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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晚年:白居易的仕途钱途都顺,王维是唐诗中的王重阳

2020-01-09 09: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王维居于唐诗没有被移动过的中心定位,是中神通王重阳一般的存在,李杜岑高孟賈韩柳则弥散四方,以与中心保持放射与返照关系。

撰文/张亦霆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晚年好夸储蓄。他是真的有钱。他的命运好过多数唐代诗人,虽然他的母亲是精神病人,坠井而亡,他的弟弟白行简是个小人,名声很坏。不过在仕途,在钱途,在声色上,白居易的享乐可能会让杜甫等人觉得没法跟他同席共坐。

诗心有饱的一种,也有饿的一种。因为饿,杜甫不得不在后半生开始流浪,从秦州跑到成都,再到公安,最后死在湖南的船上。而因为饱,白居易也从杭州跑到苏州,跑到洛阳,买田买屋,最后满足地死在一个皇帝看不见的地方。诗人也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他们都随着这股力量奔向青春,衰老和死亡。杜甫的生活是从过了几天好日子一下落入战时状态,白居易的时代相对安定一些,但只能以避世来自保。

宜昌三游洞诗人,中为白居易、左为白行简、右为元稹
宜昌三游洞诗人,中为白居易、左为白行简、右为元稹

纵观唐诗,杜甫所承接的初唐诗人气象,到了白居易的晚唐时代已如日光背离,移灯缓步入于帷中,“江湖风波多”成了“里巷多通水”,骏马如飞被华车金饰代替了。到了最后一个诗人温庭筠,象考古家一样说着钗上的玉光,初卸的晚妆,下一场无非就是梦了。

唐诗起自古树新发,一反江南台咏细弱之风,至李杜手笔渐热,诗人如开疆场,各起峰岚,层林点染以成画卷。中唐后俊才斜逸,好出惊人语,终不免于造作萧条。

从陈子昂到李商隐,是前后呼应式的滑落。大约最好的时期,有杜诗过多的个人性因素和李白超越式的不屑,以及王之涣王昌龄贺知章孟浩然等在各方向上高层次的“助笔”,像是一个平行的唐世界,表里俱兴。王维居于唐诗没有被移动过的中心定位,守虚执中,是中神通王重阳一般的存在,李杜岑高孟賈韩柳则弥散四方,以与中心保持放射与返照关系。

它是一动态世界,唐代如一个广阔的幽谷,其间是茂密的障碍物,河流在其中永远不满,人与人难得相遇见,只有消息,随着时间迟到。相对的延迟给了人思考、追问和怀疑的能力,但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人在时间往返中永远处于等待的状态,送走信使,知道他还有下一次的到达,而所思之人与事,其实已同时发生。

但诗,对于唐人可能相当不重要。至少不像宋那样。宋是一个波澜激着另一个波澜,一个诗人是另一个诗人的反应,因他们地位几乎相当,统统是文人阶层,区别只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先后办公。二晏,苏黄,陆游杨万里,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才华投入了更主流的政治层面,但因为没有真的开始以及总的解决,每一种反应都是应激反应,是对一个反应的反应和再反应。

宇文所安写过从汉魏到唐的诸多诗论,都能以深入时代背景的方式取得诗人心绪。西人治汉学重细节,重置结构,提取出的历史层面往往有修旧如旧的功效。历史本就存在多样表达的可能,尽管宇文氏颇有硬伤,但不妨碍他表现的那些对象的活动,比学报论文要生动得多。

《晚唐》就是一道时间的入口,正如《左传》也是一道时间的入口。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略早于白居易的时代,他想拍唐朝的纵深幽暗处,在历史的平面感上凿一道深谷通向玄天。因为今日人们所说的唐,是抽象化的扁平表达,其隐藏的特性始终未明,那时代生活的人与时间的关系,看待文字的态度,语音,物性,以及繁华的真相,都像沉船一样压在传说的底层。我们不能相信在杜甫的时代还有吏夜捉人,到了晚唐就变成敦敦睦睦,但也并非所有的残酷都由诗篇负载,在晚唐的幽谷中提灯而行的诗人们,依然能停车坐忘,再继续或长或短的旅程。

西方诗人到中国,没有象金斯堡这么认真的,很多人乘着对东方的梦幻而来,终于梦醒而无法记下真实感受。金斯堡可是在河北的雾霾中走来走去晃了一个多月,并准确地侦破了潜伏于不变日常的秘密。在他的那几首诗里浓缩着人们怎样贩卖,怎样上班,怎么承受,怎么忘记。这些诗,和他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诗一起,并入了他滔滔不绝的诗流。比起那些关于美国的怨言,他对中国的怨言是曲折的,隔着一张机票,他随时可以退回纽约的狂歌中。

美国诗人金斯堡(1926-1997)

美国诗人金斯堡(1926-1997)

中国人虽然没有能给他一个太子太仆的虚衔,但也尽到了对一个垮掉派诗人的礼遇。当年海明威来中国,得到的是两大箱威士忌和各种笑而不语,比起来金斯堡很幸运了。他的手伸到了河北,双脚则伸向寒冷的上海,大脑袋躺在了长江上游的忠县,如果他不解释一下那里曾是白居易为官的地方,连中国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

金斯堡写过读白居易的诗,若是白居易读到它,也许会这样礼貌地写信给上海市长:“我的朋友诗人金氏名斯堡,渠来自阿美利加之邦。其诗风,既非馆阁,略少婉约,乃称垮掉。虽俚俗而抱朴,遂谑浪以矫正,其诗之范也。……今闻渠远渡重洋到达松江,我亦曾在不远的两个天堂担任州长……”

金斯堡晚年喜提名望,既是自喜,也是反讽。在金斯堡,敌人从未变过,是美元,是总统,是中情局,华尔街,是权力,也是世俗庶民。金斯堡终生在曼哈顿下东区以打坐之姿态迎来送往,白居易在东都洛阳破旧的宫殿下避世,都是诗人的攻守之法,亦不无安全感投射在其中。安全感往往不是诗能为诗人提供的东西。安全感即是对生命之不安的表达式。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是多数诗人要面对的结局。在唐代的傍晚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纽约也不例外。卧室的安乐永远在外界的忧患包围之中化成个体的寂寞。

不同于白居易的是,金斯堡晚年被他反对的东西包围,他越是反讽,越像臭豆腐一样喷香,最后他和他的对立面合成了一股力量,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想想肉身的迷离,只有堂吉诃德不可辜负。凯鲁亚克没有机会面对晚年问题。石川啄木也没有,他二十多岁就死去了。松尾芭蕉的晚年是其中年的延续,他在叹息中一直没有变老。而罗兰·巴特死在他晚年刚开始的时候。

罗兰·巴特(1915-1980)

罗兰·巴特(1915-1980)

晚年相对于青年来说,是一种反动,是异化,老人们懂了许多,却无法把它告诉年轻时的自己。而夭折的青年,往往比被时间折磨死的人更值得惋惜。然而,这却是一个虚假的话题,是中途的沉船与岸的关系,中间是消逝不停的流水。

罗兰·巴特以为现成文本做手术而著称。他关于巴尔扎克和歌德作品的再生发,远远超出了原著者的想象。他讲授《小说的准备》,是在去世前两年,以小说在别处的不可能照亮小说,说尽此种文体的睡前失眠状态,像一个个呵欠,翻身转侧,一次次数羊,拒绝入梦和开始。而这个状态实际上就是小说无法在文本中包含进去的部分,它们是小说出世前的胎中物语,是小说的三维所投影出的更多维度,如果小说写作意味着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且惟一,那它失去的部分,最好是归哲学家所有,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做哲学的人。

就思想这一值得重塑的行动而言,海德格尔排斥一切做哲学的人。他说,谁才配思想?一个配字,崩坏所有人。他说那些谈论思想的人,离思想都还远,思想既不是被他们谈论的东西,也非谈论本身。思想是一种出发。当然,那些谈论焦虑的人,也并不配焦虑。一点名声的糖果就可以让他们甘甜。

1944年德国败象已显,海德格尔开始了他后半期的哲学生活。他隐居在山中,用半年写出《乡间路上的谈话》,由一个学者,一个向导,一个研究者组成的散步团体,实际上就是海氏自己。

他在三人中安排猜想者,试探者和保守者,而由猜想者做平衡,试探者大胆进入议题,保守者试图纠正。当然这只是一种权衡的说法。三人的角色是灵活的,三位一体,在同一个方向的乡间路上,朝着星光闪动之处行进。

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对待物(对象及表象)的姿态:“泰然任之”。他不断地试探这个姿态的可能疆域,在他更后期的著作中,这种试探最终走向哲学的终结。这篇谈话的最后一段谈到了等待,因为人是不会真的走向终结的,他只能等待,并且最好是,泰然任之。而在东方,佛陀那边,关于泰然任之这件事的种种表述或不可思议,也有个对应的思维,那就是“法尔”。但他又说,法尚应舍,实无一法可得,不存在最后的路,撤掉梯子再来看,从那里有个出发。

来源:腾讯新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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