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是一份英勇的天职
有一年冬天在北京，我受一位热爱诗歌的美籍老太太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在她的宽大的图书室里，我见到几乎一书架的桑塔格著作，但谈起桑塔格，老太太一贯和善的面容变得严峻起来，她说她一直喜欢桑塔格，读过桑塔格的所有著作，“但9·11之后，桑塔格的言论激怒了许多美国人，几乎成为全美国的公敌。”从她的话中，不难看出9·11事件对美国人心灵的伤害，但也从反面证实了桑塔格在美国的影响之巨。
无可否认，桑塔格一直是所谓的“明星”作家，过去四十年来掌握时代的脉搏，言行触动着国际事件的敏感神经。仅在2001年，桑塔格就曾两次置身于世界舆论的中心。那年5月，桑塔格获得了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这个由耶路撒冷国际书展颁发的国际奖，宣称授予其伤口探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的作家，有人认为她不该去以色列接受这个奖，因为以色列正在无情地镇压巴勒斯坦，但桑指出，这基本上是一个文学奖，过去的得主包括昆德拉及美国小说家德利洛等。5月9日在颁奖典礼上，桑塔格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在这篇文气如虹的讲辞中，桑塔格指出：“集体责任这一信条，用做集体惩罚的逻辑依据，绝不是正当理由，无论是军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对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我还认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
会场顿时嘘声四起，有些观众甚至立刻离场以示抗议，而以色列主流媒体则大为震怒。整件事件也许显示这位犹太裔女作家对以色列——她曾于1974年拍摄了有关巴以冲突的纪录片《许诺的土地》——爱之深责之切的态度。
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对这位曾发表《河内之行》，又为古巴革命海报集写序的女作家一直极不信任。9·11之后，桑塔格在《纽约客》上的一篇短文将这种不信任推到了顶点，文中她催促美国反省其中东政策，又指出传媒把动机自尽的恐怖分子形容为“懦夫”真实妄顾现实，为此，桑塔格招来无数责难，甚至被骂“叛国贼”。
桑塔格自己对这种“时事评论员”的身份其实也非常厌倦，综观桑塔格的写作生涯，不难发现她主要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品味极佳的作家。她之所以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1960年前后桑塔格开始活跃于纽约文坛，当时被认为是另一位纽约才女玛丽·麦卡锡的接班人——尽管她后来否认对麦卡锡的作品感兴趣。1963年出版首部小说《恩人》，赢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激赏。1966年她把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反对释义》，令她名噪一时，该书迅即成为当代经典。六七十年代，几乎每部桑塔格文集都是一宗出版盛事，其谈论主题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法西斯主义，色情文学、电影、摄影到日本科幻片，乃至当代流行音乐，笔锋所及都得风气之先，充满睿智、卓见。1977年的《论摄影》荣获国家书评人评论组首奖。在从事评论之余 ，她也花许多时间进行小说创作，1992年出版的第三部长篇《火山情人》，登入畅销书排行榜，是桑塔格最雅俗共赏的一部作品，而2000年面世的小说《在美国》，更为她赢得该年度的全美图书奖。
这些文学上的成就显然桑塔格自己也极为珍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一般来说谈得最多的也是文学上的见解。像大多数涉猎甚广的作家一样，她否认自己是批评家，但当她发表时政见解的时候，她也善于以一种简洁有力的语言揭穿那些“唬人”的自命不凡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辞令的巧言气色。
当有人将“知识分子”这一种呼神话化时，她批驳：“我觉得把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划等号，对知识来说是过奖了，在最近两个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多数人一样，是随大流的。”针对几十年来“后现代思潮”的泛滥，桑塔格指出：“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的东西，我说是虚无主义的，我们的文学和政治有一种新的野蛮和粗俗，它对意义和真理有着摧毁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授予这种野蛮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种思潮。”
读桑塔格的文章，常感到酣畅淋漓——她以最美妙的语言道出了别人不敢或不屑说出的简单的真理；同时她的文章又具有缜密的逻辑性，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也许只有伍尔芙（在思维的细腻上五尔芙要稍胜一筹，但在文字的力度和广阔的视野上肯定要逊色于桑塔格）可以和其比肩。她的文章既具有思维的力量，也具有拨动读者心弦的细腻和感人。
在1993年写就的长文《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桑塔格详细叙述了她冒着弹雨，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导演贝克特名剧《等待戈多》一事。文章的结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8月19日下午二时那场，演出临近结尾，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会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时期，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弗利博尔（演员）也哭了。观众席鸦雀无声。惟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辗过那条街，还有狙击手们枪火的劈拍声。”这段文字描述了战争情景中，贝克特戏剧震撼人心的力量，进一步说，这种力量当然也是属于桑塔格自己的。
如今，敢在文章中使用良心、英勇一类词的作家是越来越少了，不是这些词本身有问题，而是蒙在这些词上的尘垢弄脏了我们的眼睛，而桑塔格则在努力地擦拭，用一种烦躁和强力。这是一种类似于西西弗斯的愚行，但有一点相信不会有太多异议——只有某一种愚行才是真正令人尊敬的。
《反对阐释》：那些问题依然存在
美国版的《反对阐释》出版于1966年，距今已有38年的时间了，以致于我们在这本姗姗来迟的中文版的《反对阐释》中可以顺便读到桑塔格在不同时期对自己这部成名作的回顾和审视。在写于1967年的英国版自序中她有点儿骄傲地强调，这本书不过是“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的附带产品。当它出版之时，“这一探索，反思和发现的时期对我来说已经似乎有些遥远了。”
三十年后当桑塔格为西班牙语的《反对阐释》撰写序言时，这本书作为“六十年代”典型文本的地位已经确立，桑塔格反而没有了当初的略带矜持的喜悦，而是更为坦率地剖析自己最初写作《反对阐释》时的单纯的动机：“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同时，亦坦率道出自己的理论来源：“作为一个哲学和文学的年轻学者，我不过把我从尼采，佩特，王尔德，奥特迦以及詹姆斯·乔依斯作品中所接受过来的那种唯美派观点引申到一些新材料上而已。”这是些什么新材料呢？欧洲（主要是法国）新文学，六十年代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项实验的戏剧和电影。作为中国读者——迟钝的翻译界的受害者——现在看《反对阐释》仍然会兴趣盎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桑塔格在这本书中评论的对象，尽管过去四十年了，对中国读者来说仍旧是颇新鲜的事物。
我们可以抓住桑塔格自己的坦承，来印证一些学者（比如戴维·洛齐）的判断：《反对阐释》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新奇，它和象征主义的美学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吸引我们读这本书又显然不仅仅因为她介绍了一些新的作家，戏剧和电影。桑塔格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坚定不移，直截了当，以及见之于论西蒙娜·薇依，加缪，帕韦泽和米歇尔·莱里斯的那几篇文章中的心理和道德方面的某些判断。”“坚定不移，直截了当”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批评文风，按照本雅明以有无立场当作批评家的重要的素质的标准来看，桑塔格无疑是合格的，尽管她的观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话说回来，又有哪一种正确的话不需要一再证明，而且还得用这种言之凿凿发自肺腑的方式。以雄辩的语气，桑塔格直接将读者置于无法辩驳的境地，或者你根本就没想着去辩驳，而是急于要欣赏一种并不多见的优美且有力的批评风格。
《反对阐释》一文是论文集的标题篇，被醒目地置于书首，是全书一把插在锁孔里的钥匙——表明态度，提供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桑塔格首先澄清了她所抨击的“阐释”的具体含义：“我不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阐释，不是尼采所说的（他这么说是对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意义上的阐释。我这里所说的阐释，是指一种阐明某种阐释符码，某些‘规则’的有意的心理行为。”当她猛烈抨击僵化和陈腐的文学艺术陋习的时候，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文章陷入她一直反感的教条。这使她的文字在明显的坚定强悍的风格后面，也隐藏着缜密细致的逻辑。在全书另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论风格》中，这种细致表现得尤为明显。桑塔格用她惯用的24段片断性文字细述了和风格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种格言式文体的好处是可以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而且不必承担追求体系化所带来的必然的漏洞。如果说《反对阐释》一文主要目的是攻击陈腐的教条的话，《论风格》则意在从正面建立某种如何谈论艺术作品的方式。比较而言，攻击可以带来更多的语言上的快感，也要稍稍显得煽情一些，而建立难度更大。桑塔格在细细整理了风格各层面可能的问题后，在文章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给出她对风格的直接的看法：“风格的技艺也是回避的技巧。艺术作品中最有力的因素，常常是其沉默。”
全书后面几个部分——关于欧洲一些作家，导演的评论，可以视作上述两篇文章在具体批评过程中的实践和运用。比如，她赞扬帕韦泽作为小说家的主要长处在于“雅致，经济和节制。他的风格平铺直叙，不事渲染，不动声色。”在批评加缪作品有点单薄时，将卡夫卡拿来作比较：“他的大多数小说尽管极具图解性和象征性，但同时也是想象力的自主行为。”赞扬米歇尔·莱里斯的《男子气概》“语调冷静——与该书主题的极为理智和微妙一起——使该书在相当意义上成了一本有吸引力的书。”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尽管桑塔格并不打算就艺术或现代性虚设某种“立场”，但某种一般的立场还是渐渐显露在字里行间。它的核心虽说并不太明确，或者说桑塔格自己极力回避着明确，但我们还是能感到她的大概的意图。这种有意被“减化”的意图就象波德莱尔在称许雨果时说的那样——他有一种由两三条格言组成的智慧。的确，格言是无需阐释的，它直接命令，给出答案，读者只要“接旨”即可。文学艺术如果追溯本源的话，强调的是某种综合的感受性的东西，当你试图阐释它的时候很难穷尽它的意义，笨办法是继续添加阐释，直至弄得面目全非。而格言的意义因文字的减少而愈显丰富。这大概就是桑塔格对格言表达方式有不可抑制的偏爱的原因吧。
本书之所以历久弥新，除了上述美学上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全书散发着一种道德之美，也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着道德感的美学观。这也是桑塔格的基本观点脱胎于象征主义，又比经典的更为细致的象征主义文论看上去有魅力的原因。道德感可以在美学之外提供某种标尺以利于最终在美学上作出判断——当美学由于过度阐释陷于重重迷雾中时尤其管用。比如对薇依和尤内斯库，桑塔格基本采取的是道德方面的负面评价（尤内斯库的文章充满自负之词。质疑薇依苦难背后的偏执倾向和歇斯底里的征兆等等），而对加缪则基本采取的是道德上的正面评价，虽然同时强调了道德的某种虚幻的作用。此外，道德感还可以给文字增添人的温度，更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当然，相辅相成地这也是有些批评家攻击桑塔格的理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最好的东西有时会变成最坏的东西。还是听听桑塔格自己的剖析吧：“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这句话本身就是充满道德感的，所以同样迷人。敢于为了道德放弃美学的作家，最有可能意外地获得美学的首肯，因为美学本身都有可能被道德打动。
桑塔格是坚定的雄辩的，但又是充满自省的，在激烈地抨击陈腐的艺术规条的同时，她从来没有忘记所有问题背后那个共有的虚幻的黑洞。它消解一切包括桑塔格自身充满激情的说辞。在1967年的那篇英文版序言最后，她先是调侃了一下自己：“与其说我解决了一定数量的引人入胜而又颇为棘手的问题，还不如说穷尽了这些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幻觉。”然后是：“那些问题仍然存在。”写这句话是桑塔格的心态想必从调侃立刻转入了庄严。是的，那些问题依然存在，那些关于内容和形式的争论，那些强硬的教条依然会起死回生。而那些相关的思考必然会如流星般陨落，剩下的刺眼的毫不妥协的依然会是那些问题本身。桑塔格深知这一点，所以她显得格外睿智，而且平添了一种悲剧的色彩。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悲剧色彩有一半是道德感赋予的。循环——周而复始。
《在美国》：解析美国梦
苏珊．桑塔格是一位太出名的批评家，所以她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尽管一直致力于小说的创作——早在1963年就出版了《恩主》，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她甚至将自己的最主要精力献给了小说，可是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却一直隐匿在批评家身份的阴影中。人们起劲地谈论她的《反对阐释》，《论摄影》，她在晚年一系列酣畅淋漓的时事评论，甚至于获奖感言，可是她为什么获奖呢？因为小说。
《在美国》是桑塔格最后一部小说，小说的最后两章是在她再度罹患癌症之后，在病榻上写就的。这部小说为桑塔格赢得了最重要的几项荣誉——2000年的全美图书奖，2001年的耶路撒冷奖和2002年的德国书业和平奖。这也从是对桑塔格一直强调创作的最好的褒扬——在多个场合，她表达了对自己充当高级时事评论员的厌倦。“我认为文学是作为智慧的一种载体，它绝不只是表述的工具。”
《在美国》和桑塔格的前一部小说《火山情人》一样，取材于史料，可以把它宽泛地定义为历史小说甚至是传记小说。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波兰裔著名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Helena Modjeska,1840-1909）。莫德耶斯卡1868年在华沙崭露头角，1877年在旧金山主演《勒库弗勒》英文译剧，“虽然英文很差，但仍十分成功”。然而，《在美国》毕竟是一部小说，众所周知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准确地说，莫德耶斯卡这个人物只是给桑塔格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依据，小说的细节、主人公的情感和价值观毋宁说是作者自己的。《在美国》不是莫德耶斯卡生活经历的简单重复和记录，而是历史细节、情感刻画和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 小说描述了主人公玛琳娜与家人朋友从波兰移民美国的过程，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玛琳娜最终克服语言障碍，重返舞台并取得成功的故事。
这看起来是一部情节性比较强的小说，但是桑塔格在小说中并不急于叙述故事情节，她落力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场景和细节（像许多出色的小说家一样）。她以情节为线索，颇为逼真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事件、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评论家称赞小说充满了“眼花缭乱的细节和历史知识”。
桑塔格选取那位波兰裔演员作为自己的小说主人公原型是颇有深意的。她可以借助小说里的人物之口（比如玛琳娜和里夏德），谈论、描绘和讥讽美国——美国人的狂妄、自负和奢华，舞台老板的狡诈和精明等等，而这正是这部小说的现代意识之所在。没有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会真的老老实实地去写所谓的历史小说，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无论写什么都有一个批评当下的潜意识，而桑塔格的批评在小说中完全是有意为之，就这一点而言，这部小说和桑塔格那些充满道德感的文论是完全吻合的。另一方面，舞台和演员本身都是桑塔格非常熟悉的，她自己就是一位戏剧导演，熟悉桑塔格文章的读者都知道，她甚至在战火连天的萨拉热窝排演过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这使她在小说有关舞台和演出的描述中显得游刃有余，那毕竟是她的领地啊。话说回来，哪个聪明的小说家会将自己丢给完全陌生的场景和生活呢？
另一个值得一提之处是小说的结构。小说分为十章，第一章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描述一个聚会中的各色人物——自然，那些都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由于是旁观者的探究的口气，很容易就吊起了读者的胃口。其后的几章不停地变换视角，有玛琳娜的视角（以她的书信的形式），有玛琳娜的情人里夏德的视角，当然也少不了那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多种视角带给小说丰富的层面，也让作者的才华得到了尽情的展示。小说最后一章是一个长篇的戏剧化的独白，是美国当时一位著名的演员艾德温．布斯对玛琳娜的倾诉（人物的动作都在括弧中予以最简单的介绍），语气急促情感复杂，顺利带出小说最后的高潮。“此时此地我们能否彼此承诺，要创新的时候，首先告诉对方？我们的旅途还很漫长。”人的旅途？抑或美国梦的旅途？
《关于他人的痛苦》：照片折射的痛苦
《关于他人的痛苦》是桑塔格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关于摄影的专著，这让人不免联想到她在1977年出版的《论摄影》。尽管前者的主体同样是对各种照片的描述，但是和《论摄影》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至少在表面上，《论摄影》是一部相对“纯粹”的艺术论著，它的着眼点是摄影这门艺术形式本身，因而它所关注的照片在种类上显然要更宽泛，而《关于他人的痛苦》的重点则在于“痛苦”这个词，或者说桑塔格只是借助“摄影”来探讨痛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他人的痛苦》关注的其实已不是艺术，而是道德，或者说是道德的暧昧含混的意义，就像那些关于痛苦和苦难的照片含混的意旨一样。这无疑也吻合桑塔格自己在晚年旨趣上的变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桑塔格就坦承自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道德家”。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很自然地可以将《关于他人的痛苦》视作《论摄影》的延续。《关于他人的痛苦》最初几章关于早期战争影像的辨析，实际上是以《论摄影》提供的论点为起点的，在《论摄影》第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照片的道德内涵其实很脆弱。”这句在《论摄影》中被一带而过的话，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被放大，成为最初几章频繁引述的各种例证所指向的终点。伍尔夫在《三几尼》中对战争根源所做的勇敢的不受欢迎的反思，法国大导演阿贝尔·冈斯试图通过末日版恐怖的战争影像阻止战争的努力，在桑塔格看来都有失偏颇，至少是没有看清照片所蕴含的道德的复杂性。
在其后的几章，桑塔格细致描述了痛苦的图像的悠久历史。从16世纪霍尔齐厄斯的《巨龙吞噬卡德摩斯的伙伴》，到17世纪雅克·卡洛的《战争的悲惨与不幸》，到19世纪初西班牙画家戈雅著名的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到被公认为史上第一位战地摄影师的罗杰·芬顿所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照片等等。在这些细致生动的叙述中，桑塔格也没有忘记穿插她标签式的道德反思，通常这些反思会强化她所描述的图像并让它们最终断裂和变形，偏离摄影者最初的预期：“凡是传达某种程度的恐怖和破坏的，一般都具有史诗风格，且往往描述某种后果。”“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第七章我以为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在这章中桑塔格道出了她写作这本书的缘由。首先，桑塔格阐述了关于摄影的两个广为人知的理念：一是公众注意力受媒体注意力左右；二是在一个影像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最终难以激起我们的良心。这也是桑塔格自己在《论摄影》中论述过的，可是现在“我忍不住要对它们提出异议”，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对自己早年论断的怀疑，桑塔格写作了这本书。在《论摄影》中，桑塔格以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特有的果断所下的断语——如“照片不可能创造道德立场，但它们可以强化某种立场”——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被一种老年人特有的犹疑和谨慎的语气所替代：“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么肯定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晚年的桑塔格更愿意以道德的视角观察世界，而不是象早年那样用“艺术”的视角。这两种视角孰高孰下真的很难说，有时候艺术视角其实也包含了道德关怀，而道德关怀则使我们感到温暖——这时候智慧似乎并不重要。
在自己早年的论断的基础上，桑塔格终于导出她真正想要抨击的倾向，“一种更激进更犬儒的倾向”，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捍卫的。不用说，这正是眼下颇流行的解构一切的所谓后现代思潮。桑塔格以辛辣的笔触驳斥了这一观点，对于桑塔格的驳斥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在接受一些采访时，桑塔格就直率地表达过相似的看法：“在我过去写作的这三十年，趣味变得如此低劣，以致简单地捍卫严肃观点本身已成了一种对立的举动。”“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这里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有所指的，是指以法国学者波德里亚为代表的一些后现代学者。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桑塔格和波德里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场争执，某种程度上《关于他人的痛苦》正是这场争执的产物。我们知道在1993年4月至1995年底，桑塔格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呆了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其间她还导演了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关于这段经历桑塔格在《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有精彩的阐述），可是桑塔格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了波德里亚的微词，他在法国《解放报》撰文指出：“此等无力、也不损人的知识分子······纡尊降贵······在攸戚相关的温暖的太阳下，为自己美好的良心晒日光浴。”他又说：“所有这些基本意念：责任、历史的客观成因，其意义的有与无等等都已然消失，或正在消失。”针对波德里亚的这些貌似深刻的观点，桑塔格在多次谈话中给予猛烈回击，甚至攻击波德里亚是“政治白痴”。但是波德里亚的言论代表着时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观点，它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被击退过，从而也没有真正逸出桑塔格的头脑。这本《关于他人的痛苦》正是桑塔格对于此次争执的一次正式的书面的回答，在书的第七章，桑塔格摆脱掉之前对于痛苦的影像的历史客观的细致的描述，转而对波德里亚的观点展开正面的回击（可以闻得到论战的气息）：“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而且由于在之前几章，桑塔格已经对于肤浅的影像道德主义给予了清除，她对于流行的后现代理论的攻击就显得更为缜密和准确，而不会轻易将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一些浅白感伤的道德论混为一谈。在这本书中，桑塔格继续遵循了她自己一再强调的“我尊重现实及其复杂性”这一原则。
在书的末尾，桑塔格显示了她杰出的叙事才能，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一张她认为其思想深度和力量堪称楷模的照片——加拿大摄影师杰夫·沃尔1992年制作的巨型照片《死去的军人在谈话》。这显然是一张经摆拍的幻想式摄影作品，描述十三个“起死回生”的俄国士兵在一个山坡上的情景，其气氛是热烈、欢畅、充满兄弟情谊的，但内在我们可以清晰体会到作者激烈的反战的态度和主张，以及对于痛苦的态度。桑塔格之所以不惜笔墨详述这幅照片，是因为这幅照片实际蕴含着桑塔格自己对于战争对于痛苦对于良心的复杂然而在道德上决不妥协的态度。我真的很想看到这张照片，然而中文版和英文原版一样尊重了桑塔格的意见，没有配一幅照片，它留在我的想像之中，也许更为完美。在最严苛的意义上，我们不能说照片呈现了痛苦，但是至少它可以折射痛苦，就像水能折射万物一样，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将水中的万物复原，那其实已无关水的事，而是关乎我们的良心和我们的艺术——只要良心足够真诚、艺术足够敏锐和“好”。
纪念桑塔格
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桑塔格病逝的消息让我真切的感觉到难过，就象一个朋友离开了自己。
这几年，我在《书城》编“译文”栏目，桑塔格始终是我们追踪的目标。2002年第一期《书城》刊发了她前一年5月9日，在耶路撒冷接收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时所发表的演讲。同年第四期《书城》刊发了一位德国记者于该年2月21日对她做的专访。同年第十期《书城》则刊发了桑塔格小辑，包括她对9·11之后美国政策的抨击以及另一篇回顾她早年名著《反对阐释》的文章。2004年第六期《书城》第一时间刊发了她对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所做的评论和抨击。可以说《书城》这几年是伴随着桑塔格锐利的文章而成长的，而我作为编辑也屡次从她的文章中获得极高的阅读快感和教益，以致于一旦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发生，就会自然地想到桑塔格会怎么说呢。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睿智和充满道德感的声音。她沉默了，也许是这个巧言令色的疯狂的世界太让她失望了。“然而在我过去写作的这三十年来，趣味变得如此低劣，以致简单地捍卫严肃观点本身已成了一种对立的举动。仅只是严肃，或通过一种热情的非功利性的方式表达关切，对大部分人来说已成为不可理解的事。……你看到我对当前文化的粗野和不竭的空洞已愤怒至极，然而日以继夜地愤怒多让人厌烦啊。”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桑塔格痛心疾首地说。
对桑塔格之死的震惊，还部分地因为某些照片的误导。她生于1933年，仔细算来也有70岁了，但杂志美编在选取照片时显然采取了“唯美主义”的标准，选取的多是她早年的照片。其中的一张，桑塔格穿着浅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外套，她的脸部轮廓分明稍稍向镜头的方向倾侧，而风将她的头发吹起，额际那绺标志性的白发更增添了她的魅力。她的眼睛很大，深邃而锐利，配得上她的那些漂亮而犀利的文字。在她逝世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她去年的照片，应该是在她年中再度罹患癌症之后，她的头发竟然是乌黑的，中间那绺白发不见了，眼袋很大脸部的肌肤有点浮肿，眼睛依旧很大然而眼神更内敛了而且平添了一层忧郁。那是一个和她的年龄相称的形象，而和她晚年那些激越的文字则相去甚远，这只能使人更加肃然起敬。
萨尔曼·拉什迪在桑塔格去世当天撰写的一篇短小的悼文中指出：“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参加众多斗争的不倦的盟友。”而这“众多的斗争”中就包括人类终极的敌人——疾病。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引子中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但有谁想得到桑塔格竟然三度置身于疾病王国。上世纪70年代初，桑塔格患乳腺癌，这使她不得不暂时放下著述，以便全力和疾病搏斗，痊愈之后她撰写了日后被女性国家书会列为75本“改变了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的《疾病的隐喻》。1998年至1999年她再度患癌症，最终她又获得了胜利。早几年，当我听朋友说起这些情况时，我记得我们的语调轻松，表情欣慰。可是疾病在她的暮年发起了反扑，这回它亮出了杀手翦——白血病。没有人能在肉体上最终战胜疾病，但和它斗争而获得的时间可以使我们也能体味到短暂的生之灿烂。而作家的著述——那些洁白而安详的纸页，将代替作家的肉体继续和疾病抗争，用一种更骄傲和超然的方式。
翻看桑塔格最著名的几本论文集——《反对阐释》、《重点所在》，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是一位热爱生活和享受生活的人。她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舞蹈（当然都是最好的那类）。她可以跪在卡内基音乐厅地上与现代舞名宿坎宁汗聊天，或于戏院最前的数排座椅上大吃爆米花。她早期的文章基本持宽泛的形式主义的立场，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种经典作品式的冷静和清高，强调艺术和想象的道德快乐而非感官快乐。她在多个场合和文章中都强调她赖以成就大名的时事评论性文章，并不是她主动想要追求的。她在2002年2月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坦承：“我认为文学是作为智能的一种载体，它绝不只是表述的工具。我更愿意多花些时间来创作虚构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经常对时局发表评论。”当曾经采访过她的香港学者陈耀成建议她把时事评论的文章结集出版时，她没有搭腔，显然是无意经营她的高级时事评论员的身份。
但后来我们都知道她仍旧持续地就时事发表意见，为什么？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道德确实是桑塔格力量的主要源泉，而这也正是她有着如此巨大影响的原因。她看待事物从不模棱两可语焉不祥，她习惯于给出结论或作出抨击，而其中通常隐藏不露的判断总是听命于道德。比如她对前卫派的抨击：“越来越多的所谓前卫派不过是时尚文化、商业文化和广告文化的一个分支。这种蔑视传统和向传统挑战的刺激行为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败坏之极。”比如她对所谓“知识分子”的抨击：“我觉得把知识分子和反对派划等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过奖了，在上一世纪（指19世纪）和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知识分子谈什么后现代主义呢？他们玩弄这些术语，而不去正视具体的现实。”她善于用道德挑开形形色色的惯于藏匿的有害思想的遮羞布，暴露出它们在华丽外表下的丑恶和荒诞不经。
桑塔格曾经在文章中称自己是“好战的唯美主义者和离群索居的道德家”。但是她的道义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她在勤奋著述的同时也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早在1963年，在真正的反战运动出现之前，桑塔格已经参与反越战运动，那时越战才刚刚开始。多年后她还记得，她和一位前绿色贝雷帽队员一同在加洲巡回演说。“我们站在街角，两次被人扔石头。”在美国轰炸北越期间，桑塔格去过两次越南，并撰文《河内之旅》。1973年当战争在以色列爆发，她去前线拍了电影《许诺的土地》。同年，桑塔格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来到中国，她用自己的眼睛直接观察着曾被西方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盲目赞扬过的中国，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她最勇敢的举动是1993年4月至1995年底，在战火纷飞的塞尔维亚萨拉热窝的逗留。“那环境极难忍受，而且枪火无情，炸弹四处爆炸，子弹从我耳边掠过……那里没有食物，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没有邮件，没有电话，天天如是，周周如是，月月如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桑塔格排演了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戈多》。在一篇文章末尾，桑塔格描述了演出即将结束时的情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会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弗利博尔也哭了。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场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劈啪声。”2001年5月桑塔格去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在面对众多以色列听众的演讲中，桑塔格坦率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结果招致在场的许多以色列人的指责，当桑塔格退场时许多人谩骂她，而她一言不发，只是在最后说了一句：“你们真自私。”这件事可以和一年前逝世的赛伊德，在巴以边境向以色列士兵扔石块相媲美。
对于虚构性文学的热爱，使桑塔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专心致力于小说创作（在她著名的批评生涯之前，她曾出版了她最早的作品——小说《恩人》，这部小说当时受到汉娜·阿伦特的激赏）。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她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1991年的《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1992年的《火山情人》，2000年的《在美国》。前者是以艾兹病为题材的小说，可说是该类小说中最感人的一部。后两部小说既是历史小说，又是言情小说，而且有那种想娱乐他人的老式愿望。《在美国》最终为桑塔格赢得了2000年度的全美图书奖。要知道她打算花更多的精力写小说的时候已经六十开外，其时她作为最重要的批评家的地位早已确立，这种转向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从中亦可看出，当她不得不对那些肮脏的时事展开攻击的时候，她自己其实是多么厌倦。纯粹的艺术只带给人愉悦的艺术和道德一直从两个方向撕扯着她，而力量和真诚由此而产生。
桑塔格于1987年至1989年担任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并承接诺曼·梅勒的努力，帮助完成把一个作家俱乐部转变成一个非牟利的专业组织，致力于促进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以及保护文学界的同行。许多作家受惠于她，并把她视为患难朋友。在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于1989年发出对《撒旦诗篇》作者、出版商和译者的追杀令后，桑塔格毫不犹疑地支持萨尔曼·拉什迪，反对她所称的“一次针对思想生活的恐怖主义行为”。曾经接受过桑塔格直接帮助的中国诗人贝岭，在最近给笔者的邮件中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她，是一位罕有的、早已超越性别的伟大女性、上一世纪及这一世纪初极富洞察力和智慧的伟大文学家和思考者。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一个绝不和时代妥协的道德家。她也是热情之花，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她也是我的长辈挚友、我的恩人、恩师和提携者（这四年来，她对我的流亡生涯和写作不遣余力地提供帮助和指教）、如母亲般不假辞色的提出批评和对我严以要求者（我那时时的堕性、不够努力、愚钝和生命中的杂质）。”如果列举桑塔格曾经帮助过和热情推荐过的作家，那将是一个太长的名单：达尼洛·基什（塞尔维亚作家）、泽巴尔德（德国作家）、奥伦·帕穆克（土耳其作家）……当终于成为后共产主义匈牙利总统的小说家阿帕德·根茨应邀访问白宫时，他要求在他的贵宾名单中包括桑塔格。很难想像任何其他美国作家或知识分子，会像桑塔格那样被如此真诚地悼念——从柏林到布拉格到萨拉热窝，甚至大陆、香港和台湾。
桑塔格1998至1999年再度患癌症，显然影响了她的创作，2000年的《在美国》之后，她只是在2003年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关于他人的痛苦》。这是一本非小说作品，一本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痛苦的大胆直言的小册子。去年5月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他人的酷刑》明显是此书的伸延。但两者的知识背景却有所不同，前者是桑塔格回顾自己于1977年出版的经典论文〈论摄影〉时，有感而生的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对话；而后者追溯的不仅仅是〈论摄影〉，还是对她早年另两篇文章〈迷人的法西斯〉和〈色情想象〉的回应，用个人的美学语汇探讨虐囚事件，是一篇典型的引人深思的桑塔格式的鸿文。
为写这篇文章，笔者在网上查找有关桑塔格的资料，发现一些中国学者对桑塔格的评头论足（应该是在她逝世前），竟然有不少冷嘲热讽的话语。但是他们的观点了无新意，而是充满了学究式的愚蠢和自恋。这再次让我感到桑塔格的逝世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比较福柯和桑塔格谁更厉害是毫无意义的，套用桑塔格自己的话说：我们仰慕她悼念她，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作家，还因为她是我们喜欢的人——活生生（这个字眼在此刻显得如此贴切）的人，就象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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