相互依存,“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救人即救己,助人即助己”。

    其六,我们说生命视野、境界的扩大,也包括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也是那样充满了仁爱。如一位作者所说,我们突然发现,“这里的‘地’,已不只是中华大地,而是全球各地;‘人’也不只是中华儿女,而是包括了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全球民众”(顾顺中:《大难兴邦,震情唤醒公民意识》,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于是,有人想起了胡适六十年前留下的名言:“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徐迅雷:《地球可以颤抖,精神不可颤抖》,载2008年5月17日《新民晚报》)。日本参议院议长说得好:这次中国四川的震灾,可谓“全球之痛”(新华社5月20日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之间,既有差异,有利益的冲突;更有利益的相关,以及生命的相通。有朋友说得好,通过这次救灾,我们不仅要“感恩”中华儿女,更要“感恩世界”,人以仁爱之心对我,我更应以仁爱之心对人。

    这里,我想讲一件今天回想起来让我们颇为尴尬的事情。——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道在此刻谈这些是否合适;但我还是决定讲出来,因为经历了这次地震的洗礼,我们已经更加成熟,应该更能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今年龙卷风袭击美国时,中国的个别网民的反应。一位网民这样评论:“活该!苍天为什么不把更大的灾难降到美国呢?这种虚伪的自以为是的国家原该受到诅咒!”我尤其注意到一位四川成都网民的反应:“美国怎么只死22个呀,为什么不死22万呀”。我已经说过,这只是几个人,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网民和公民;但它所反映的人性的扭曲,却很值得警惕。这将自己不喜欢的国家视为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逻辑”,狭隘心态,这完全漠视他国人的生命,幸灾乐祸的杀戮情结,这样的心灵的毒化,是何以造成的:这不能不让人悚然而思。

    其七,当然,人性的扭曲之外,更有人性的美好。这次救灾所展示的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所有的人为之感动而震撼,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说人的生命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因为它蕴涵着这样美好的人性。

    但是,不能否认,人性中也有恶的方面。“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争论,这里暂不讨论。我只说说自己的人性观。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举”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种子。问题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对人性中的善和恶,采取什么态度:是“扬善抑恶”,还是“扬恶抑善”?应该说,这一次救灾,就是一次“扬善抑恶”的壮举:每个人的内在的所有的人性的善良、美好,都得到淋漓尽致的爆发,放大,而且相互影响,形成“人心向上,向善”的环境,气氛,人性恶的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遏止。我以为这提供了人和社会的改造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问题是,我们如何将这样的“扬善抑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变成更自觉的行动?我以为,应该有三个层面的努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努力“扬善抑恶”,自觉地发掘、发扬自己内心最美好的东西,中国传统讲“修身养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扬善抑恶”。

    还有在和他人相处中,能不能做到“扬善抑恶”。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自己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二是在相处中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对方的善意。这也是我经常说的,对方的弱点,毛病,以至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但更看重他的优点,善处,以善相处。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相反。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看得我心惊肉跳。他说,我们中国的社会里,有太多的违背人性的东西,我们却习惯于此,并且努力去适应它,从而形成一种“自我糟践”,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弄得非常阴暗,并且以敌意看周围的人,甚至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自己释放敌意,恶意,又彼此交换敌意,恶意,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环境。这样,就弄得自己活得累,活得烦,活得不快活;同时也弄得周围的人都累,烦,不快活。我想,在座的同学对这样的“扬恶抑善”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环境,都会有自己的体验,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生存常态了,以至我们的社会里充溢着怨毒之气,这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之感到心惊肉跳,就是为此。而这一次救灾正是一扫这样的怨毒之气,给我们提供了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可能性:以最大的善意对自己,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同时以“善意假设”看人,把自己的关爱和友善给予别人,又从别人那里收获关爱和友善。这样,热情友善地对人,成为日常生活,成为人与人相处的一般行为方式,至少我们可以活得轻松点,快活点。在我看来,这是并不难做到的,起码我们的义工组织,志愿者组织,就可以以“扬善抑恶”作为自己的基本理念,努力培育友善的气氛和环境,使我们在这个群体中生活得快活而有意义。

    当然,还得有制度的保证。我说过,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扬善抑恶”的;一旦出现“扬恶抑善”,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如何建立“扬善抑恶”的机制,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任务。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变成一种治国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很长时期,我们奉行的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现代化路线。这固然是为了满足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要求,自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对于人民利益的忽视,以及“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是明显的,其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些年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该说,这是治国理念上的一个进步;通过这一次救灾,我们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认识,可以有一个深化,应该更明确地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健全”,其内涵前已论述,不再重复。这次救灾,还有力地证明,只有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个体生命负责,为他们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尽职,政府的权力才真正获得公信力和合法性。这都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宽容地对待异己的生命

    下面,我想把我们的视野由救灾扩展到今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08年将注定在共和国的历史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现在,只能就前五个月的发展,作一个初步的讨论。

    就我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当今的中国”问题和“时代精神”与“中国青年”而言,如前所说,救灾所展示的“当今中国”问题,是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以后,往哪里去,由此提出的价值重建和制度重建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在此之前发生的西藏的骚乱与围绕火炬传递所发生的事件,则是展示了当今中国问题的另一面: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和国内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以及西方世界相处?无论是国内的藏族,还是西方世界,都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有着不同的信仰,有另一种价值,制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对我们心怀疑惧,存在误解,甚至会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这样的和我们存在巨大差异的群体,中国,以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如何对待?这是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认真面对。

    面对这些问题,我在很长时间感到困惑——当然,这也和我的知情权不够充分有关,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火炬传递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媒体给我提供的信息是经过筛选的,网上的许多消息,大概也经过作者、编者的筛选。比如,我们的报纸上告诉我们,政府有关部门和达赖的代表进行了会谈,我方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这一点报上登了许多,我已经知道;据说达赖方面“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但“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却不肯告诉我们,那我又如何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呢?关于火炬传递,西方媒体确实有偏向,只报道“负面反应”;而我们的报道又是另一个极端:只有“正面反应”,这或许就是我在大学里学新闻学所讲的,新闻报道从来就是有倾向性的,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都一样,因此,不可能有纯客观的报道。也许是这样吧,但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固执地想同时知道个方面的意见,因为这是独立思考、判断的前提。于是,我也就只有沉默了。但却不曾停止思考。前几天,突然从救灾中得到启发,产生了一个思路。因此,也就借这次谈救灾的机会,也谈谈我的并没有充分把握的思考,算是私下交换看法,更是期待质疑:人的思想总是在质疑中逐渐成熟的。

    我们已经从救灾中获得了一个理念:“要尊重一切生命”,那么,是不是应该尊重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存状态的生命,尊重他们和我们不同的价值、信仰呢?我还看到一篇文章:《用包容凝聚最大的救灾力量》(湖北市民几又,载2008年5月16日《北京青年报》),并且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因为包容,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的力量;因为包容,我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无谓的指责与内耗。”同日报纸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也是强调:“社会稳定并不是用权力的高压形成暂时稳定,而社会和谐也不是不容忍不同声音的鸦雀无声。稳定应当理解为公正之下的稳定,而和谐应当理解为动态的和谐”(江西检察官杨涛:《为后方稳定作贡献也是抗震救灾》)。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包容”这些异己的生命呢?

    就使我想起在西藏事件中,我所发现的“声音的缺失”。我们听到了藏独的声音——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失去了的西藏,未必真正关心西藏普通民众的生活。我们听到了西方媒体的声音——如汪晖的一篇文章里所说,西方媒体和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关心的是他们东方主义想象中的西藏:“那些对基督教徒失去了信仰的人,现在转向了精神性的西藏,但这个西藏更像是时尚”,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西藏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我们听到了中国政府的声音——作为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强调国家的统一是有合理性的;但正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说,“我们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从未把它当作我们的一部分”(许志远文),因此也并不真正关心西藏普通民众的心灵。我们听到了自称西藏代言人的某些官员的声音——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声音充斥一切,我们却听不到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西藏这块土地上的西藏百姓的声音,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命的真正诉求:他们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想要寻找这样的声音。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朋友,她在西藏学习藏文化,在事件发生时因为是汉人曾被殴打,却又被她的藏族房东救了出来,她这样的独特经历使她有可能更客观地观察、感受事件的真实状况。我问她:她的房东,以及她生活周围的西藏普通人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她的房东这样对她说:他不赞成那些暴力的行为,以及对汉人的排斥,因为残杀人的生命,是违反佛法的,汉人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但他又表示不幸事件的发生,是有理由的,因而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因为自己的心中也蕴藏着也许是汉人很难理解的痛苦和不满。但是现在这些人触犯了法律,受到制裁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因此就更有一种“有苦难言”的痛苦,所以他们也不愿深谈,而对事件发生以后,自己的命运,藏族的命运,更有不可预测的茫然。我听了这话,心里为之一颤:当我们理直气壮地反对藏独时,是不是应该听一听这些普通的藏族同胞,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个体生命,他们这些难言的痛苦的倾诉,思考和追问他们何以“不满”的原因?

    房东含蓄地告诉这位年轻的朋友,他们的不满和痛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奉行的“极左”的民族政策,对他们的人身的残害,对宗教和藏文化的破坏,文革结束后,并未彻底清理,所留下的情感、心灵的创伤,至今未愈。——我于是注意到,在这次西藏事件的宣传、叙述中,我们只谈“农奴时代的西藏”和“改革开放的西藏”,却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西藏”,这样的忽略,不正是说明,我们并不关心西藏普通百姓真实的生命感受,我们更不愿正视我们曾经给藏族同胞带来的痛苦:我们真的把他们的生命看作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吗?

    谈到西藏的改革开放,这些普通藏民也有难言之苦。是的,这些年中央政府和对口支援西藏的地方政府确实对西藏有大量的投资,有许多新的建设,西藏人民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在有些人看来,西藏老百姓依然不满,有的还提出脱离中国的要求,就是“恩将仇报”——应该说,这样的心理,在反藏独的许多汉人中,是相当普遍的;但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或许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救世主姿态对待西藏老百姓,把他们看作是施恩救助的对象,而从不把他们看作是和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价值理念,不同的幸福观的独立的生命,从不考虑他们的主体地位。而是一厢情愿地把我们的现代化模式,主要是工业化的建设模式,权贵资本的市场经济,移植到西藏,同时也就将弊端移植到了西藏,诸如两极分化,权力和商业腐败,生态破坏,拜金主义,竞争中的不平等,等等,于是就出现了“西藏改革开放的真正受益者究竟是谁”的问题,不能成为主要受益者,这大概就是引起西藏底层百姓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些年,我在考察西部落后地区的改革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汉族地区,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在西藏,就变成了一个民族问题。

    还有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精神的破坏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已经不再作摧毁庙宇,禁止信教的蠢事,但我们却用经济的逻辑,用世俗的力量将其消解和变形。汪晖在他的文章里就谈到,“东方主义的幻影并不属于西方,它如今正在成为我们自己的创造物。中甸现在已经改名为香格里拉,这个生活着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地方,被冠以西方人想象的名号,那些从全世界、全中国奔赴藏区的旅游大军,那些以迎合西方想象而创造的各种‘本土’民族文化”,究竟是保存、保护了,还是扭曲了西藏传统文化?面对这样的被空洞化了的,满足西方人,内地汉人想象的所谓“本土文化”,在那些真懂深爱西藏民族文化的老人,乡民,信徒,知识分子心里,会引起什么反应,我们想过吗?在前几年,就有朋友告诉我,一些西藏学者早就心存隐忧:从表面看,我们现在似乎并不反对使用西藏文字,但市场经济的逻辑却使得藏族青年更愿意学习汉语,以致英语,学了藏语反而不容易找到工作,这实际上就构成了藏语危机和西藏文化危机。

    当然,这些都是所谓“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比较复杂。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甚至用“西藏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反对西藏独立”来掩盖这些问题。我们更不愿意细心体察这些问题在藏族底层民众、信徒和知识分子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孕育的不满,唤起的疑惧心理。如前所说,这些问题在西部落后地区都有,但在西藏,就可能产生离心力,成为藏独的群众基础,民族心理和感情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统一,就应该关心“心的统一”,不仅要关心藏民的物质生活,更要体察、尊重他们更为看重的内心的尊严与自由,不要作任何伤害他们心灵的事情。比如,我们明明知道达赖在普通藏民信徒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为什么一定要将达赖妖魔化,并且强迫藏民和他划清界线呢?要知道粗暴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这种心的分离,是西藏分离的真正危险所在,而且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关键还是我们今天这里讨论的“生命共同体”和“尊重生命”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将西藏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看作是“我们”的生命的有机组成,因而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他们的不满,要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我们要树立真正的生命“平等”的观念,对和我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价值,不同幸福观的藏族百姓的生命保持尊重,并且使他们真正成为西藏改革的主人,受益者,维护他们的“生命主体性”。我们中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在我的理解里,它应包含“彼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有了尊重,就会有真正的宽容。我们应该给西藏底层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以更多的关爱。——这大概就是我用救灾所建立的生命观来反观西藏问题,所作的一些思考。

    这就谈到了由传递火炬所引发的如何对待和我们同样有着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在另一种制度下的西方人的问题。应该说,过去一般的西方老百姓并不关注我们,因为我们贫弱,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一个遥远而多少有些神秘的存在。而现在,由于我们的日趋富裕与强大,由于大家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比如说中国货,已经进入了西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成了他们休戚相关的存在了,于是,中国开始成为西方人关注的对象了。这本身是说明了我们在西方,世界地位的变化,中国已经不是晚清时代的“东亚病夫”,我们成了世界大家庭的独立而不可小看的一员了。看清这一点,我们自己在心理上要适应这种变化,不能老是用受迫害的被围心态来看西方世界,总是觉得别人“亡我之心”不死,是自己的敌人,用我前面的话来说,不能再用“恶意假使”来和西方世界相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中华中心主义”的自大心理的复活,以为西方世界已经没落,需要中国来拯救。应该说,这是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相遇,双方都是独立的,并且都足够强大,但彼此的信仰,价值观,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又是这样的不同。在这样的新的情势下,彼此如何相处?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应该说,双方都没有作好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疑惧和误会,摩擦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错,西方是有些人,有些势力,希望我们变得和他们一样,用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制度来改造我们,以实现他们理想的所谓“全球一体化”,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化的不尊重,我们应该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生命的独立性与尊严。在面对西方一些普通民众的疑惧、误会,我们也应该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让他们了解、理解我们的想法:这都是必要的,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尊重别人的信仰,价值,制度,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说,“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既是希望以一个强国的身姿巍然崛起,就必须接受世界的审视,就不能完全否认别人的审视视角和评价标准,回避别人坚守的价值”。(杨逸鲲:《不同的世界,同一个梦想》)这需要交流,而不是对骂,在交流中要善于换位思考,不能只顾自己说得痛快,而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反应。要学会从对方吸取,补充与发展自己,更要寻找前面所说的“最大公约数”,在普世性的价值基础上寻求心灵的沟通,生命的交融,就如同这次救灾时一样。

    确实,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问题:世界要学会理解中国,和中国相处;中国也需要学会理解世界,同时重新理解自己,学会和世界,特别是和西方世界相处。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面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同时又谦卑,理性,有节制,有分寸,表现出“礼义之邦”的风度。

    关键是要宽容,不同生命之间在相互宽容中达到生命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爱:求同存异,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中华智慧。

灾难将成为常态,我们如何应对?

    最后,我要说的,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2008年,真的是多事之年!只有五个月,就发生了多少事情!先是冰雪之灾,又是火车相撞,手足口病疫的流行,同时是西藏骚乱,火炬传递中的冲突,现在正面临汶川地震……,真不知道还有多少突发事件在等着我们!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看待?这正是我想和诸位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不能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

    因为我们将面临两个大紧张。首先是人和自然关系的大紧张。20世纪人类在推行工业化的现代化时,对大自然的过度破坏,到21世纪就必然遭到大自然的“反抗”。连细菌都在“反抗”:人类原来制造了无数抗菌素,现在细菌就用变异来应对,“反抗”,又反过来造成了在瘟疫面前人类的束手无策而要进行新的发明,就像作家王安忆所说,“我们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这一次大地震,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次大较量,大协调。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和大自然协调相处,并且转变我们的观念:不要再“向地球区开战”了,而是要“敬畏自然”。但较量也还是不可避免,要准备好自然灾难频频。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信仰,价值,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个体,都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来往越来越密切,所有的国内问题都成了国际问题,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密切接触,联系,固然使人的生命越来越相互依存,产生生命

    共同感,但同时也必然是摩擦不断,冲突不断。既相互批判,质疑,冲突,又相互支持,共处:这将是国内各利益群体,国际各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常态。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多事之秋”,发生灾难,突发事件,那是常态。——如何应对灾难和突发事件,这就是当今之中国,面临的第三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有世界性的。

    我以为,中国1975年的唐山地震和这一次的汶川地震,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人们在面临汶山地震时,总要谈到唐山地震。我在地震第三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从唐山地震看汶山地震》的短片,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老伴一直讨论到凌晨二时。唐山地震是一个大悲剧,又创造了三大奇迹。说是“大悲剧”,不仅是因为死亡人数特别多,更因为这是早有预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本可减少伤亡的灾难。预报的被忽视,显然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政治任务(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大于人的生命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当时也有坚持“人的生命更重要”的干部,某县的县委书记就抱着“宁愿丢掉乌沙帽,也要保一方百姓性命”的决心,而提前报警,创造了全县无一伤亡的奇迹。第三个奇迹是开滦煤矿因早有预防,也无一伤亡。

    这次汶山地震,据说也有预报,也未引起注意。网上有许多传闻,这是应该由政府当局来加以说明的:老百姓应有这样的知情权。如果果有其事,按照这次地震所确立的“人的生命重于一切”的原则,是应该对有关部门问责的。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训。前面说的唐山地震的三大奇迹的创造,是因为执行了周恩来制订的三大治灾原则,即“预防为主”,“土洋结合”和“群防群治”。当时的地震预测工作,不仅依靠专家,而且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群众业余的预测队伍;而预测的成功,除了利用了科学仪器,而且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取象比类”的土办法,还充分利用了古籍中的历史文献。很显然,这三大原则,是那个时代的宝贵经验,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重要组成。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被我们自己否定,抛弃了。群众预测队伍被撤消,完全依靠专家;“土法子”被抛弃,完全迷信于现代科技;“地震不可预测论”成了指导思想;坚持“土洋结合”的专家被排斥。问题是,这样的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忽视以至抛弃,不仅发生在地震研究界,而且在医疗卫生、体育、教育各领域都有突出的表现。比如,医疗卫生方面,“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合作医疗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体育方面,以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为首要任务,特别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并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教育方面,对普及教育的重视,对工人、农民子弟教育权利的特别维护,大力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中等专业教育,对包括中等师范教育在内的师范教育的重视,等等,这些已经取得成效,比较成熟的我们自己的经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在所谓“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被忽视,以至抛弃了,直到最近几年,才稍有恢复,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这次汶山地震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要知道一切思想与工作的失误,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样的“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蠢事,再也不能做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实验中所形成的这三大经验,应该成为今天的中国应对将成为常态的灾难,突发事件的三大法宝,而且应该吸取国际经验,加以发展。

    一是“预防为主”。首先要有危难、危机意识,准备持续作战,这就必须早作预防,时作预防,并且形成预防体制。在这方面,日本的“防震避难融入日常危机意识”的经验就很值得重视(参看2008年5月19日《文汇报》报道)。

    二是“土洋结合”。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雪灾教我们要更加尊重体力劳动》(作者:赵修义,载2008年2 月14日《文汇报》),这是我所看到的唯一的一篇总结雪灾经验的好文章。文章说,“在自然灾害肆虐,造成无数的电网结冰倒塌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画面是,崇山峻岭中电力工人在数十米高的铁塔上,手持木棒、铁扳手或橡胶棒敲击结冰的电网”,“而最感人的画面是破冰的解放军战士一双双伤痕累累的手”。作者说:“这些触动心灵的画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尽管我们已经有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人的双手、人的体力还是最基础的。在诡谲多变的大自然面前,现代化也有其脆弱的一面,而克服这种脆弱性的法宝,就是人的体力,人的双手,人的智慧和勇气”。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反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一些同志在强调智力和脑力劳动的重要性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漠视了体力劳动的意义。加之,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使得一些人把‘劳动创造世界’这个平凡而重要的真理忘却了”,“现在雪灾来教育我们了,该改变一下这种轻视、贬低体力劳动的愚蠢观念了”。文章最后提出:要“让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风尚”,“学校教育要把培养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纳入教育计划”,“各级政府要真心实意地把落实‘体面劳动’的要求落到实处,逐步提高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让尊重体力劳动体现在制度上”。这都说了要害。我在今年年初的雪灾中,最感痛心的,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两位抗灾中牺牲的湖南电力工人家里一贫如洗的状况,不禁想到,在灾难降临的时刻,是这些普通的百姓,普通的劳动者挺身而出,救国于危难之中,而我们又是怎样对待他们呢?在灾难过去,我们是不是又把他们忘却了呢?在这次震灾中,又是这些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农民、工人、市民,站到了第一线。我们自然会注意到,在险恶的自然条件下,一切现代化设备都无法发挥作用,显示其脆弱的一面时,依然是靠人的体力,徒步行进,靠人的双手,用土办法来救急。当然,现代化装备仍然起了主力的作用。这次救灾,正是显示了土洋结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普通劳动者和专家结合的威力。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优势,切切不可放弃。

    还要说一点,所谓“土洋结合”,在文化上来说,就是“尊重中西文化优势互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也是左右摇摆,忽而“全盘西化,洋化”,忽而“中国第一,越土越好”,而且至今还存在着两种力量,各执一端;但我看来,最终还是要走“中、西结合”的路。

    三是“群防群治”,其实就是“政府,专家,群众”的三结合。在这次救灾中,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两大动员,一是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动员”,二是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正是这两大动员,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力量,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举世瞩目,我们自己也料所不及。这是一个重要经验:政府的主导和民间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是缺一不可的;两者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相互补充的关系。民间的参与,本是中国的传统,但过去对民间力量的独立性与独立作用却重视不够,往往成为政府行政的附属力量,受到政府权力的控制与限制。因此,我们需要从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建构的高度,重新认识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作用,并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重新认识民间社会组织的社会动员的作用,逐步形成国家动员与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全民动员体制,只有这样的全民动员才能应对我们前面所说的日趋严重、频繁的灾难和各种突发事件的挑战。

当今中国问题,时代精神,青年使命

    我们最后作几点总结。

    一,当今中国面临着三大问题: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小康以后,要走向哪里,需要重建怎样的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日趋强大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和与自己有着不同信仰,价值,制度的国内少数民族和西方世界相处?面对将成为生活常态的灾难,突发事件,将如何应对?

    二,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并正在形成的三大精神:一是以生命至上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二是以多元社会、文化并存为核心的宽容精神,三是以社会参与和承担为核心的责任意识。

    由此提出的,是一个理想的国家目标:建设更加人性化的仁爱中国;建设和国内各民族,和世界和睦相处的礼义中国;建设对国内每一个人的生命负责,对世界和平发展负责的负责任的大国。因此,必须对和这三大目标不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形态,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要学会关爱,学会宽容,要有责任感。

    这里,我想对“宽容”再多说几句。大概有三点意思。其一,我们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多势众,唯其如此,我们就一定要宽容对待异己者,不要以势压人,不要咄咄逼人。要习惯于总是有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提出质疑,批评,要习惯于被人误解,猜疑,以至反对,对这些异己者的声音,要择其善而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但不必作过激反应。其二,还要有自我反省的精神,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学会在和不同意见的论争和自我置疑中探索真理。其三,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个体,要保护少数。在国家意识特别强烈和民族精神高扬时,尤其要注意尊重和保护个体的独立选择自由,少数人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我们这个国家太容易“舆论一律”,形成“多数暴力”,我们自己也很容易在集体有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在群体意志和所谓“宏大叙事”,有组织的舆论导向面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一个健全的社会,任何时候都不能只有一个声音;我们要学会和与你想法不一样的少数人对话。

    三,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我相信,这十多天,对在座的“80年后”和“90年后”的年轻朋友,都是极不平常的。正像我一开始引述的那位北川的中学生所说,从这一刻,“世界变了”,世界变得更大,更

    可爱,也变得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重要的是,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事实上,在未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你们就已经接班了。我说过,在这次救灾中,最引人注目,最让人感动的,一是民间的力量,一是青年一代的力量。冲锋陷阵在第一线的解放军战士,主力就是“80年后”、“90年后”的这一代青年。我注意到,香港的媒体,外国的媒体都在赞扬中国的年轻一代,说你们绝不是“自私的一代”,而是有责任感,有献身精神的一代。我们前面说的“理想国家”的目标,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实现,你们将打造一个新中国,建设

    新社会,创造新生活,你们真正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做不了多少事,只能给你们鼓劲。我曾经送给你们八个字:“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现在,我还要送给你们六个字:“仁爱,宽容,责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人,特别是年轻人,总是在瞬间成长的。你们这一代就在汶川救灾这一瞬间成长了。你们成长了,我们就放心了。

    但我们还要一起努力!

2008年5月22、23日写出前半部分,5月25、26日写完

附:在随后的讨论中,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发表的意见的部分记录

    我特别感到无力,我对自己失望。我发自内心地想去帮助别人,这确实是我生命成长的内在需要。我懂得了“行胜于言”,也更认可我们一耽学堂的原则:“静默为主,做事第一”。我要永远追问:“我要干什么?”现在,以后,如始如终。
 
    我第一次面对与思考:生命与死亡。我也第一次感到:我就是整个世界。我为生命的死亡彻夜难眠,我不只一次地追问我自己:活着的我,该怎么活着?我给自己定了十个字:感恩;理想;责任(奉献);谢罪(为自己的错误,弥补过失);享受(生命肉体和精神的欢乐)。

    我反感于那些革命主义、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小资情调的“高傲的悲悯”。我警惕以“名义”说话,包括“爱”和“善”的名义,“爱国”的名义。我想听到真正的当事人的个人感受,我想将个人叙述从宏大叙述中解脱、还原出来,个人与个人对话。我希望交流,而不是对骂。我们手里并无真理,真理也不是唯一的。那些不被我们视为我们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和他们交流,应该给他们,也给我们自由表达的权力和管道,没有个体的群体是危险的。

    我们向谁哀悼?是死去的个人,而不是偶像。“挺住,中国”,怎么不是“中国人”,“人”到哪里去了?

    人文的关怀仍然缺失,不要打扰那些受难者,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叙述自己的痛苦,是残酷的。我们要真正的爱与自由,不能有任何的捆绑与压迫。

    面对有组织的媒体,我们并不清醒,不是自觉,而是从众,我们的知情权并不全面。我们缺少独立思维的条件和能力。

    我更希望听到真正的底层声音,普通人内心的真实感受到底发出来没有?

    民间的力量还是太小了。

    不能以仇恨支撑自己,动不动就“反日”、“反美”。

    现在,有些救灾活动变成形式和表演了,应该警惕。要发自内心,不要组织;要尊重个人选择,不要以多数压少数。

    重要的是“担当”。要问的是:“你来干什么?”你能担当什么?

    我们正处在生死之际,危难之际,要增强危机意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化重建刚刚开始,生活重建还没有开始。一切只是心理层面的期待。要回到生命的最基本点上,共同伦理上。任重而道远,唯其艰难,才有意义。

    时代的问题要由这时代的人来解决,时代精神从时代实践中长出来。任重道远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不能急,人性的事是快不得的。不要埋怨,不要猜忌,要积极行动。看准了目标,就一直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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