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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易卜生

2012-09-28 14:49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余华 阅读

  2006年5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里,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地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形镜片后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止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那时“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 

  “文革”之后,鲁迅不再是一个神圣的词汇,他回归于一个作家,也就回归于争议之中。很多人继续推崇鲁迅,不少人开始贬低和攻击鲁迅。 

  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 

  时光来到了1996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一位导演打算将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请我为他策划一下如何改编。然后我发现自己的书架上没有一册鲁迅的著作,只好去书店买来《鲁迅小说集》。 

  当天晚上开始在灯下阅读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读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可是我完全忘记了里面的内容,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个鲁迅有点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没有才华的作家也想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这些作家费力写下了几万字,他们笔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孔乙己》是那天晚上我读到的第三篇小说。这篇小说在我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重复出现过,可是我真正阅读它的时候已经三十六岁了。读完了《孔乙己》,我立刻给那位导演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改编鲁迅的小说,我在电话里说: 

  “不要糟蹋鲁迅了,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就去书店买来了“文革”以后出版的《鲁迅全集》。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文革”结束以后,我阅读过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有伟大的作品,也有平庸的作品,当我阅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时,一旦感到无聊,我就会立刻放下这位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有机会去讨厌这位作家。可是“文革”期间我无法放下鲁迅的作品,我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去阅读,因此鲁迅是我这辈子唯一讨厌过的作家。

  我告诉挪威的听众: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 

  (本文节录自余华即将在麦田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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